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你走進元代文化——審美的格調

在中國歷史上，元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一個以儒家文化為基礎，並包融游牧文化、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的時代，其文化心理自有特點，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其重要地位在於：傳統文化中重整體、輕視乃至泯滅個體的思維方式開始發生裂變,前、中期封建社會以「靜」為核心的審美心理開始朝著動態的方向演化，並由此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審美心理的主要格調，明清具有近世因素的、以個性解放為核心的文化心理實濫觴於元代。因此，研究元代文化心理，對於全面認識當時社會文化心理的特徵，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元代文化心理的演進，大體經歷了四個時期。對13世紀中葉前後的中國來說，那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歲月。

宋末到元初至元（1264-1294年）前後，為第一時期。從1211年成吉思汗進軍華北，到1234年闊窩台滅金，1279年忽必烈滅掉南宋，原宋、金國土經受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洗禮。元蒙貴族入侵中原之初提出的「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道碑》）的治理方略，曾使華北大片土地幾乎淪為牧場。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視政策，加劇了蒙漢民族之間的矛盾。長達數十年的科舉制度的廢除，堵塞了大批漢人知識分子的進身之階，使宋、金為之樂道的儒雅之風幾乎斷絕。「政治上的迫害，經濟上的剝削，種族的歧視與階級的區分，幾乎徹底摧毀了傳統的禮法制度與精神文化。而固有的社會狀況、文化傳統與價值判斷，也因異族的不斷接觸、不斷衝擊，而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大變動。向來重實際經驗、不重視幻想的固有理論觀念被打破，維繫人倫的儒家思想受到空前打擊。」（耿湘阮《元雜劇所反映的時代精神》）

《楊竹西小像》 元 王繹、倪瓚

與此同時，元蒙貴族不斷地進行著向南海、西亞、歐洲、非洲的征伐戰爭。戰爭既是一種災難，同時又是傳播文明的一種途徑。中國古老的文化、手工產品通過這一方式傳播海外，歐、亞、非諸國的經濟、文化也由此而傳入中國，元代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東西互動」的又一個繁榮時期。「一方面因禮教不受重視，於是社會上有種種悖理、鄙陋的事發生，一方面則因擺脫了舊傳統的束縛，思想界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之風氣」（同上）。這些都強烈地震撼著我們這個民族經長期積澱後形成的固有的文化心態，使慣常的文化心理產生著從未有過的裂變。從元滅金到滅南宋這段時間出現的返儒心理、隱逸心理、憤世情緒以及崇尚陽剛的審美心理，正反映了元代初期一個時期中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徵。

活躍在東平書院的一批漢族知識分子如楊奐、商挺、王磐等，「講究經史，推明治道」，辦學校、興禮樂、行科舉，使「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元史 . 宋子貞》）。以許衡、楊惟中、姚樞等人為首的燕京太極書院，在「權臣屢毀漢法」之時，以二程、周子之書教授子弟，「勸之以洒掃應對以析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善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虞集《送李擴序》》。不少文人士子在他們的著述和創作中宣洩著對那個時代的強烈不滿，他們揭露「仕途盡看鼠為虎，若輩卻教龍作魚」（劉因《壽田處士》）的不合理現實，詛咒「這壁攔著賢路、那壁又擋著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馬致遠《薦福碑》）的黑暗時代。他們向那個民族統治的時代發出強烈控訴，「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關漢卿《竇娥冤》）。這一時期，一部分知識分子淪落於社會下層，他們「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流連光景」（郝經《青樓集序》）。還有一些人抱著不與元廷合作的態度，走上隱逸之路。和過去時代相比，元蒙統治者對隱逸之士表現出少有的寬容，這使得元代的隱士們在民族統治下面，尚能保持自己那麼一塊「凈土」，使自己的心靈在其間盡情地遨遊。然而應當看到，那種「世間塵綱密，江上釣絲輕。不羨魚蝦利，惟尋鷗鷺盟」（黃庚《魚隱為周仲明賦》）的閑適，掩飾著的卻是他們內心由於人生價值的失落而產生的巨大痛苦。

一方面是上層統治階級因擴張而表現出空前的狂熱，一方面是社會下層因對社會現實不滿而產生出少有的激憤，這使得元代初期幾十年的審美心理具有崇尚陽剛的特點。這個時期的詩歌，「歌謠跌宕，挾幽並之氣」（郝隱《遺山先生墓銘》），這一階段的散曲，「終帶穹廬煙月」（邵復儒《蟻述詞選 . 賀新郎序》）。而前期雜劇則以本色為主，多帶北曲勁切雄麗的特點。「國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習，率皆粗豪」（顧嗣立《元詩選 . 三集》），可以說是對這一時期審美情趣的一種高度概括。

至元後期及元貞（1295-1297年）、大德（1297-1307年）年間，是元代文化心理演變的第二個時期。元滅南宋，南北混一，南北文化相互交匯。由於統一後的元蒙貴族需要守道有恆之士，因而南方由朱熹加以完善並發展的道學開始北上。但南宋末年的道學講究詞華，空談心性，因而受到北方之學的抵制，而北方之學的過於凝滯之處，則受到南方朱陸合流思想的衝擊。這種南北文化交流撞擊的文化氛圍，使這一時期的文化心理呈現著過渡時期斑駁陸離的色彩。至元後期及元貞、大德年間文化心理的第一個特點是崇雅。雅者，「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虞集《飛龍亭詩集序》），商挺、張九思、李謙、王惲等人的雪堂雅集，李庭賓、王繼明諸人的遐觀台唱和，王義山、胡希宣、李元明等人的西湖酬唱，戴表元、王潤之、顧伯玉諸人的杭州張園宴詠，表明這一時期文人士子唱酬風氣的盛行。而尤甚者，趙孟頫以「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顧嗣立《元詩選》甲集），袁桷以「文採風流，遂為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清容居士集》），成為開延風氣之先的人物。國家統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風流未墜」（《閑居叢稿》），正是這一時期崇雅之風的寫照。

《天池石壁圖》 元 黃公望

其次是求靜，這是程朱理學持靜、觀物、適懷思想在文化心理上的反映。這一時期人們對平淡自然美學趣味的追求，正是求靜心態的表現形式。吳澄「自然而然之為貴」（吳澄《陳景和詩序》）的主張，丁叔才「清淡有悠然之興」的詩格，盧疏齋的清新飄逸，「意尚清拔」（吳澄《丁叔才詩序》），雜劇中神仙道化思想的勃興，散曲中廣泛表現出的隱逸主題，代表了當時求靜文化心理的主要傾向。

第三是尚己。南方朱陸合流思潮的北上，使其中追求一己之性的一面在北方相對寬鬆的思想氛圍中進一步得到擴展。站在合會朱陸社會思潮頂峰的吳澄，被世人稱為非朱子之學，乃陸子之學。他主張「辭由己出」，反對「識跡已然之跡，聲同然之聲」（吳澄《皮達觀詩序》）。此時的胡祗遹以他的狂浪不羈，主張「自抒胸臆，無所依仿」、「無所雕飾」，被後人稱為「作媟狎倡優之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儘管這種尚己之風在當時不甚顯著，但它在元代文化心理發展過程中卻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延祐至天曆（1314-1330年）之間，元代文化心理發展到一個重要時期。此時元統一天下已久，時際承平，南北文化在交流中漸趨一致，世人之心亦趨於平淡。加之延祐開科，「貢舉法行，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程朱理學被定為國是，「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歐陽玄《趙忠簡公祠堂記》）。前人論及這一時期，大都推之為元之盛世。楊維楨雲此時「上逾六朝而薄風雅」，「下顧大曆與元佑」（楊維楨《王元齋集序》）。歐陽玄雲「延祐以來，彌文日盛……而趨於雅正」（《羅舜美詩序》）。清人顧嗣立《寒廳詩話》亦云:「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雅正，正是這一時期文化心理的突出特徵。「正」即正乎封建理學之禮義，雅則熔元貞、大德間儒雅、平淡之風於一爐。延祐四大家「寓意深遠，託詞溫厚，反覆優遊，雍容不迫」，「美刺婉曲而不露」（楊載《詩法家數 . 五言古詩》）的主張，正是上述二者的自然結合。只是這一時期的文化心理在繼承和延續元貞、大德間風流儒雅、詞氣高華、沖澹悠遠的風氣時，卻拋棄了已出現的尚己傾向，泯滅了剛剛出現的那種張揚個性的精神。《四庫全書總目》雲:

元大德以後，亦如明宣德、正統以後，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淺顯不支，雖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謂之盛時則不可。

雖是論文，但也可以看作是對這一時期文化心理較為公允的評價。

元末至正年間，是元代文化心理發展的第四個時期。這是一個天崩地裂、劇烈動蕩的時代，首先由於社會長期穩定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東南沿海商業經濟空前繁榮，泉州、廣州、上海等商業都市蜂擁而起。機戶出資、機工受值的僱傭勞動關係開始出現（徐一夔《織工對》），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具有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經濟。第二是自至正八年(1348年)以後，在南中國出現了農民起義軍群雄割據的局面：朱元璋在浙東，陳友諒在江漢，張士誠在吳中，方國珍在慶元，明玉珍在四川。之後朱元璋統一群雄，揮師北上，逐元帝於漠北。前者的出現，使東南沿海文化呈現出一種追求物慾、金錢和精神享樂的市俗化、個性化傾向。東南部地區出現的奢侈之風，是這種市俗化傾向在社會上的普遍反映，表現於吳中詩人創作中的對於自我個性的張揚，把衝破封建理學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推向元代能夠達到的高度，從而使元貞、大德間出現而在延時期又消失了的尚己之風得以延續和發展。群雄割據、四海騷然的政治現實，使社會各個階層都在重新調整著自己的價值觀念，以不同的方式來適應社會巨變。吳中詩人以唱酬來宣洩心性，浙東諸儒借事功以建功立業，江右、閩中文人集團分別發揚光大陸子之學和朱子之學，他們各抒己見，著書立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學術空氣。宋濂的「龍門子」、劉基的《郁離子》、孫大雅的「東家子」、葉子奇的《草木子》、楊維楨的《東維子》、倪雲林的「雲林子」、徐達左的「耕漁子」、王彝的「媯子」，均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著個人的心靈和抱負，充分表現出元末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時代心理。

二

《夏山高隱圖》軸 元 王蒙

元代的文化心理具有哪些特徵呢？

首先是思維方式上的開放性。任何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都不過是那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產物。當元蒙貴族的鐵騎在歐、亞、非廣大領土上狂奔之時，當中國的陶瓷、絲綢，外國的香料、寶石、象牙等在東西交通的路線上來回穿梭之時，當中國南北海運、漕運暢通，從而大大縮短了南北交往的路程和時間之時，中國人的視野大大擴展了。長期以來為人們所慣熟了的「內省」式的封閉性思維方式中，開始滋生出開放性的因素，這一點恐怕是人人都不會否認的。而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在元代重新勃發並賦予那個時代特色的對於人的價值、尊嚴亦即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是上述開放性思維方式的重要表現。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中，由於天道運行、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觀念的影響，人們已經習慣了那種從天人一體去考慮問題的整體性思維，個人的價值和尊嚴都被納入到這一整體中去考慮。而且愈到後來，個人生存的意義越來越被泯滅。這並不是說，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中沒有重視個人價值的成分存在、沒有重視個人生命意義的人文主義精神。在孔子「乘桴浮於海」及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論述中，在荀子「人定勝天」的思想中，在百家爭鳴的先秦乃至接納萬邦的盛唐帝國，人文主義精神都曾熠熠生輝。但人類積澱下來的思維方式，是不斷變化的，並且這種變化是一個非線性的、不斷發生裂變、遷躍的過程，它隨時代的變遷而變遷，但變化中又蓄涵著較多的歷史遺存。其中有些部分，往往彼消此長，呈現出螺旋式發展的趨勢。宋代理學的出現，使傳統思維方式中重個人價值的部分被扼制到最低限度。宋代一些著名的文人如蘇軾身上表現出來的曠達，充其量不過是他們在那個時代氛圍中的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南宋陸九淵的心學，從理學內部對此不合理的部分進行調整，並很快形成了南宋後期調和朱陸的局面。但南宋並不具備個人意識勃興的客觀條件，因此，表現在思維方式中的上述開放性因素並未得以發展。元滅南宋之後，南學北上，那種重視個人價值的思想才在北方相對寬鬆的學術氣氛中找到滋長的土壤，它在元貞、大德間初露頭角，到元末時形成不可遏止之勢。儘管它在很大成分上是以個人官能慾望的滿足為表現形態，但它對傳統思維方式的揚棄以及表現出來的鮮明的開放性特徵，是毋庸置疑的。

元代文化心理的第二個特點是它在心理結構上的寬容性。心理上的寬容和思維上的開放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狹隘保守的思維方式往往具有嚴重的排他性，元代在比較短的時間能夠實現各民族之間的融合，與心理結構上的寬容不無關係。當元蒙貴族剛剛進入中原的時候，中原的一批漢族知識分子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夏夷之防」觀念的禁錮，以「以夏變夷」的態度去對待突如其來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當時人們所持的那種「中夏夷狄之名，不藉其地與其類，惟其道而已矣」（何士庚《河內祠堂記》）、「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郝經《與兩淮制置使書》）的看法，表現出對不同民族文化少有的寬容。在元蒙貴族統治中國的近百年時間裡，在政治上採取的是黑暗的民族統治政策，但在思想文化的統治上面則是比較寬鬆的。他們在固守著自己的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對其他民族的文化並不排斥。元初的統治者聽從耶律楚材、許衡的建議，開始施行漢法，使程朱理學在北方得以廣泛傳播。儘管他們的做法屢屢遭到元蒙貴族內部一部分人的反對，但在延祐年間，理學還是取得「國是」的地位而成為有元一代主要的統治思想。這是理學自宋代產生以來，第一次上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對於其他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元代均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元代道教、佛教頗盛，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都信佛信道，特別是元代中後期，佛、道二教活動盛極一時，道觀林立，佛僧無算。由於色目人在元代的特殊地位，伊斯蘭教在元代廣為傳播。從唐武宗以來一直受到排斥的景教，在元代再度復興，並隨著元朝與羅馬教庭的往來，改為天主教，大德年間在中國建立起第一座天主教堂。這些不同教派與思想的共存，推動了元代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上述這些，若沒有元代那種寬容的社會心理，恐怕是不可能的。

《墨竹圖》 元 吳鎮

審美心理上趨動性因素的出現，是元代文化心理的第三個特點。元代以前，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審美心理，是和中國封建社會君臣、父子等凝固的人倫觀念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中庸觀念聯繫在一起的。發情止義，含蓄蘊藉，溫柔敦厚，中和之美，成為這種審美觀的基本特徵。隨著程朱理學的出現，其「靜觀」、「自得」的哲學思辨，使得傳統的審美心理愈來愈朝著靜態美、和諧美的方向發展。不可否認，傳統審美心理中也曾出現與上述不甚一致的審美追求，不少人也曾提倡和追求主體審美創造上的暢神自由，但那種暢神自由充其量不過是其內心的暢遊和平靜，因而它實質上和傳統的靜態美、和諧美的追求十分接近。而元代的審美心理，卻打破了傳統審美心理的格局，在審美內涵、審美形態和審美方式上呈現出趨動的發展態勢。元代文學中對「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的社會的無情批判，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中呂 . 山坡羊 . 潼關懷古》）的封建社會本質的揭露，乃至對封建帝王的揶揄和嘲弄，其批判性達到了前此文學中從未有過的高度。元代文人在作品中一覽無餘地披露他們「伴的是銀箏女銀台前理銀箏笑倚銀屏，伴的是玉天仙攜玉手並玉肩同登玉樓，伴的是金釵客歌金縷捧金木尊滿泛金甌」（關漢卿《南呂 . 一枝花 . 不伏老》）的浪子生活，展示他們「衣不異，糧不休，男女欲不絕，黃白朮不修」（楊維楨《大人詞》）的理想追求，他們在物慾追求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直率和大膽，足以使他們以前的文人們瞠目結舌。元代文人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審美形態，如戲劇有本色、文采之分，散曲有尖新、直率之譽，詩文有宗漢唐、宗魏晉之別，元畫有趙孟頫的儒雅與從容，也有元末四大家的枯淡與豪邁。音樂分南曲、北曲，前者婉轉舒緩，後者雄渾短促。元代建築既繼唐宋之制度，又熔游牧部族、西夏、阿拉伯、波斯和歐式的風格於一爐。元代審美方式也呈多樣化的特點，僅文學而言，除傳統的詩、文、詞之外，戲劇、散曲等通俗文學得到繁榮發展，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登上文學的殿堂，成為有元一代文學的主流。文學審美內涵中批判性、主體性成分的加重，審美形態的多樣化和審美方式的多元化，無不體現著元代審美心理由靜到動的發展走向。

三

對於元代的文化心理，應當做出什麼樣的評價呢？

首先，元代文化心理是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組成部分，它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心理向後期的重大轉變，明、清兩代文化心理中有許多成分是來自於元代文化心理的影響。元代朱陸合流的思想開了明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並最終引起明代中後期反理學社會思潮的出現，其尊重個體意識的個性化精神，開啟了明代中後期以個性解放為核心的浪漫主義思潮和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成為明清啟蒙思想的重要標誌。

《王羲之軼事帖》（局部） 元 趙孟頫

在明代中期開始復甦，到明代中後期發展到高峰，並在清代中葉重新振興的資本主義萌芽經濟，曾經把中國推向和西方文藝復興雙峰並峙的地位，這實際上是元代文化心理中開放性思維的延伸。元代審美心理中的趨動性因素，到明、清兩代表現得更為明顯。由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及湯顯祖的「情至說」，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王夫之等人要怒、要激、要憤的審美思想，乃至清代袁枚、黃景仁等人「提筆先須寫性情」（袁枚《答曾南村論詩》）的詩歌精神，明清小說中對具有個性解放的民主思想的歌頌，一脈相承地呈現著一種起躍跳蕩的審美格調，與傳統的溫醇柔靜的審美心理大相徑庭。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雲:「古今之變，至秦一盡，至元又一盡。」可以說道出了元代文化心理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元代文化心理是明清啟蒙思想的濫觴，這一點，就是今天也應該加以肯定的。但是，元代的文化心理畢竟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特徵，其對社會的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統治的黑暗為原因的。

元代審美方式多元化局面的出現，特別是雜劇、散曲等通俗文學登上歷史舞台，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仍是文士在民族統治之下走投無路所致，這些都無疑使元代的文化心理帶有鮮明的民族壓迫的色彩。元代文化心理中尊重個性的精神，與近代中國出現的民主啟蒙也不可同日而語，其中過多地重視物慾、色慾的地方，並不為我們今天所取，它在發展過程中還不時地伴隨著傳統觀念中扼制人性的那部分思想的影響。元貞、大德間出現的重主體意識的思想，到延祐時幾乎蕩然無存，就是元代後期吳派士子在高揚個性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與他們的行為並不協調的發情止義的倫理教條。可見，元代文化心理中的個性化精神，只不過是傳統文化心理內部的一種調整，因此，過高地估計元代文化心理的地位與作用，也是不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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