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漢：一個曾震驚中外的晚清「恐怖分子」 | 短史記

文史 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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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清末（義和團運動之後），漢中孤兒院兒童與兩位修女留影

文 | 諶旭彬

1891年夏秋之際，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突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自5月至9月，東起上海，西至宜昌，長江沿岸幾乎所有的教堂、教會學校及慈善育嬰堂，都遭到了暴民的圍攻和焚毀，財產被搶掠一空，傳教士和教民死傷枕籍。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這次事變使我感到十分驚訝……沒有一個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內。」①

暴力恐怖事件的幕後煽動者

在清廷和外國傳教士的共同調查之下，暴恐事件的幕後煽動者——周漢，一名湖南鄉紳——漸漸浮出了水面。周自幼熟習儒學，太平天國之亂時投身軍旅，因功被保薦為陝西補用道（無實職，可領薪餉）。後自絕仕途回長沙閑居，與該地書商過從甚密。閑居期間，周撰寫了大量的反教煽動資料，流傳至今者尚多達三十三種。這些資料大部分寫於1890-1892年間，印刷量很大，並以免費的形式散發，故遍及長江中下游省份——僅其中一本名為《鬼叫該死》的小冊子，就印刷了80萬冊之多。②

周漢是一個相當出色的煽動家。其撰寫的宣傳資料，全部使用大白話，用詞粗鄙，高度迎合底層民眾的認知能力。如把耶穌說成「豬精投胎」，把傳教士稱作「鬼叫頭」；指控傳教士「制迷藥」把教民迷了，「進了鬼叫，老婆媳婦女兒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願相陪那鬼叫頭睡覺」；並撰刻諸多圖文並茂的宣傳品，向不識字的民眾直觀展示傳教士「挖眼剖心」的場景。同時，周漢也兼顧到了知識階層。在《鬼叫該死》里，他指控傳教士：「鬼叫都有妖術，切得婦女們崽腸子、奶尖子、孕婦胞胎，小孩子腎子，他拿去買去鬼商人配製照相的藥水，熬煉銅鉛，每百斤銅鉛熬得出八斤銀子。凡從叫的死了，鬼叫頭不準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賣去配藥，還哄人說叫做『封目歸西』，你們說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哩！」③——魏源在《海國圖志》里也有同樣的說法：「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④魏是湖南人，且號稱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兩湖知識界影響很大。

《鬼叫該死》里的內容，既與《海國圖志》趨同，其在兩湖知識界心目中的「可信度」，自然上升不少。

在周漢之前，儒家知識界與來華傳教士曾產生過不少衝突，但從未出現過「肉體消滅」的恐怖主義號召。周漢可謂發出這種號召的第一人。

在《鬼叫該死》的扉頁里，周漢題詞：「每人細讀，傳說他人，鬼子再多，定要殄滅」；在《徐五屠夫刊布》（周漢將天主教稱為「豬」，故假託屠夫而作此文）里，周漢號召「怯豬之心不可有，害豬之心不可無」、「害人是賊，害豬是傑」；在《湖南通省公議》里，周漢號召湖南民眾全部起來「驅鬼」，如有敢阻撓、為「鬼」說話者，立即擊殺，屍體棄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將土地房屋賣給「鬼」者，將業主與經辦人全家殺盡，產業充公，作為「滅鬼」經費。⑤這種恐怖主義煽動，終於在1891年釀成「長江教案」，震驚了世界。

圖註：周漢所制煽動宣傳品《豬叫剜眼圖》，散播傳教士挖人眼睛去煉銀的謠言

周漢煽動成功，有四大原因

周漢的恐怖主義煽動能夠成功，就現存史料來看，至少有如下幾個重要原因：

第一，

文化失敗。

儒家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漸處劣勢。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曾參觀、研究過英國的政治運作，感慨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政」，也不如「蠻夷」政體優良。郭認為，中國靠聖人治國，西洋將政治「公之臣庶」。中國聖君相繼，最高歷史紀錄不過四代；「臣庶」自治，卻可繁衍無窮。所以西洋「（立國）愈久而人文愈盛」。⑥但郭的這種視野與胸襟，終屬少數，多數儒家知識分子，都陷入了「文化失敗」的焦慮之中；來華傳教士的文化傲慢，則進一步刺激了這種「焦慮」。周漢的恐怖主義煽動，為小部分激進的焦慮者提供了一個出口——

在周漢的煽動資料里，郭嵩燾被醜化為「四鬼」之一，其去世被醜化成了「受天誅」。周還警告，若湖南再出郭嵩燾這種「四鬼」，民眾應該起來殺光他們全家。

第二，

道德感召。

周漢本人具有一種大無畏的「道德力量」。周高度崇拜儒家古聖先賢，為驅逐異文化，保持儒釋道三教的純潔，對現實的個人利害可以渾然不顧。曾有志同道合者因散發反教煽動資料而被捕下獄，周漢獲知後主動致信湖北巡撫譚繼洵。周在信中坦誠，那些煽動資料乃是自己所撰寫、刊布，若被捕者有罪，則自己乃是罪魁禍首；當局要懲處散播者，必須先更嚴厲地懲處自己，否則自己將去京城赴死。⑦

這種「犧牲」氣質

，為周漢贏得了無數擁躉。

第三，

民意縱容。

整個兩湖儒家知識圈，雖然絕大多數人都是溫和的「和平主義者」，但同時也都是周漢的同情者。周的恐怖主義煽動，很早就引起了湖廣地方當局的注意，但沒有人制止，長沙知府甚至支持生員利用戲台來宣傳《鬼叫該死》。及至發生暴力事件，朝廷諭旨地方嚴懲周漢，兩湖當局仍遲遲沒有動作，

總督張之洞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明言：兩湖知識圈，「贊周之歌謠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長沙三書院尤佩服周」

。⑧李鴻章曾建議湖廣當局另闢蹊徑，查一查周漢有無經濟問題，但什麼也沒查出來。萬般無奈之下，調查組最終的結論是：周漢患「痰迷」之症，精神早已不正常。1897年，「被精神病」的周漢再次鬧事，張之洞告誡下屬湖南巡撫陳寶箴，萬不可將周漢押來武昌，因為當地儒家知識圈大多是周漢的同情者，湖北官場「斷無人敢審」。⑨

第四，

利益誘惑。

民間會黨為了「發洋財」，對周漢的恐怖煽動推波助瀾。暴力事件發生後，當局逮捕了不少參與其事的哥老會分子。據這些人供稱，哥老會決定「鬧教」發財，始於1891年3月份，其辦法是：預備匿名揭帖，到處張貼，散播傳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謠言，煽動民眾攻擊、焚燒教堂，幫會分子趁亂搶掠財物，再雇船沿江逃至它處故技重施。哥老會所散播的「匿名揭帖」，正是周漢所撰寫的煽動資料——當然，

並不是所有的暴力事件都與哥老會有關，但所有的暴力事件中，都能發現周漢的煽動資料。

⑩

1891年的這場恐怖事件，其發生機制，集「文化失敗」、「道德感召」、「民意縱容」、「利益誘惑」四者於一身。這一機制，與今日異常猖獗之恐怖主義並無二致。所幸的是，儒學是一種開放的意識形態體系，清廷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所以周漢的恐怖煽動所釀成的流血事件，尚屬有限。

圖註：周漢所制《射豬斬羊圖》，「豬」，指「天主」，「羊」，即「洋人」

注釋

①田貝致布賴恩函，第1312號，1891年5月27日於北京美國使館，7月2日收到。收錄於《清末教案第五冊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選譯》，P279-280。②呂實強，《周漢反教案》，（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③周漢，《鬼叫該死》，收錄於《清末教案第6冊》，P615-619。④魏源，《海國圖志》卷二十七，嶽麓書社，2011，P882。⑤呂實強，《周漢反教案》，（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⑥郭嵩燾，《使西紀程》。⑦周漢致譚繼洵函，收錄於《清末教案第6冊》，P625-626。⑧致天津李中堂，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發。收錄於《張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5674。⑨致長沙陳撫台，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申刻發。收錄於《張之洞全集》，P7530-7531。⑩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P220-247。

對上文的一點補充

1、張之洞：周漢「辦不能辦，放不能放」

湖廣總督張之洞拒絕湖南巡撫陳寶箴將周漢押到武昌審訊，感嘆周是個極其燙手的山芋：

「若解鄂則審無從審，辦無從辦，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為周漢所笑，且從此更將肆行無忌矣。……若周漢解鄂，斷無人敢審，不敢不以實告，務望在湘省了之。」

2、陳寶箴：讓周漢下獄是為了保護周漢

陳寶箴之子陳三立在《巡撫先府君行狀》中追憶周漢一案，文章說：

「（周漢）積以張揭帖攻泰西教煽亂，為湖廣總督落其職，而海內多獎為忠義，尤為鄉人所信重。至是（1897年）復刊帖布鄉縣。府君（陳寶箴）方痛膠州事，大罹，傳毀其帖。周漢毆傳吏，益橫。府君乃排眾議，下之獄。揪然曰：非然無以全大局，亦無以曲全周漢。」

3、曾國藩：民眾入教是為了逃避朝廷苛政

晚清知識分子「反教」有溫和、激進之分。大體而言，同治年間，知識分子反教多取溫和理性態度；光緒以後，激進暴力反教逐漸成為主流，後遂有義和團運動。曾國藩可謂早期溫和派反教代表，曾認為：

「洋人教術本不足以惑人。愚民所以趨之若鶩者，並非真欲崇奉彼法，以入教則官吏不敢肆虐，一若習教雖有後患，而未若苛政之害民者。若使地方官各得賢吏，……民又何所利而甘心從教乎？」

4、周漢為自己的「反教」行為作辯護

1897年，周漢在供詞中如此陳述自己「反教」的思想基礎：

「大清未定鼎中國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稱大清臣子。今我大清雖受各鄰國侵欺，然一日未滅，我非大清臣子，何國之臣子哉?大清滅，而我降為他國之臣子，萬國萬世所共惡；大清一日未滅，而我預叛大清，降為他國之臣子，尤萬團萬世所共惡，罪不容誅。忠臣孝子，萬國萬世所應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鄰國雖強雖大，何以自守自立哉!」

「各鄰國之教，我不之知。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於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滅，而我降為他國之臣子，服從他國之教；大清一日未滅，而我預叛大清，降為他國之臣子，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罪不容誅。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萬國萬世所應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鄰國雖強雖大，何以自立自守哉。」

周漢將自己的「反教」行為與維護帝國的儒家意識形態（「忠義立國」）結合在一起，直接導致清廷無法從正面對其進行批判，故而只能將他「被精神病」。

5、知識分子與義和團運動之間的關係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義和團的狂歡中達到巔峰。後世反省這場運動，多樂衷於批判其中「群眾運動的非理性」，甚至將其與文革民眾的狂熱非理性相提並論。誠然，這其中或許有某些可資批判的相似之處，但義和團運動與晚清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則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所應負的責任，也同樣湮沒不彰。

1892年的「周漢反教案」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觀察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推波助瀾釀成教案並最終誘發義和團運動的個案。周漢雖有官銜，但朝中並無靠山。張之洞們屢屢不願意動他，所忌諱的乃是周漢身後強大的「民意」（實際上是「紳意」）——整個湖廣知識分子圈，大多數都是周漢反教言論的支持者。

周漢的反教著作，指斥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臟。但這樣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廣乃至整個中國，有著非常廣闊的市場。許多教案表面上看起來，參加者大多數是無知識的平民百姓，但背後真正的策動者，卻恰恰是周漢這些官紳知識分子。他們是鄉土中國「新知識」傳播的主力，他們的反教宣傳與他們在中國鄉村社會的地位和權威結合在一起，最後，催生了義和團的大悲劇。

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其實還能觀察到：1890年代的「維新領袖」康有為與1890年代的「反教領袖」周漢，實質上並沒有多少區別。康和周一樣，都奔走在「孔教救國」的歧路上——只不過，康試圖走上層路線，將儒學改造成「孔教」以對抗「耶教」；周走的則是底層路線，試圖發動底層民眾武力驅逐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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