她們讓我們反觀自身的命運

經過親身的了解和體驗，詩人、作家丁燕在《工廠女孩》一書中，描寫了女工形形色色的生活，繪製了一幅幅女工的獨特畫像，傳達出這一群體的生存面貌。之後，她又創作了《工廠男孩》，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與《工廠女孩》共同展現了中國打工群體的生存狀態。《工廠女孩》獲第九屆文津圖書獎，而《工廠男孩》則榮膺亞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書。

壹

《工廠女孩》 丁燕 著 外文出版社 2013年5月2013年3月

《工廠女孩》出版後，很少有人質疑這部作品的文字，倒是有知識分子質疑這本書的動機：你到了嶺南，想去了解女工，你就去了工廠，寫了女工，這個理由太彆扭了！畫外音是：你的目的性太強了，你太功利了。聽到這種質疑後，我吃了一驚。如果再重複那些理由——因為我要寫東莞女性，了解到東莞女性中大多數是女工，便不得不進入工廠——已是老調重彈。現在，我陷入對當年行為的回憶和反思。

我發現，我所有思考的源頭，都基於我對自身處境的梳理。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我進入工廠的行為確實有些唐突。然而，那個問題一直深深地困惑於我：為何我以如此絕然的方式脫離開故鄉，為何偏偏是我到達異鄉，成為遷徙者？而當我在故鄉的既定身份在異鄉遭到質疑和模糊時，我又如何費力，通過各種途徑，試圖獲得新的身份。這個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巨變，是讓我得以理解女工的情感基石。

在新疆，我是個囿於抒情的詩人，抵達嶺南後，如何描述女工，對我是個挑戰。因為2010年秋天的南遷舉動帶有突變性，所以事實上，我對自己所到達的這片區域的地理、歷史、民俗以及業已形成的文學流派，都所知甚少。在一片混沌和茫然中，我努力尋找著切入點。於是，那個想法便冒了出來——與其採訪別人，不如自己去體驗。細細想來，當初促使我走進工廠的緣由，只是出於一種模糊的本能，完全匱乏精於世故的算計——我試圖用最笨的辦法來解決必須解決的難題。

在歷經了找工作、進車間、住宿舍等系列工廠生活後，2012年，我開始寫作《工廠女孩》。我無意參與宏大敘事。我的出發點是「小」——小地方、小場景、小人物、小事件。但所有的「小」，都必是我所見、我所體驗。我試圖在個人化的情景中，對大時代進行驚鴻一瞥的打量。

在樟木頭鎮的寶山，我那間小小的居所里，我陷入癲狂寫作：每日至少五千字。寫作過程異常順利，幾乎算得上酣暢淋漓，不帶一點磕絆。我寫了車間里工作的年輕女工，下班後住在瓦房裡的老年女工，有著深刻矛盾的女工母女，試圖通過學習擺脫命運束縛的女工，為抵抗邊疆寂寞而置身喧囂的女工，我甚至還寫到三個不同類型的女工，她們的前身皆為女工，後來都成為別人包養的情婦。對她們，我皆持著一種超越道德立場的同情，我的同情出於對生命本身的悲憫。我不僅僅只是為了呈現女工生活，我試圖通過對女工的實寫，來反觀我們自身的命運，因為我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女工。當我對人性進行挖掘時，我會感到自己並不孤獨。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多人都生活在體制內；到了八九十年代，單獨的個體和整個體制之間有了衝撞，並因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滋生出尖銳矛盾。而這個流變和遷徙的時刻，正是新舊道德相互糾纏和更替的時刻。傳統的倫理和價值觀遭到顛覆，舊東西在崩毀，新東西在滋長。面對生猛的生活現場，人們總感哪裡不對勁，但置身其中時，又不致感到恐怖。2010年之後的我，亦加入遷徙大軍，從新疆南遷廣東。我和女工變得一模一樣，成為了那種「企圖超越出身的人」。如果沒有了這個前提，即便我寫出了《工廠女孩》，其韻味，也和現在大相徑庭。

寫農民進城後的「亞城市生活」，並沒有統一模式。每個作家的出發點不同，個人境遇不同，寫作的趨向性便不同，但只要作家的調式是嚴肅而深刻的，即便作家用了貌似通俗的故事，都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那種文學的氣味還在。寫《工廠女孩》時，我注重單個故事的完整性，整體推進的速度感，詞語嫁接的陡峭，現場氛圍的營造，以及首尾的連貫呼應。我喜歡用乾淨而犀利的語言，字詞間充滿信息量。我還借鑒了很多電影的表現手法：遠景、近景、特寫、長鏡頭。

我希望我的觀念在作品中以彌散的方式表達出來。我無意販賣底層之苦——我想表達的東西更晦澀。那種強烈的對底層的同情，在我這裡是不需要的，我需要的是一種間離：從現實的情感中抽離出來，建立起一個敘事人，由敘事人講述他所經歷的一切。這樣的作品可以調動讀者的理性，促使他去思考。我更在意普通人在現實中的具體選擇，以及選擇背後的困境，那些看不見的灰色曖昧，那些難言的困惑。我更在意人物之間的情感，他們的關係，他們和環境的張力。當我表達時，我力圖用一種平等的視角，以相對客觀的姿態來講述。我希望文字自身能去說明，這比事先擬定好主題再去採擷證據要好得多。

我並不覺得《工廠女孩》是在寫底層，而是呈現出當代中國一個普通二線城市的生活剖面。那種生活是很多人的常態。所以，我並不在意《工廠女孩》的歸類，也不在意有人對它的質疑，但我在意讀者的反饋意見。無論他們說了什麼，都清晰地顯現出這樣一件事：他們曾閱讀過這本書。文學的勝利絕不是題材的勝利。對作家來說，還是要花大力氣在文本上。當讀者進入閱讀時，能感受到作品的每一寸都是鮮活的，那才是作家最終的勝利。

貳

《工廠男孩》 丁燕 著 花城出版社 2016年6月

2013年，當《工廠女孩》出版後，我開始籌劃《工廠男孩》的寫作。但這一次，我想寫得和此前作品有所不同。在研讀了大量紀實類作品後，我發現觀察方式的不同，會導致文本的完全不同。

以往人們習慣的那種觀察方式，我戲稱為「緯線式」——在一個相對一致的時間點上，通過作家本人的移動，分別擷取不同地點所發生的不同故事，再將其連綴而成。這種寫作的核心是根據多個事實來詮釋一個中心。這種寫作會導致在寫作之前便要確定下中心，再根據中心議題來選擇「相配的」材料。這種辦法堪稱「短、平、快」，很容易出活，但也很容易讓作品流於表面，因為中心一旦確定，就很容易讓作家在觀察時主觀性地簡化生活，而只挑選對自己有用的材料。

我試圖用「經線式」的方法來觀察——尋找一個固定的地點，以時間為豎軸來展開觀察，反覆目睹依附於那個點上的種種事物，先記錄下來，再慢慢篩選。「經線式」和「緯線式」的最大不同，是「經線式」呈現出的變化帶有很強的不規則性和不可預見性，因為它的主題從一開始就不是清晰的，確鑿無疑的，但又因為時間足夠充沛，最終呈現出的那些事物發展的軌跡，會自然形成某種意義（比事先預定的要更複雜更多樣）。

我選定東莞樟木頭鎮的工廠路作為觀察對象後，便搬進電子廠女工宿舍，夜晚去男工宿舍採訪，白天反覆行走於街道。從2014年春節後電子廠放鞭炮開工，到2015年春節前工人們買火車票準備回家，整整兩年，我在工廠路耗盡了我的周末和假期。我經歷了各種古怪境遇：暗黑夜道、超級暴雨、驕陽下的悶熱、凌晨大王椰旁的星星。這條路經過時間的打磨，已在我的瞳孔中變得腴軟。穿行其中，我不再是陌生人，也不再是偶爾的觀察者，甚至已是這路上確鑿的一分子。這種「觀察行動」看似非常簡單，卻令我為之亢奮著迷，因為我並不知道我要找什麼。而我又確信，只要我去找，變化一定藏在各個細節中。

想寫出一部好作品，和採訪對象只有一兩次謀面是不夠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紀實作品是一種對印象的確認，所以，作家在觀察時要對細節格外留意。如果作家的野心更大，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富深度和個性化，那就必須尋找到那些實際存在，那些乍看起來是不合理的，甚至有些古怪的細節。然而，即便是具備超強觀察能力的作家，短時間內的記憶都是有限的。

於是，這種貌似笨拙的「經線式」辦法便成了最有效的辦法——將時間拉長，再拉長，拉到足夠長，讓作家在一個相對充裕的範圍內，反覆觀察一個點；讓作家像攝影師般，通過近景、中景、遠景等不同角度的考量，通過對整個場域的顏色、光感、聲響的考量，通過對人物和人物之間內在關係的考量，塑造出一幅鮮活的立體畫。寫作的過程就是整理細節的過程，通過思考來慢慢品咂，分類，最終用一個豹紋的斑點來映射豹子的全貌。

叄

2016年5月，《工廠男孩》出版了。可以說，如果沒有《工廠女孩》，一定不會有《工廠男孩》。

從16歲發表處女作至今，已過去了太多年。那個葡萄園中的女孩已變成了工業園旁的母親，而我仍然在寫。我渴望通過書寫建構起一個小世界——我的世界。無論身在何處，我的寫作永遠都是從葡萄園的根部開始的。葡萄藤在冬天被泥土埋起，到了春天「開墩」，再將枝蔓搭在架子上成長。對我來說，千里萬里的路程，都是那根藤蔓的延伸。

像疼愛頭生子般，我珍愛我的這些文字，因為它們是從我的個人經歷中結晶而出的。紀實中的「我」是個他者，盡量做到客觀，像瑜珈修鍊者般嚴謹穩定。在書寫中，我不斷地修補和改寫我的命運，力圖讓自己變得更像那個「想像中的我」。

我覺得作家無論從事哪種文體的創作，都要以一種職業寫作的態度來要求自己。要想讓作品達到藝術上的精微，作家就不能不嘔心瀝血。作家要像苦行僧，在絕境中靠意志和冷靜尋找生機，以自己的觀察和體驗，表達出獨屬於自己的看法和感知，並同時廓清了人和自我，人和他者，人和天地的關係。寫作的偉大意義正在於此。（文/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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