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引起的深思：為何印度媒體鍾愛報道碼農犯罪？

撰文：Ben Crair

碼農新聞標題中，所隱含的怨恨有時會演變為真實的暴力

「他們總是坐在機器前，這讓他們幾乎就跟野獸一樣」

拉奇·達斯(Prachi Das)2月13日被殺害。兇手是她丈夫的朋友巴蘇德夫·傑納(Basudev Jena)。2015年3月2日，傑納來到班加羅爾她的公寓，希望她能借錢幫他還債。傑納後來對警方說，他本來無意要傷害達斯，但在她拒絕借錢給他後，他發了火。他試圖扯下她的項鏈，達斯大聲喊叫，他割斷了她的喉嚨。他試圖逃跑時，房東太太攔住了他，當時他的上衣沾了血。

在印度，報紙業還像20多年前那麼興旺。各種報紙數量繁多，它們精力充沛，為了得到好的報道都會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達斯兇殺案是轟動性新聞，每家報紙都竭力做出與眾不同的報道。《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著重深挖在她屍體旁發現的一盒融化的冰淇淋意味著什麼，印度最大的英文報紙《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拋出另一個罪案推理，猜測達斯喊叫是因為她看見了一隻老鼠，然後導致傑納恐慌。但所有報紙都一致認為此案一個似乎無關緊要的細節極其重要：傑納和達斯的丈夫都是軟體工程師。或者，在印度他們被稱為「碼農」(techie)。

《印度教徒報》(Hindu)和《班加羅爾鏡報》(Bangalore Mirror)的標題是「碼農妻子被殺」。《德干先驅報》(Deccan Herald)的標題是「碼農用刀捅死朋友妻」。經常看印度的報紙，會以為軟體工程師是這個國家最受詛咒的人。幾乎所有報紙都有這類可怕報道，有關一名碼農被指控殺人、強姦、搶劫、勒索、攻擊、傷害、自殺或犯下其他罪行。碼農是受害者時，也同樣具有新聞價值。《印度時報》曾報道「碼農死於離奇事故」和「碼農被推下火車，男子被捕」；《印度教徒報》曾報道「老師剁下碼農丈夫的手指」和「碼農被強灌氰化物中毒身亡」。新聞學長期以來的定律是，「只要見到血，就能上頭條。」在印度，只要有碼農，一定能轟動。

新聞頭條

碼農慘劇的中心就是班加羅爾。位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有印度矽谷之稱，初創公司的數量比印度任何城市都多，除了Infosys和Wipro這樣的印度IT巨頭以外，蘋果(Apple)、谷歌(Google)、IBM、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和甲骨文也都在這裡設有辦事處。班加羅爾1050萬人口中超過10%就職於科技行業，給了記者眾多不幸事件的題材：「三名碼農因香蕉船大打出手而被捕」；「班加羅爾抑鬱症碼農持刀砍傷24人」。

2016年9月造訪班加羅爾時，我遇到的當地人興緻勃勃地跟我細數他們最愛的碼農新聞。一則報道是一對夫妻的保姆偷偷將他們的嬰兒出租給街頭乞討者。另一個是一位軟體工程師假裝占星家哄騙妻子承認偷情，然後用一尊神像將她擊打致死，再後來打電話給機場稱有炸彈威脅，假裝自己是他希望重歸於好的前女友的丈夫。

社交新聞網站Reddit的用戶最近發現，「印度碼農」已經成為類似美國的「佛羅里達州男子」：無能罪犯和不幸暴力受害者的典型。但在印度，碼農也是這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優勢的象徵。

「在一個沒有英雄的社會，碼農是唯一的英雄。」

」

風投資本家穆罕達斯·帕伊(Mohandas Pai)在班加羅爾中央公園附近一棟樓頂層的辦公室說，「碼農是人們非常尊敬的人，」他說，媒體的這些下三濫故事「只不過是為了吸引眼球」。

即使這是真的，這些報道的確能讓讀者產生共鳴。碼農新聞標題中所隱含的怨恨有時會演變為真實的暴力。2016年9月12日，在一家法院下令卡納塔克邦與一個鄰邦共享水源之後，班加羅爾發生了暴動。缺水的暴徒襲擊了設施完善的甲骨文辦公樓，公司不得不疏散員工，暴徒還襲擊了八輛Infosys員工的班車，員工們被迫步行回家，還遭到暴徒向他們扔石頭。

科技本應幫助印度擺脫貧困，但在班加羅爾，科技也加深了富人與窮人、年輕人與老年人、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鴻溝。城市在越來越富裕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無序，變得不再熟悉。如果說科技從業人員是印度經濟的明星的話，那麼碼農就是他的陰暗面——驕縱，不可信，縱慾，抑鬱，有時就是白痴。（一則新聞標題是「戴耳機的碼農遭火車碾壓」。）班加羅爾的市民從這一職業惡魔當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未來以及他們的恐懼。

班加羅爾

Indiranagar曾是一個安靜的社區，現已成為班加羅爾科技園區的中心。百尺路(Hundred Feet Road)從該社區穿過，就好像有人將一條高速路從購物中心穿過。馬路兩邊林立的商店和餐館就像遊行隊伍兩旁的觀眾，屋頂酒吧的音樂聲淹沒了街頭的喧囂。人們抱怨班加羅爾的交通堵塞是印度最嚴重的，百尺路的八條車道經常堵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想儘快抵達目的地，結果每個人都寸步難行。只有漫無目的的牛可以在馬路上隨便通行。

奇拉季夫·辛格(Chiranjiv Singh)是卡納塔克邦的前發展部長，他家院子不大，但樹木蔥鬱，他40年前找到這一處世外桃源般的所在，當時這裡是一片椰樹林，現在他家院里仍有幾棵高大的椰子樹。他家對面是一個阿迪達斯商店，小鳥和猴子已不再造訪他家院子，辛格估計他很快也將搬走。辛格是錫克族人，留著粗長的鬍子，說話聲音輕柔，他說：「因為這些噪音，我不知道我們還能繼續在這住多久。」

班加羅爾科技園區

班加羅爾過去有花園城市之稱，居民以中產階層為主，是印度少數幾個夏天不那麼酷熱的中等規模城市之一。一排排殖民風格的平房周圍環繞著花草、參天大樹，旁邊還有天然湖泊。「我跟印度其他地方的人談論過班加羅爾，發現90%的人夢想退休後到班加羅爾養老。」小說作家R·K·納拉揚(R.K. Narayan)在1977年寫道。班加羅爾的另一個別稱是養老天堂。

班加羅爾的轉變始於上世紀80年代。這個城市曾是紡織業、航空業和電子產業的中心。隨著海底電纜令美國和歐洲公司可以將IT工作外包到海外，班加羅爾成為了外包中心。1985年，得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在班加羅爾開設了軟體設計中心；1993年，班加羅爾軟體和服務綜合提供商Infosys上市；三年後，當地一名碼農發明了Hotmail。到2000年，班加羅爾已建立了出產低成本、高質量軟體的聲譽，全球的公司紛紛聘請班加羅爾的工程師保護它們的系統免遭千禧病毒入侵。2005年，托馬斯·弗雷德曼(Thomas Friedman)寫下了有關全球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靈感就來自班加羅爾。

從1981年到2001年，班加羅爾的人口翻了一倍，達到570萬。這些外來者就是碼農。「我們有了一個新興職業：IT工程師，」班加羅爾國際信息技術研究所的教授巴拉吉·帕塔薩拉蒂(Balaji Parthasarathy)說。IT工程師也帶來很多好處。班加羅爾的居民實際收入增長比印度其他城市快得多，它已成為印度與西方國家的主要聯絡點。

「我們與矽谷的聯繫比德里還要多，班加羅爾是印度唯一的全球性城市。」

」

但IT工程師與養老者以及其他長期居民的生活截然不同。他們講英語，而不是本地的卡納達語(Kannada)，他們住在高層公寓里，小區有門衛看守，配備游泳池和健身房，而不是本地人居住的傳統平房。他們在設施先進的辦公園區上班，在名牌雲集的商場購物，在西方連鎖餐館吃飯，在小資情調的手工啤酒吧休閑娛樂。他們奇怪的生活習慣被當地媒體不遺巨細地報道。

班加羅爾的交通擁堵：本地人抱怨碼農造成了城市基礎設施癱瘓

「碼農」一詞於上世紀90年代第一次出現在報紙標題中，僅僅是因為這個詞比「軟體工程師」更短。讀者喜歡這些報道，報紙編輯很快就派出大量記者去報道這類新聞。「任何關於碼農的事似乎都有更大的新聞價值，」《印度教徒報》的新聞編輯B·普拉迪普·奈爾(B. Pradeep Nair)在他的辦公室說，當天的新聞剛剛截稿。媒體諮詢師伊姆蘭·庫雷希(Imran Qureshi)記得15年前他曾寫過一篇關於欽奈一對夫妻製作兒童色情產品的報道。這個醜聞本身還不夠轟動。「但因為丈夫剛好是一位IT人士，讓它成為了頭條新聞，」庫雷希說。

如今，印度的記者把任何跟IT行業沾一點邊的人都稱為「碼農」。一些新聞標題暗示碼農比其他人更重要，比如「Garuda公交車慘案三人活活燒死，一人是碼農」。還有一些報道的事件微不足道，似乎報紙刊登這些新聞只是為了記者能用碼農這個詞。《德干先驅報》最近報道一名碼農踩上「人行道上斷裂的水泥板」，導致「腿腫」。

媒體對碼農生活的密切報道讓他們就像外星人一樣，就像關在籠子里被人參觀的奇怪生物。「我們用『碼農」一詞時，就有點本地人對外來者的意思，」《班加羅爾鏡報》的編輯拉維·喬什(Ravi Joshi)在他的辦公室說，「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屬於這裡。」

幸災樂禍

在班加羅爾的一個下午，我叫了輛優步車，司機奇森·J (Chethan J.)讓我坐在副駕駛位上。我們行駛在班加羅爾最繁忙公路上的中間車道，當然這意味著我們會被堵得紋絲不動。奇森今年22歲，一頭濃密的黑髮，留著長長的鬍子。我問奇森從司機的視角如何看待碼農。奇森的情緒變得很低落。「他們來了，破壞了我們的文化，」他說。該行業的支持者喜歡說，每個技術工作可以為班加羅爾帶來3到10個支持性工作崗位，但奇森對每天坐他車的軟體工程師們一點都不喜歡。他擁有政治和經濟學本科學位，但因為找不到工資更高的工作，只能來當優步司機。「本地人都是服務人員，」他說，「整個班加羅爾正在變得越來越糟。」

科技業繁榮本應讓班加羅爾受益，實際卻令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艱難。班加羅爾的人口自2000年以來又翻了一番，令城市的基礎設施不堪重負。班加羅爾有600多萬輛汽車，市中心的平均時速不到10公里，也就是說開車還不如慢跑快。在IT業繁榮發展的初期，班加羅爾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倍。每天都會發生停電，道路加寬項目破壞了公園和樹木，而交通擁堵狀況並沒有緩解。資金不斷湧入，天然湖泊乾枯，班加羅爾曾經有900個湖泊，現在可以稱得上「活水」的湖泊不到200個，大部分都充滿了污水。2016年10月，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投資數十億美元修建連接班加羅爾機場到市中心的高架橋項目。抗議者稱這個項目將使這個城市的精英階層受益，而對每天花幾個小時堵在路上的貧窮居民毫無好處。

班加羅爾到處都可以明顯感覺到人們的沮喪。維傑·泰若瓦迪(Vijay Thiruvady)在植物園和班加羅爾僅存的最大綠地Cubbon公園當嚮導。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對IT行業和政府沒能攜起手來促進城市發展感到遺憾。「科技繁榮已完全改變了這個城市，他們毀了班加羅爾，」我們再次堵在路上時他說，「我要講粗話了，」他警告說，然後罵另一輛車上的司機「笨蛋」。然後他又開始抱怨碼農。

《印度時報》記者納拉亞南·克里什納斯瓦米(Narayanan Krishnaswami)說，

「碼農來了，也帶來了交通堵塞，帶來了路怒，帶來了基礎設施問題，帶來了到處砍樹毀樹，對很多人來說，這都是班加羅爾過去不想要的東西。從它們可以追溯到這個城市繁榮起來的原因，那就是科技行業。」

」

報紙熱衷於報道碼農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公眾喜歡幸災樂禍。「當一個碼農倒霉時，大家都偷偷高興，」《鏡報》編輯喬什說。碼農從印度各地來到班加羅爾，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現代工作場所的西方生活方式，而不是班加羅爾的本地文化。他們通常遠離父母，喜歡喝酒，花錢大手大腳，喜歡到海外旅遊，作息時間奇怪（因為他們要按美國和歐洲客戶的時間工作），選擇自由戀愛，而不是傳統的包辦婚姻。

那些懷疑碼農道德低下的人會在報紙上找到很多根據，新聞里經常有碼農殺妻、出軌的報道。這些報道有時候會暗示碼農註定會倒霉。例如，一篇報道可能說，一個被碼農丈夫殺死的妻子的父母本來就不同意這樁婚事，或者一名碼農因為「瑣事」跟妻子爭吵後自殺身亡。

這些報道就像倫理劇一樣。它們可以減輕讀者對碼農的嫉妒心理，暗示碼農物質上的富裕暗藏了更深層次的貧窮。「如果一個碼農能自殺或殺死自己的妻子，」曾在班加羅爾當過記者的社會人類學家薩哈娜·烏杜帕(SahanaUdupa)說，「說明可能有壓力，可能有抑鬱症，也可能道德低下。」

「不願等紅綠燈」

我認為碼農不太可能真的就是一個容易有麻煩的群體，所以我去了班加羅爾警察總局，希望聽聽官方的說法。印度的官僚機構還是很願意在來訪者面前展示自己的，警察總部一樓的警長讓我去找走廊盡頭的另一位警長，這位警長又讓我找五樓的一位副警長。這位副警長對我的來訪非常激動，他中間打斷我的採訪，要用他的手機給我拍照。他的名字是M·G·納根德拉·庫馬爾(M.G. Nagendra Kumar)，幾年前，他研究過軟體工程師犯罪問題。他的結論是，碼農「缺乏其他常人擁有的一般思維」，他對我說，「他們的大腦就像電腦一樣工作。」

庫馬爾說，碼農長時間在電腦前工作，可能讓他們變得缺乏耐心到危險的程度：「他們想要生活像互聯網的速度一樣快。」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碼農不願等紅綠燈。「只有碼農會在道路事故中死亡，」庫馬爾說。在家裡，碼農可能會跟不像電腦一樣自動遵循指令的妻子或家庭成員發火。這時，一直安靜地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名叫卡納卡拉克什米(Kanakalakshmi)的警官突然插話說，

「他們總是坐在機器前，這讓他們幾乎就跟野獸一樣。」

」

卡納卡拉克什米打出了兩個表格。第一個表格列出了2010年以來139起軟體工程師被控犯罪的案例；第二個表格列了297起軟體工程師報案的案例，不包括小偷小摸案例。這兩個數字並不能說明在一個有100多萬名軟體工程師的城市有一股犯罪潮，而且很難解釋這些數字。很多案例描述從卡納達語翻譯成英文後難以理解，而且表格里似乎不包含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案例，而有些案例則記錄了兩次。

但有意思的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報案是配偶指稱受到精神和身體騷擾（在有些案例中，警方使用「折磨」這一字眼），通常與嫁妝糾紛有關。印度文化的傳統期望與現代職場生活需求之間的衝突不僅影響了碼農與其他市民之間的關係，還體現在碼農的私人生活當中。「社會自由化並未與經濟自由化同步，」《印度時報》高級編輯阿沙·拉伊(AshaRai)說，「他們在工作中以及在海外旅行中所接受的價值觀與他們回到班加羅爾後所接觸到的價值觀相衝突。」

包括Wipro在內的印度最大IT公司吸引年輕人來到班加羅爾，但他們的行為方式經常與當地傳統相悖

烏托邦主義

我在班加羅爾時並沒有被任何我遇到的碼農用刀襲擊、推下火車、強灌毒藥、折磨或傷害。我見過程序員、創業者、投資人和工程師，包括一些為谷歌的Lunar X Prize競賽建造月球登陸器的工程師。一位名叫阿斯文·蘇伯拉曼尼安(Aswin Subramanian)的IBM機器人專家開著他的跑車帶我參觀Whitefield科技園區，然後邀請我去他家，他在電子琴上給我演奏雅尼的樂曲。（好吧，這可以算作一種折磨吧。）

班加羅爾的碼農熱衷於一種類似矽谷的烏托邦主義。「最終科技將解決所有問題，」Dunzo的聯合創始人穆康德·吉哈(MukundJha)說。Dunzo是一款管家應用，用戶花幾十盧比（不到1美元）就可以請一個跑腿的人替自己干幾乎任何事。我們交談的時候，Dunzo的一個跑腿服務者給他從星巴克買了一杯咖啡；他還用這個應用找人替他修理摔碎屏幕的iPhone，在他家陽台上安裝防鴿子護網。用戶曾用Dunzo來找回丟失的手機充電器、送生日蛋糕、買衛生紙、查看一家商店是否開門。「一旦你開始用這個服務，就會欲罷不能，」吉哈說，「順利的情況下，你能在10分鐘內解決你想解決的任何問題。」

Dunzo在一個完成一些簡單任務變得日益困難的城市非常有用。但這個應用也說明科技如何將特權階層與其他市民隔離開來。Dunzo的創始人說，希望他們的應用將逐漸被大眾所用，但他們初期的目標用戶定位在精英階層。「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非英文的服務請求，」吉哈說。

Dunzo App

儘管科技給數百萬印度年輕人搭建了擺脫貧困的階梯，但也有人擔憂科技將很快消除就業機會，而不是創造就業機會。在IBM，蘇伯拉曼尼安設計用於自動化的機器人。（他最近離開了IBM。）Dunzo在開發最終將取代大部分運營人員的人工智慧。最能代表班加羅爾科技行業的IT公司Wipro和Infosys去年夏天用軟體取代了8200個員工的崗位。Jaaga Startup的董事總經理泰傑·波奇拉耶(TejPochiraju)說，工程師和普通人之間的鴻溝只能越來越深。

「隨著自動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科技和碼農將會越來越被奉為神明。」

」

Infosys的首席執行官史維學(Vishal Sikka)在給員工的新年致辭中提到「幾乎迫在眉睫的自動化和技術促進轉型浪潮」，這聽起來更像末日預言，而不是烏托邦。幾周之後，在Infosys位於班加羅爾西北800公里以外的浦那辦公園區，一名碼農被保安殺害。《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警告說，「越來越多IT員工在科技園區被綁架、騷擾、強姦或殺害。」儘管史維學的信和這篇犯罪報道並不相關，但兩者都有某種焦慮：科技既不能保證工作安全，也不能保證個人安全。碼農作為印度經濟的英雄，他們的工作永遠不像看起來那麼安全。

編輯：楊貴、劉馨蔚

翻譯：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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