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公車腐敗」：張居正的轎子需要三十二個轎夫來抬

從古至今，車都是一種代步工具，但是它更是一種權利的象徵。車的好壞和優劣都有明確的等級之分，權力越大的人，坐的車就越好，而級別越大的官，坐的車也就更高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公車腐敗」也應運而生。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去世，享年40歲，孔子悲痛欲絕。追悼會現場，孔子還沒從悲傷回過神來，顏回的父親就提出了一個要求：「請先生節哀順變，為表達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車子改製成棺材來安葬顏回呢?」孔子一聽就止住悲傷回到現實：「不乘車，我怎麼同大夫交往呢?」

這並非杜撰，而是確有其事。因為從先秦起，諸侯公卿都以乘坐馬車為體現身份的一種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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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後為馬拉的車，再後來，才改為人抬的轎，直到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上台，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的大小成正比，車越好者，權越大，車一般者，權一般，無車可坐者，自然也就無權了，只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疾駛捲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

從古至今，座駕這東西，雖只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種象徵，只要頭戴烏紗以後，就沒法排除對於座駕的關注情結，連孔聖人都無法逃脫公車情結。

儘管官員允許有公務車，但為了限制官員超標準、公車私用等公車腐敗，歷代王朝都會通過發布《輿服志》(輿，即車，即輦、轎、座駕)，對官員公務車配備予以規定。即什麼級別的官，享受什麼等級的座駕，都規定得詳詳細細。

西漢景帝中元六年頒布了中國歷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車使用規定：一、不同官員駕車馬匹數量有差，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車的裝飾體現等級差別，一是，即車廂兩旁用以遮蔽塵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將左邊漆成紅色，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兩邊都漆成紅色;二是車輛上避雨遮陽的車蓋。平民乘車只許用青布蓋，官吏兩百石以下用白布蓋，三百石以上用皂布蓋，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繒覆蓋。於是車蓋連同冠服合稱「冠蓋」，也成了仕宦的代稱。我們所說的「冠蓋雲集」，與現在眾多官員開會將車子停在一塊的感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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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王朝有明確規定、但歷史上各種公車腐敗卻時常上演。

衛懿公當國，政治腐敗，連他的寵物也乘上了高級官員乖坐的軒車，群眾大為不滿。所以當狄人攻衛時，大家一鬨而散，說讓您的寵物去打仗吧。可見乘車要講身份要講等級的觀念在當時已深人人心了。

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晉風度」，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追求個性化。於是這一時期成為中國官車使用種類最為繁多的時期。比如宋文帝喜歡乘坐用羊拉的官車，羊力氣小，體格羸弱，無法與駿馬和壯牛相比，但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祿大夫顏延之，經常選一些老牛和病牛拉著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狀的車遊盪於街市之間，以顯示自己的卓爾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將軍沈慶之，每逢趕上朝賀，經常乘坐一種叫「豬鼻無帷車」的怪車，這些都在當時被認為是瀟洒的表現。

張居正，萬曆的首輔，回家奔喪，所坐過的堪稱世界之最的大轎子，對這種政策之規定，也是莫大的諷刺。

張居正的這頂轎子，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卧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侍候，估計應該比現在十七座的考斯特還要大，這恐怕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轎了。

在古代，因沒有規定官車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發下來，完全供主管官員個人擺布，成了絕對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長腐敗與奢靡的風氣。明清時期，坐著八抬大轎泡酒樓、逛妓院的官員不在少數。同時，古代官車數量龐大，成為嚴重的財政負擔。龐大的官僚機構因交通工具佔用了大量國家財富。比如清朝開國後，准許漢大臣乘轎，但都城區域廣大，官員住宅距供職單位都很遠，若要乘轎上下班，得準備兩班轎夫中途替換，一班轎夫抬轎時，另一班乘大板車隨後。計算下來，養一乘轎子的年度開銷需要數千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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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就是對公車腐敗公開宣戰的皇帝。他很擔心養尊處優的轎車代步會導致吏治腐敗，所以開國不久便規定只許婦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轎。三品以上文官特許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余皆騎馬;勛戚和武官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抬轎者，都要接受嚴厲處罰。這一套規定在明朝初期執行得還是比較徹底的。

朱元璋還有些窺陰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於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探察民情，有車也不用的。由於出身貧寒的緣故，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面，他倒稱得上是個楷模帝王。

雍正和乾隆以後，統治者進行大膽改革，在不影響官員形象的情況下，鼓勵大家乘坐輕便價廉的代步工具，於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了，比乘轎省得多。而那些要撐體面的官員，綠呢大轎可以保留著，放在宅第的轎廳里，需要顯示一下派頭時，可以花錢去轎行雇轎夫來臨時抬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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