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後」曹亞瑟：饑渴的年代，珍貴的書

新華書店1937年4月成立於延安，至今已80年。作為老牌國營書店，新華書店在全國書店中的地位無可比擬，也是承載了幾代人回憶的閱讀場所。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邀請了分別屬於「60後」、「70後」、「80後」和「90後」群體的幾位讀者來講述他們與新華書店的故事。

本文作者曹亞瑟，媒體人，1964年生。現任《東方今報》副總編輯，曾出版《煙花春夢》、《白開水集》等作品，編譯有《紙上的王冠》。

資料照片：1970年代的新華書店閱讀室

在過去的年代裡，我與新華書店有著特殊的瓜葛。

我最早愛上書，是受哥哥的影響。1970年代中期，我還在讀小學，林彪出逃摔死後，政治運動有一段稍稍的停歇，但課本中仍充斥著口號，當然缺少吸引十歲娃娃興趣的地方。而頻繁地填寫各種表格，使我對填寫「家庭成分」充滿恐懼（一會兒填「小土地出租」一會兒填「城市貧民」，我始終搞不清我家成分到底是什麼），所以上學對我純粹是一種折磨。

那時，我哥哥作為下鄉知青，下放到一個郊區農場，幾個月才回家一次。父親則下放到外地，因母親早逝，只有姐姐與我相依為命，家庭基本上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那段時間，大規模的批鬥活動有所減少，意識形態領域開始鬆動，但物資供應仍然奇缺，大家的身體和精神都處於半飢餓狀態。鬆動的跡象是，除了毛澤東、魯迅的書之外，開始能買到一些其他種類的書了。這期間，我哥哥每次從農場回家，都會帶回來一大包書，他的幾個聲氣相投的同學都愛到我家來談論國際政治、世界大勢。

每到這時，我都會悄悄搬一張小板凳坐在旁邊，聽他們高談闊論，心中也埋下了讀書的種子。繼1960年代初的黃皮書、白皮書後，那幾年國內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批「內部發行」書籍，基本上是以國際政治人物傳記及回憶錄、國際共運史、蘇聯東歐研究、國別史、美國及中東研究、世界文學名著為主。原來，我哥所在的農場距離滎陽縣城不遠，有一次他去滎陽新華書店想買一本《摘譯》，不巧書賣完了，恰值一位書店領導當班，他問清楚我哥想找什麼書，然後就把自己收藏的那本書給了我哥。那本蓋有「李時超」圖章的書籍，成為他們友誼的開端。李時超當時是這家書店的書記，他很欣賞這麼一批酷愛讀書的知青，彼此遂成了好朋友。從此，李時超只要見到好書就會給他們預留下來。這些「內部發行」的書籍，一般要憑單位介紹信才能買得到，像我哥這種尚無工作單位的知青肯定是無緣購買的。我哥回憶說，那時的書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麥克納馬拉》《和平的反革命》《出類拔萃之輩》《田中角榮傳》之類。我記得，有一次我哥他們搬回一大包新書，其中有一套溫斯頓?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整整24本，因為這是他們一幫知青湊錢買的，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都拿不出這麼多錢來買回全套，所以我哥與他的一位同學只好每人分得12本，然後再彼此交換閱讀。直到2002年有孔夫子舊書網後，他才把這套書在網上配齊。我哥哥的這些經歷，極大地影響了我，使我養成了買書、藏書、讀書的習慣。

當時新華書店幾乎是人們購書的唯一渠道。粉碎「四人幫」後，我雖然才上初中，仍在懵懂之中，但世界文學名著公開發行後，年輕人在新華書店門口徹夜排隊購買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我哥哥當然是這支隊伍中踴躍的一員，他幾乎把自己所有收入都換成了世界文學名著，我家放碗筷的櫃櫥被他改成了書櫃，半人高的衣櫃也改放各種名著了。我去上學時，書包里經常悄悄裝上《十字軍騎士》《亨利四世》之類的名著，雖然我基本上看不明白，但由於偽裝得非常「高大上」，也藉此博得了同學們的仰視。有個小插曲，我在翻閱《希臘的神話與傳說》時，首次看到了美妙的人體插圖，雖然感覺到一陣面紅耳熱，但那些圖畫打開了我幼小的心扉，這才知道人體是那麼美，根本不像過去宣傳得那麼邪惡，審美觀因此被徹底顛覆。

我自己有意識地買書，是在1980年代初期。那時正在複習準備高考，我去一位復讀的同學家玩，看到他桌上放著一本《小邏輯》。「邏輯」還分大小？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也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人家都在看這個了，我們還在課本中孜孜以求，真是太low了。後來，我到新華書店去尋找，才知道作者是黑格爾，他不僅寫有《小邏輯》，還著有上下兩大卷的《大邏輯》，以及四卷本的《哲學史演講錄》、兩卷本的《精神現象學》等。從此，我愛上了西方哲學。在我家附近有個解放路新華書店，是當時全市最大的書店，我常去這家書店的「圖供部」轉悠。那時「內部發行」的書籍雖還很多，但已不像過去那樣非憑單位介紹信才能買書了。只要是成年人，能知道新華書店院子里有個「圖供部」的，都非等閑之輩，他們一般就不再過問了。

1980年代中期，文化熱、美學熱大興，二渠道也悄然崛起，那時書攤上滿是尼采、叔本華、弗洛依德、荷妮等人的著作（後來才知道那時用的是台灣譯本，翻譯不太過關），大多是二渠道做的，我們幾個同事除工作時間外，大都悠遊在這些大小書攤。當然，這時新華書店還是我購書的主要渠道，我在那裡購買了大量哲學、美學著作。我還記得，在解放路新華書店二樓的古籍書店裡，我以19.80元的價格買到過中華書局綠皮版10卷本的《史記》，以26.50元價格買到過10卷本的《太平廣記》，這在當時都是很貴的書，需要存上幾個月的錢才能買得起。我最開心的是買到徐梵澄翻譯的《五十奧義書》和《神聖人生論》，這兩本印度哲學經典，都是一千多頁的精裝大書，我讀起來也似懂非懂，但我從魯迅著作中知道徐梵澄這個人，也知道這些書的價值，覺得買下來什麼時候讀都是值得的。果真，後來很多朋友來我的書房，看到這兩本書都很眼紅，幾次差點被「順」走。我一直忘不了，當時我抱著那本厚厚的《神聖人生論》走在街上，那副神滿意足彷彿擁有整個世界的樣子。

1980年代後期，正是我談戀愛的年紀。那時我有個咖啡色公文包，裡面經常裝著四本厚書，它們是：薩特《存在與虛無》，弗洛依德《夢的解析》，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這四本書玄而又玄，成為我的戀愛利器和護身法寶，所向披靡，真把小姑娘們唬得一愣一愣的。

1980年代的「撩妹神器」

1990年代，我在一家報社工作，距離花園路省直新華書店不遠，我與幾位朋友又成為那裡的常客，沒多久就跟那裡的店長店員們混得廝熟。書店哪個書架擺放著什麼書，我們比店員還熟悉。經常有讀者問店員找書，店員都鬧不清書放在哪裡，我經常是一指就找到了。我們幾個朋友往往到農曆大年三十還呆在新華書店，別人忙著買年貨，我們在忙著購書。

其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天，有一位姓顧的女店員悄悄拉我到一邊，問我認不認識一個叫李××的，好像是某家新聞單位的。原來是這位李××悄悄給這位小顧寫了封求愛信，但又不當面表白，像是在捉迷藏。而小顧已經結婚了，她似乎知道這位李××是經常逛書店的一群人中的一個，不怎麼說話，因此不能太確定，所以讓我幫助確認。我找人打聽了一下，知道這位李××曾在水利部門的一家媒體干過，但現在跳槽了，別人也說不清楚他目前在哪裡供職。這位李××寫過求愛信後一直沒有公開露面，我也不知小顧想找他，是要表示感謝呢還是想當面羞辱他，總之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了。這是我與新華書店之間最奇妙的一段故事了。

在新華書店主導的這段時期，每年國慶節都會搞一次盛大的特價書展，就是把書店一些平時積壓的書籍以很便宜的價格來處理。記得當年在省博物館廣場的特價書市上，我以很低廉的價格買到了廣陵書社影印1930年代的《筆記小說大觀》，全套書共有煌煌24大本，都是16開的大開本，我大概買到了19-20本，後來我又在孔夫子舊書網配齊了空缺的幾本，至今放在手邊經常翻閱，它的價值是很多筆記史料到現在也沒有其他整理本。我還在花園路省直新華書店後院的特價書展中，發現了人民文學版的錢鍾書小說《圍城》。當我看到整排的墨綠色封面的《圍城》，簡直高興懵了，記得原價是1.70元，處理價大概是5毛錢，我當即買了5本。事後我馬上給幾個朋友打電話，通知他們這裡處理《圍城》，引來他們一陣狂購，這幾位朋友幾乎把一書架《圍城》買空了。奇怪的是，當年我們逛書店時，幾乎沒見過這本《圍城》有售，誰料想它會出現在特價書市上，我想這就是所謂的「信息不對稱」吧。

1990年代中後期，民營書店、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般綻放，北京有風入松、萬聖，鄭州也陸續有三聯書店分銷店、船歌、席殊書屋、城市之光書店等，有幾家書店的選書品味相當不錯，很適合我的口味。從那時起，新華書店駁雜的書籍類型就漸漸引不起我的關注，光顧民營書店則越來越多。再到2000年後，卓越網、噹噹網、大洋網（當時我在深圳工作幾年，幾乎都是在大洋網上購書、由廣州日報發行網路配送）興起，網購圖書越來越方便、價格折扣越來越大，索性連實體書店都很少去了，我與新華書店的故事也就此告一段落。（文/曹亞瑟）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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