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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晚年談東京審判出庭作證遺憾

近期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是東京審判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整套書80卷、5萬頁、1000萬字,再現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

溥儀晚年談東京審判出庭作證遺憾

溥儀出庭作證

65年前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結束。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宣判,他們當中的7個被判處絞刑。在東京審判中,最轟動的一幕出現在1946年8月16日,因為一個特殊證人的出場。這個人,就是溥儀。

「一場猴戲而已」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後就一言不發,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台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實版。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個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法庭執行官引導著一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在證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係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證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台。

很快,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後為什麼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係到偽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為:「(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鑒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的。數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查團」。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後沒多久,國聯便派人前去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後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並沒有作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著溥儀與調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在李頓等人來到「執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征四郎在旁監視。溥儀一旦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

談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儀突然攥緊拳頭,捶擊座位前的桌子,「14年來,自由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場猴戲而已!」

「八紘一宇」

在口頭表述之外,溥儀還加上了自己的肢體語言。

「吉岡說『滿洲國』就如同是日本的一個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這麼說。換句話說,『日滿』是一德一心的,企圖把滿洲變為日本的殖民地。」說著,溥儀把上半身向證人台以外探出,張開兩隻手臂,做出一個將什麼東西抱入懷裡的動作。

一位被告的辯護律師打斷了溥儀的演講,「證人把檢察長的訊問擱在一邊,一個人唱起獨角戲來了!」但檢察長季楠沒有制止溥儀的陳述,法官們也以「證言與事件有關」為由,駁回了辯護方的意見。

溥儀繼續陳述。「所謂的一德一心起源於『八紘hong)一宇』。『八紘一宇』這四個字源於日本神話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義是以全世界為一家,並由日本統一之。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們是企圖奴化全世界的,而把東三省視作神道侵略的實驗場。吉岡根據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強迫我到日本會見天皇,天皇拿出三種神器——劍、鏡、玉給我看,並把其中兩種——劍和鏡給我了。」

溥儀所說的那次會見天皇,發生在1940年。請回「神器」之後,宮中特別設立「建國神社」進行供奉。溥儀與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關東軍規定,溥儀不能再公開祭祀愛新覺羅氏的祖先。

溥儀證明,這樣的供奉不止發生在宮裡,「滿洲國」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強制崇拜神道。不敬神社者要處以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

根據統計,自溥儀「請神」開始到日本投降的5年間,偽滿洲國境內共興建大小神廟295座。各處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從此走過,都要行90度鞠躬禮。違者將受嚴懲。

按照日本的侵略計劃,佔領東北的最後一步就是把「滿洲國」劃歸日本,將東北地區「改祖換宗」,是一種藉助神靈之力達成「日滿」同化的手段。

「八紘一宇」的譜系設計,正是出於將滿洲從中國剝離,納入日本分支的險惡用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最終認定了日本鼓吹「皇道」,為擴張領土尋找依據的犯罪事實。

真假黃絹信

8月20日起,法庭進入了質詢階段。所謂質詢階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採用的對抗式訴訟,控辯雙方將直接交鋒。從這天起到27日作證結束,溥儀受到了被告律師團的輪番轟炸。

很快,一個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師席上——布萊克尼,他是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

8月20日,布萊克尼與溥儀第一次交鋒。他反反覆復地提問,圍繞著溥儀是否早有復辟打算。溥儀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記得」作答。21日,布萊克尼的提問仍沒有什麼實質變化。這一次,連法官都不耐煩了。當日的主審庭長衛勃直接問道:「律師到底是想證明什麼呢?」

布萊克尼也決定不再兜圈子了,當場宣稱,自己今天的辯護目標就是「使溥儀失去證人資格」。他的邏輯是,如果能夠證明溥儀的行為不是被強制的,而是基於他自由意志的選擇,就可以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並宣布他一直在說謊,從而剝奪他的證人資格。

隨後,布萊克尼向法庭呈交了—件物證,這是—封寫在皇家御用黃絹上的信。上面印有溥儀的皇帝御璽和鄭孝胥的簽名。信上所署日期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不到—個月,溥儀尚在天津。

這封信的內容是在請求日本協助復闢建國。黃絹信轉到了溥儀的手中。溥儀靜靜地研究了數分鐘,一言不發。被告席和辯護律師席上的眾人,開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儀從證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彈了出來,一把將黃絹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這信是偽造的!」

布萊克尼問:「上面的御璽也是假的嗎?」溥儀斬釘截鐵地回答:「也是假的!」

檢察長季楠當庭提出建議:鑒定此信。這一建議,被法庭採納。最終,法庭鑒定認為黃絹信是偽造的。

當時的新聞媒體紛紛大篇幅對「黃絹信」一事予以報道。文章重點大多放在了「詆毀溥儀文件變成戰犯罪證」上,譏諷布萊克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7年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承認,在黃絹信這個證據上,他撒了謊。

王慶祥告訴記者,那封「黃絹信」確實是溥儀親筆書寫。這也正是偽滿洲國覆滅後溥儀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偽滿洲國的成立過程中,他並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並不光彩。在為審判日本戰犯作證的同時,溥儀也在極力為自己開脫著。

也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溥儀手中本來存有大批指證關東軍罪行的物證,卻因為怕牽連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但不管「黃絹信」是真是假,布萊克尼的邏輯都無法成立。溥儀是不是有復辟的想法,絲毫影響不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

8月27日,溥儀完成了作證任務,乘飛機返回蘇聯。

1948年12月23日,7名甲級戰犯被處死。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證,溥儀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我確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惡事實,但是為了掩蓋自己,我又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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