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張學良稱如果誰活著「九一八」就不會發生？

「九一八」事變50周年之際，張學良在台北探視病中的齊士英，二人回憶起郭松齡，兩人都認為：「若是郭松齡反奉成功，中國歷史將改寫，可能就沒有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

郭松齡，比張學良長8歲。22歲考入奉天陸軍小學堂，畢業後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營朱慶瀾部任哨長，次年隨朱入蜀。在川期間，曾入四川陸軍講武堂學習。1911年升任管帶，旋即加入同盟會。同年回奉天。民國初年，考入北京陸軍大學，畢業時，朱慶瀾由黑龍江調任廣東省長，郭應邀赴廣州，被任為駐粵滇軍講武堂教官。曾面見孫中山，向孫中山提出：「軍人每為軍閥利用，造成特殊勢力，實為共和之障礙，故其自身亦須革命。」 （註：郭松齡簡歷見任松、武育文：《郭松齡》。）1918年，郭松齡返奉，先任督軍署參謀，東北講武堂重開，被聘為戰術教官。郭松齡是個有民主主義思想的愛國軍人，對張作霖不斷對關內用兵，不以為然。郭松齡認為：「欲謀東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惡軍閥不可，余擬回奉，投身奉天軍閥巢穴，謀取兵權，潛蓄勢力，以圖根本改造。」 （註：李堅白：《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郭松齡事略》，自刊稿，第4—5頁。）

在講武堂，郭松齡見張學良聰明進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傳「練精兵，御外侮」等愛國思想，並傳授數學、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識。郭性格沉穩寡言，不事應酬，待人謙和，諳于軍事，常著士兵服裝在練兵場上身先士卒，深受張學良稱許。張學良雖然年輕，卻知人善任，視郭為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兩人迅速發展成亦師亦友的密切關係。

張作霖升任蒙疆經略使後，為征蒙所需，奉軍擴編為十個旅，張學良的衛隊旅改編為奉天陸軍混成第三旅，郭松齡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為奉軍混成第八旅旅長。三、八兩旅組成聯合司令部，合署辦公。此後，兩人經常睡一鋪炕，在一間屋辦公，張學良放手讓郭松齡整訓部隊，凡行政管理、訓練、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齡負責。張學良常對人說：「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調整郭與張作霖之間關係。共同指揮，共同作戰，直到郭松齡反奉。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與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這時的張作霖，除佔有東三省、熱河、綏遠、察哈爾外，又控制了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直至上海等長江中下游一帶，成為國內勢力最大的軍閥。張作霖為進一步武力統一中國，準備「大封諸侯」。張學良建議任郭為安徽督辦，張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後，提出要求說：「南方人心懷叵測，必須帶二師重兵，方可足資震懾！」楊宇霆反對說：「如果我去，則不帶一兵一卒，只憑政治手腕，不但蘇皖二省可保無虞，並在半年之內，可使長江中下游各省來服我東北。」張作霖擔心督辦帶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懷疑，恐激成速變，旋以段祺瑞政府名義任命楊宇霆、李景林、張宗昌和姜登選為江蘇、直隸、山東和安徽督辦。

1925年秋，受張作霖排擠的馮玉祥與孫傳芳聯合反奉。張作霖準備進攻馮玉祥國民軍，郭松齡因受楊宇霆排擠而失去安徽督辦一職，心懷不滿，不願去打馮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觀秋操，正趕上馮玉祥的部下韓復榘也在日本觀操，郭向韓表示，張作霖「若是打國民軍，我就打他」。郭松齡在奉系集團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對軍閥內戰，主張改革政治，「精兵強卒，保衛桑梓，開發東北，不事內爭，抵禦外侮」。多次向張學良表示，不能再為少數人的利益，打仗爭地盤，這一主張深得張學良讚許。另一方面，郭松齡第二次返奉後，就有奪取奉軍、改造東北的雄心。他曾向劉鳴九表示要棄軍從政，競選參議員，然後競選總統，期望做一個善於治國的領袖，名垂千古。（註：劉鳴九：《張學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齡》。）「五卅」慘案後，李大釗曾派人到奉天，策動郭松齡反奉（註：劉鳴九：《張學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齡》。）。郭松齡回國後，即與馮玉祥、李景林聯絡，結成反奉聯盟。郭、馮還正式簽訂了密約。（註：據高興亞所著《國民革命史稿》所載，密約寫明：「甲（馮玉祥）乙（郭松齡）系同志結合，為達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訂條約如下：一、排除軍閥專橫，永遠消滅戰禍。二、實行民主政治，改善勞工生活與待遇。三、實行強迫普及教育。四、開發邊境，保存國土。馮玉祥簽字日期為，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齡簽字時間為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見沈述：《郭松齡反奉始末》。）密約中議定馮玉祥據西北，直隸（今河北）歸李景林，郭松齡管東三省及內蒙古，馮、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當張學良攜張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議進攻國民軍計劃時，郭松齡憤然對張學良說：「東北的事情，都叫老楊（宇霆）這幫人搞壞了。安徽、江蘇的失敗，斷送了奉軍三個師的兵力，現在又要叫我們去賣命，給他們打地盤，這個炮頭我是不再充當了。」「上將軍腦筋太舊，受群小包圍，恐已無可挽救。」並提出「父讓子繼」，改革三省的主張。郭松齡反對軍閥混戰和主張革新東北，張學良是贊成的。但郭要「革」張作霖的「命」，張學良自然不能同意，勸郭回心轉意，無功而去。

郭在灤州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說「松齡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賜。……凡所希之功名，皆為公而求，所望之事業，皆為公而立」，同時表明「已約束部下，分途前進，以清君側而驅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則公之事業，敗則齡之末局。」 （註：《郭松齡在灤州致張學良信》，《晨報》1925年11月28日。）郭松齡到昌黎又寫一封長信給張學良：「公（張學良）應對上將軍張作霖盡忠盡孝，但是，若徒以服從為孝，而長其驕盈侈大之心，是陷親於不義，委親於至危，實非聖人無違之義。」「至忠之界說，現今國體共和，主權在民，故吾輩之忠，應忠於國家人民，……決非忠於一人。」最後還說：「松齡願公為『新世界之偉人』，不願公為『舊時代之梟傑』，願公為『平民所謳歌』，不願公為『政客所崇拜』。」 （註：《郭松齡在昌黎致張學良信》，《京報》1925年11月30日。另見《郭松齡反奉》，《遼寧文史資料》1986年第16輯。）

郭松齡反奉和因反奉被殺，對張學良來說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個月後的1926年6月1日，張學良在給饒漢祥的書信中，這樣評價郭松齡：弟與茂宸共事七年，誼同骨肉。其去年冬，舉事鹵莽，自取滅亡，半生汗血勞動，捐於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覺預防，事敗不能援手，回憶前塵，悼痛曷極！……迭次致書茂宸，均為先生所親見，並無一語怨及茂宸。（註：《復饒漢祥函》，《滿洲報》1926年6月1日。饒漢祥（1883—1927），湖北省廣濟縣人。清末舉人。日本政法大學畢業。曾任黎元洪總統府副秘書長。民國時期「廣濟五傑」之一，其餘四人為居正、郭泰祺、劉文島、張導民。郭松齡反奉時，饒為秘書處處長，以郭名義發表的反奉電文和致張學良函多由饒親自起草。郭兵敗後，饒寓居天津。1926年春，奉軍攻佔京津地區，饒怕遭奉軍報復，所以致函張學良解釋。饒擅長文學，其駢體電文，在民初公牘中風行一時。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詩集》16卷、《珀玕詞集》1卷，另《黃陂文存》8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擬文稿。）

對郭松齡反奉，張學良感到痛心，但認為郭松齡具有令人傾倒的人格魅力和進步思想。張學良對郭松齡的人格讚美和思想認同，形成了他與軍閥抗爭的批判精神。據何柱國等人的回憶，國民黨第二次北伐時，張學良曾產生了欲將張作霖創立的奉軍改為「北方革命軍」，與北伐軍合流的想法。儘管此事的真實度有待考證，不過，張學良的頭腦中確實接受了諸多來自於郭松齡的新思想。他曾說：「郭茂宸的確是一個難得的人才，若由我處理，應讓其出國深造，以後再為東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變時，張每遇到困難，常說：「如郭茂宸在，就不會這麼困難了！」

「九一八」事變50周年之際，張學良在台北探視病中的齊士英，二人回憶起郭松齡，兩人都認為：「若是郭松齡反奉成功，中國歷史將改寫，可能就沒有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 （註：金亞東：《郭松齡與東北軍官教育班》，遼寧省參事室、文史館編：《文史資料》1982年號，第76頁。另據台灣《聯合報》1981年9月28日載：「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

義大利詩人阿利蓋利·但丁把人生分為四個時期（青春、成年、老年和衰老），第一個時期也叫生命的增長期。「對第一個時期沒有人會有疑問，每個聰明人都同意，它持續到25歲；因為直到這時，我們的靈魂主要是給肉體以成長和美，這時人身上發生了許多大的變化，而理性的部分還沒有完全分離；理性雖然正在建立，但在這個時期之前有某些東西如果沒有成年人的指導是不能做的。」

詩人但丁的分法顯然說的是思想人生，這完全適用於對張學良思想人生的階段劃分。

25歲之前，張學良的思想奠基完成。這25年，在他思想人生的長劇中算作序幕。序幕里，真正作為人生主人的張學良還沒有出現，雖然在舞台之上，不斷地看到他穿梭的身影，但主角不是他，只有為他而來的人才會發現他，找到他。

人們注意的是他人生序幕的宏大背景：帝國主義時代被蹂躪下的中國。在這一宏大背景中最顯眼的部分，也是奠定了張學良思想人生根基的部分，是歐風美雨襲來時中華古老的文化氣流與之對抗、搏擊、廝打、交集時產生的火光和團團濃霧。在這期間，不知所措的張學良一直躲在父親張作霖的背後，看他如何迎著火光在濃霧中穿行。序幕即將落幕時，郭松齡出場了，此時他已經從他父親那裡學到了一些本領，他感興趣的只是他父親身上所沒有的那部分。當然，序幕中還有一些關鍵的人物，如他的母親和私塾老師，但最為關鍵的還是他父親和郭松齡。

任何人的人生都無法擺脫他所生活的時代，張學良更是如此，因為他一直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心，他人生的底色就是此時染就的。

人的理性的建立都無法擺脫他所崇拜人物的影響，張學良更是如此，因為他的一切都是他父親給的，他在人生奮鬥的途中一直模仿著、崇拜著他的父親，直到晚年，在他口中也沒有說出比他父親更了不起的人物。

序幕不是正劇，奠基不是完成，但沒有序幕，正劇無法開始，沒有思想的奠基，人生之路就找不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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