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治社會」是我杜撰來描繪某種社會形態的一個概念

「權治社會」是我杜撰來描繪某種社會形態的一個概念，在解釋它的涵義之前，我們先來看清人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記敘的一則小故事——

明崇禎十三年四月（1640年6月），工部營繕司主事（從屬建立部的拆遷辦主任）楊所修接到司禮監太監的一道工作指示：為迎接下月夏至日的皇帝出巡祭地大典，請營繕司將皇帝屆時行經之處的「一切排棚、接檐、幌桿」悉數拆掉，「以肅觀瞻」。楊主事早已給京城各坊（相似於街道辦）下發了拆遷文書，如今司禮監既然又有鄭重其事的指示，楊主事於是再一次貼出嚴示：各坊在限期內「務要盡行拆卸」，假如發作拆遷人員趁機訛詐錢財之事，准許民戶到衙門控訴。因擔憂下面「奉行不力」，他還親身帶著皂役到現場督辦。

皇帝祭地經過的中央，是繁華都市，「居處鱗集」，住的不是「公侯貴戚」，便是「紳士內臣」，但拆遷辦一聲令下，大家還是「依限拆卸，並無抗違」。但是，楊主事很快遇到了一個「釘子戶」——在方澤壇泰折街的牌坊對面，「高架脊棚一座」，侵佔了官街。脊棚上有黃紙貼出的大字：「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

這裡需求解釋一下，「司設監」是內廷十二監之一，擔任管理皇室的儀仗資產；「上用錢糧」，即當今聖上所用的物品與資金。能夠看出，這個脊棚來頭不少。但楊主事到棚內查看，發現裡面「並無上用錢糧」，而是一家燒酒雜貨店，店主叫做趙二，是個工商個體戶（當時稱為「鋪戶」）。

楊主事便將趙二叫來盤詰。忽然卻有一名太監挺身而出，自稱是司設監管理官陸永受，反問楊主事是什麼人、意欲何為？態度十分傲慢，又說，這個脊棚就是為「聖駕往回」做準備的，你將它拆了，萬一聖上見怪下來，你擔當得起嗎？

不過，楊主事或許自傲皇命在身，或許看不慣太監的猖狂氣焰，並不買陸永受的賬，先是直言勸說陸不要插手此事，然後又責令趙二「立行拆卸」。請留意，楊主事在講話態度上的差別：對大有來頭的陸永受，「直言相勸」；對市井工商戶趙二，則是毫不客氣停止責斥。結果當然是，楊主事帶來的皂役擁而上，馬上將趙二這顆「釘子」拔掉了。

但是事情沒有完。幾天後，工部的尚書與侍郎（正副部長）帶領營繕司、都水司、太常寺、工科等職能部門的指導，洶湧澎湃到地壇檢查祭地大典籌備工作，楊主事也帶著皂役隨行。就在這時分，陸永受叫了十多名太監，夥同打手王識貨等人，闖入祭壇禁地，在眾目睽睽之下，揪住楊主事又打又罵，還扯碎了他的官服。楊帶來的皂役也遭到毒打，一個叫做董科的班役特別倒運，被重責二十二板，簡直斃命，還被鎖起來帶走。而在場的眾大臣看著楊主事等人被太監群毆，竟無一個出頭過問。

當然，理解明代政治生態的人不會對此感到驚詫。晚明太監權力非常猖狂，欺侮、虐待廷臣如家常便飯，大夥懾於太監積威，也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從發作在明末的這起拆遷糾葛，我們能夠找出彼時社會運轉的若干特性。首先，國度權利凌駕於國民權益之上，假設官府出於某項工程的需求，要拆去民間的物業，只需划出拆遷的範圍，下發一個通知，立下一個期限，民間就得遵照，毫無討價討價的餘地，以至一分錢補償都別想。在上述故事中，楊主事非但沒有提及拆遷補償，還暗示了在拆遷過程中存在「下役需索戶人」的狀況。那些劃入拆卸範圍的「一切排棚、接檐、幌桿」，不論是合法物業，還是違章建築，在拆遷通知書面前，都是浮雲。

其次，勇於對立拆遷通知書所代表的國度權利的，不是合法的物權，而是愈加蠻橫的太監的隱權利。楊主事奉命搞拆遷，其別人都乖乖拆了，趙二為什麼偏偏要當「釘子戶」？無非由於他背後站著一名司設監管理官陸永受，而陸永受的背後，則是晚明官場上錯綜複雜的宦官權力。固然楊主事最後強硬地拆掉了趙二的燒酒雜貨店，但他卻付出了被太監當眾凌辱、毆打的代價。至於陸永受為什麼要給趙二提供庇護，楊主事的記載沒有細說，可能是由於陸趙二人有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也可能是趙二花了一大筆錢向陸購置了一塊「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的牌子。

這便是「權治社會」。千百年來，祖先們依據他們的社會生活經歷，總結出了一些俗語、官諺，恰恰能夠為我們勾勒出權治社會的大致模型：

「官大一級壓死人」。即上峰發出的權利命令，處於權利鏈條下游的人很難聽從，比方明代的「坊」，屬於官方控制的城市基層組織，官府要搞拆遷，就將任務下到達坊，坊必需執行官方的命令，我們難以想像坊會盲目充任民間的利益代表跟官府會談。

「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泛指有後台、有靠山，官場靠山是一個非正式的權利源，其心腹能夠經過關係網路從中取得隱權利。太監敢群毆楊主事，恐怕也看準了楊在朝廷中沒有什麼過硬的後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謂「王土」者，無妨了解為，臣民財富（土）在產權上歸於官方（王）一切。權利控制著經濟資源，市場被鑲嵌上權利場。明末的城市商品經濟曾經相當興旺，卻不斷未能開展出一套結實的產權維護制度，商民的店鋪、居民的住宅，官府找個理由便能夠徵收、拆遷，哪怕是有礙「觀瞻」，也可能會被勒令「盡行拆卸」。

「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權利不只介入市場，而且接收一切社會事務，從官府發出的行政發動令，一言九鼎，莫敢不從。

「官大表准」。人人都有一塊手錶，但走得準不準，不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而是聽官大者的，此官諺隱喻：權利壟斷了是非評判的規範。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官府處處設門檻，無權無勢的平民想做點事情，這也不許，那也不許；而控制著權利與隱權利之人，卻具有特許權。

「破家縣令，滅門刺史」。縣令、刺史（漢代設刺史，本是中央派出監察中央的巡視官，隨後刺史坐大成為封疆大吏，漢後刺史的權利不時降落，明清時所說的刺史，則指州縣長官）雖是居於權利等級末端的小官，但他們對平民百姓的傷害才能卻大得驚人，可使人破家，可使人滅門。即便是衙門的胥吏差役，也能「撿根雞毛當令箭」，比方拿著拆遷通知書「需索戶人」。

「民不與官斗」。既然官府的傷害才能那麼強大，平民百姓的生存聰慧就是儘可能不跟官府發作爭論與對立，官府要拆遷么？那就拆吧，「依限拆卸，並無抗違」，即便發作被拆遷辦工作人員訛詐的事，大約也是能忍就忍了。

概而言之，假如說，原始的叢林社會是由暴力說了算的社會形態，後世文化的法治社會是法官說了算的社會形態，那麼在權治社會中，一切官與官、官與民、乃至民與民之間的事務，即由權利更大者——不論是正式等級制中的權利，還是關係網路所滋生的隱權利——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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