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的「特殊使命」二：馮卡門的中國弟子

李佩在紐約 李佩家人提供

撰文 | 王丹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

責編 | 李曉明

目 錄

第一章： 從一封信說起

第二章： 龔家姐妹

第三章：歐洲行 李佩、鄧發和朱學范

第四章： 1940年代 馮·卡門的中國弟子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的統一戰線

第六章： 錢學森教授

第七章：1950年 美國麥卡錫主義

第八章： 錢學森事件

第九章 ：中國學者的鬥爭

第十章： 日內瓦會議

第四章

1940年代 馮·卡門的中國弟子

那是在1947年春天，我和老郭（郭永懷）認識不久，一天，他告訴我，「我有兩個最好的朋友到康奈爾大學來參加學術會議，明天我要請他們到家吃飯，我買了一隻雞，你幫我把雞湯燉好」，兩人進來後我一看，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林家翹。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兩人。

——李佩

1947年2月3日 馮·卡門 、錢學森、郭永懷、林家翹等，在美國 Langley航空實驗室門前合影

1947年2月，李佩赴康奈爾大學留學。她曾告訴我初識郭永懷的情形。「那時剛到康奈爾大學不久，我去參加一個學術報告會，會上一位華裔學者做航空科學方面的報告，原來他是我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聽說過的學長郭永懷。」

李佩說，郭永懷影響了她的一生：「我覺得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使我認識到一個問題，我覺得像我們這些（人）對國家來說都沒有那麼大的用場，應該還是作為一個科學技術人員對國家是最有貢獻的，這是我最早認識他的時候，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從此，李佩將以前並不看重的父親的科學實業與教育救國的理想，與自己的革命理想結合起來，開始了革命事業的新起點。通過郭永懷，李佩真正認識到郭永懷、錢學森等人的工作對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性，並且在後來爭取他們以及更多中國科學家回國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1948年2月，李佩和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結婚。她也結識了郭永懷的三位好朋友：錢學森、林家翹和錢偉長。

錢學森、林家翹、郭永懷、錢偉長，是力學大師馮·卡門先生的四大中國弟子，赫赫有名。在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分別在中國和美國完成了從大學到博士的學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們已成為國際力學和航空學前沿領域最耀眼的新星，並受到祖國的召喚。

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6日，民國政府任命尚在美國的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饒毓泰將胡適任北大校長稱為中國大學新紀元。從1945年9月19至10月8日，饒毓泰連續致函胡適，提出發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計劃，並商議延攬人才，其中就包括錢學森、郭永懷和林家翹。

但是，三人未選擇北京大學。1946年1月2日，饒銃泰致函北京大學校長鬍適：

「轉來錢學森先生的信早收到，後又接郭永懷兄來函說，錢先生一二年內不能歸國，故此時不肯立即負起責任來。弟對於此事雖甚失望，然以郭永懷、 林家翹諸君都望錢先生出來領導，錢如不加入北大，他們也就不肯加入。故仍望錢肯然以郭永懷、林家翹諸君都望錢先生來領導。」

1945年9月，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晉陞為副教授；同年，林家翹成為布朗大學應用數學系助理教授，郭永懷剛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5月，錢偉長以探親為名向馮·卡門告假回國。

1946年9月，錢學森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他和郭永懷開車從西到東，橫跨美國，到康奈爾大學，當時，他們的同門師兄、馮·卡門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位博士生William Sears，正在創辦康奈爾大學航空學院，經馮·卡門和錢學森推薦，Sears聘請郭永懷為助理教授。

從1946年9月到1956年8月，從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在康奈爾大學整整十年的時間，是郭永懷學術生命的黃金歲月。

1947年6月，錢學森回國探親。9月，他和音樂家蔣英在上海舉行了婚禮，蔣英於當年12月到美國，錢學森送給妻子的新婚禮物是一台德國製造黑色大三角鋼琴，從美國到中國，這架鋼琴伴隨了蔣英一生。

據錢偉長《八十自述》記載，回國探親期間，錢學森在北平見到了錢偉長，當他了解到作為清華大學機械工程任教授的錢偉長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夠買兩個新的暖水瓶、生活困難時，他建議錢偉長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研究所工作，攜全家定居美國。然而，錢偉長在在美國領事館填寫申請表時，在最後「若中美交戰，你是否忠於美國？」一欄填寫了「No」，因此未去美國。

1948年10月，錢學森和蔣英的兒子錢永剛出生。郭永懷在第一時間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們的共同的朋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院長William Rees Sears教授，當大家為孩子的出生高興之時，出現了一個有關「永剛」的一個笑話。

在1994年出版的自傳《Stories From A 20TH-Century Life》（P72-73）中，Sears寫道：「我請郭永懷解釋「永剛」的含義，郭永懷在解釋這個名字時突然意識到：「永」字輩意味著錢學森的兒子與錢學森的好朋友是同一輩的，這是不禮貌的。」Sears說：「最終澄清的事是：孩子是名字是遠在上海的祖父起的，而這位祖父並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有一位「永」字輩的親密朋友。」這表明，李佩在1948年時，已經知道錢學森的父親住在上海，母親已去世。

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期間，李佩關心國內時事，她曾說：「1948年，我在美國《紐約華僑日報》上，看到『活捉大戰犯康澤』的消息時，感到這是由於他堅持反動立場的結果。」1945年李佩前往歐洲參加世界勞工大會時，康澤是國民政府官方的最高代表，當時和鄧發、李佩在巴黎一起吃飯，還發生過政治爭論。北平解放時，李佩還曾從美國打電話給在香港的朱學范，鼓勵他為新政府工作。

李佩在康奈爾期間常去紐約，與在聯合國工作的龔普生、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陳秀瑛時有交往。1948年，當龔普生受組織安排回國之際，她約李佩一道走，李佩說：「我已經是結婚成家的人，不能說走就走。」

龔普生1948年離開美國，經香港回國，從香港乘船出發時，她與作家杜宣假扮夫妻，先到大連，最後來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擔任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

1948年12月，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先後乘國民政府派遣的飛機離開北平到南京，並輾轉到美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後，李佩隨即以探親名義回國，從美國經香港，後乘船從天津上岸回到北京。

儘管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留學人員回到中國是完全自由的。李佩1949年初回國的時候，已經是康奈爾大學副教授的郭永懷，並沒有與她同行。這說明郭永懷的確是在受到錢學森回國的影響之後，才決定回國。他很可能並不知道妻子回國的真實使命，以為她回國只是為了探望父母，而且這一去就是一年多。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的統一戰線

從1948年至1949年間，香港成為進入解放區最大的轉運站。當時滯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有三百多人。其中有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章乃器、陳嘉庚等。為了使這些重量級人物安全到達解放區，周恩來作了細緻周密的安排，地下組織提前幾個月就疏通好香港到解放區的航線。他們租用了外國輪船，每批都派專人護送，這是一次絕密行動......

——喬松都：《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2008年5月出版）

1945年11月，法國巴黎。李佩（左一）、音樂家李惠年（汪德昭夫人，右二）、畫家潘玉良（右三）等參加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時合影。

1946年10月，受中央指示，龔澎、喬冠華、夏衍、陳家康等，從上海撤退到香港。

臨別時，周恩來對他們說，這次你們南下香港，一方面是為了保存實力，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中間地帶的特殊條件，廣泛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在香港，除了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外，龔澎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向海外發行的英文周刊《中國文摘》；喬冠華負責籌備成立新華社香港分社並成為第一任社長。1947年5月6日，中央決定在香港設立分局，直接接受中央領導。

1949年初，當計蘇華和李佩相繼抵達香港時，龔澎和喬冠華也在香港，一場新的統一戰線任務開始布署和執行。

在1949年4月至5月間，在收到曹日昌來信之前，葛庭燧還收到清華大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來信。

1949年4月20日，錢三強和劉寧一等正在布拉格分會場參加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他在這一天致信美國的葛庭燧：

庭燧兄：

北平解放後，曾得一信，知道今夏要回來，高興的要命，老人家更是高興。……

新政權比較從前的好得多。想到我們十三四年前曾經共同奮鬥所想達到的目標，現在來了。只要我們個人人生觀仍舊，一切都覺得很自然。……中國現在就希望非個人主義者來為大眾服務。在制度上有許多要改的，比如美國之不許夫婦共同作事，解放區相反地，特別為夫婦工作找方便。關於全盤科學建設，很需要新起的科學工作者來共同籌劃，因此老兄回來是最好沒有。現在南京上海已下，今年想怕廣東都有希望了。所以全國建設立即要開始，請有志者共同來參加這偉大工作。……

匆祝研安。大姐好。

弟　三強上　四月二十日

1941年7月，葛庭燧與何怡貞在上海結婚時的合影。

同為物理學家的葛庭燧和錢三強是連襟關係，葛庭燧夫人何怡貞和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是親姐妹。何怡貞（1910年－2007年7月31日）1937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她和葛庭燧1941年在上海結婚後共赴美國。錢三強和何澤慧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同班同學，1946年4月，兩人在法國結婚。

錢三強與何澤慧

在給葛庭燧寫信七天後，1949年4月27日，錢三強再次致信美國《留美學生通訊》編輯，談到新政府對留美學生的政策：

「今天收到你寄到巴黎轉來的信（四月十六日）。我們沒有得到法國外交部無條件之簽證，故在布拉格開了很熱狂的，以中國為主的和平大會。正好南京在這幾天打下，使得我們一群人民的代表也增加了不少的光輝。……以後我們要以建設來充實這個血肉換來的榮譽。因為實在忙，所以寫不出報告。只好先回答你所提的幾個留美同學所關心的問題。這些答案，是先問過中共朋友的。

一、中共並無一特別對留美學生的政策。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歡迎回國，參加建設工作。但並不像從前，只認頭銜不認本領及工作經驗。所以留學投機者，可以不必打算從前那樣的得到社會上的推崇。相反的，凡是真埋頭苦幹，不驕不躁的專家都受到尊重。更談不到有什麼對美國留學生特別實施的政治訓練。主要應該想到自己是人民中享受過特別待遇的人。現在既然學有所成，應該從「為人民服務」著想。現在解放後的城市，並無任何特別政治訓練，只有自動的學習及看有關書報。請留美同學不要以為回國後，應該受一次類似他們某一時期出國的「特別訓練……」

這封信發表在1949年5月14日在紐約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上。

1947年11月20日，錢三強、何澤慧夫婦的長女在巴黎出生；1948年2月的一天，經約定，錢三強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會見了歐洲中國工作組黨組書記劉寧一，交談了準備回國的情況，劉贊成錢三強回國後到北方工作的想法，介紹了國內形勢，認為不久國內形勢將會發生大變化。圖為錢三強全家1948年4月底啟程回國前，在巴黎盧森堡公園合影。

1948年5月2日，錢三強和何澤慧帶著半歲的長女，從法國啟程回國，6月10日抵達上海，8月，錢三強受聘為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何澤慧受聘於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

問題是，為什麼在回國後10個月後，1949年4月，錢三強才寫信邀請葛庭燧回國？並同時致信美國的《留美學生通訊》編輯，回答留美同學所關心的幾個問題，且明確說明，這些答案是問過中共朋友的。

此時，李佩和計蘇華是橋樑。

在幼年和青年時代，李佩家和錢三強家是鄰居，同住在北京皇城內。1945年9月，28歲的李佩作為中國勞工協會代表，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工聯成立大會，遇見了在法國留學的錢三強。

1949年3月，在回國旅程中，李佩和計蘇華殊途同歸，通過組織安排，錢三強致信葛庭燧，與此同時，在香港的曹日昌通過葛庭燧致信錢學森，邀請他回國。

《錢三強年譜》（P68）記載：1949年3月22日，周恩來在西柏坡簽發了「關於參加世界和平擁護者大會的中國科學技術界團體及人員的意見」的電報，邀請團休中，同意增加中國科學者協會。丁瓚、錢三強、盧於道、袁翰青均可去。曾昭掄已電香港邀請，尚未得復......」

根據目前資料查證，北平和平解放後，第一班從香港北上的輪船是在1949年3月19日。化學家曾昭掄1949年初在香港滯留，他在給美國的學生王瑞駪的信中寫道：「三月十九日離開香港，乘船來天津，於二十七日到達。北大上課如常，希望不久可以上課......」

李佩的弟弟李佩璋記得：1949年4月初，在北平東華門翠華飯店，朱學范請李佩吃飯，李佩珊、袁永厚和李佩璋作陪。

由此推測，李佩應該是和曾昭倫同船或在同一時期從香港經天津抵達北平。李佩當時是過家門而不入。

在李佩從香港北上之時，1949年4月，汪德昭和家人經組織安排，從上海抵達香港，在香港結識了龔澎、喬冠華等共產黨人，之後重返法國巴黎，在法國建立了另一條統一戰線。

1949年初，還有幾位重要人物在香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及其妹妹韓權華和妹夫衛立煌。1948年11月28日，韓詠華帶著大女兒和兩個外孫，搭乘衛立煌將軍的飛機從北平到廣州，之後到香港。在香港，經外侄女婿汪德昭介紹，衛立煌和中共再次牽上線，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母親韓俊華，是韓詠華和韓權華的大姐。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錢學森父親年近70歲的錢均夫（1880-1969年）住在上海。1949年聖誕節前夕，父親致信錢學森，告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神勇之師，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入城後，不打擾市民，夜宿街頭……信末尾囑咐他，接到信後應及早回國故里，將特殊才能貢獻給人民、國家。

1949年9月，經朱學范推薦，李佩上了華北革命大學政治學院。李佩的這一經歷，記錄於她的正式檔案之中，並且作為「參加革命工作時間」，也是她後來享受離休幹部待遇的依據。她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學院的同期同學有沈從文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等，此時兩人都在應組織要求，給遠在美國的胡適寫信，勸胡適回國。

1955年，顧維鈞、胡適在紐約。

李佩的這段經歷，在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西部區會主席朱光亞帶著組織起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得到印證。這封信刊發在1950年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朱光亞在信中寫道：

「中國需要社會建設的幹部，中國需要了解中國實情的社會學家。回國之後，有的是學習機會。不少回國的同學，自動地去華北大學學習三個月，再出來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國的實際政治經濟情況，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參加實際的工作，多一天為人民服務的機會。現在祖國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們不能彷徨了！」

朱光亞當時顯然是受到組織的安排和獲得了組織提供的信息的。而李佩的同志和上級，已經在新中國的政府中出任要職——1949年10月19日，朱學范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部長；1949年12月26日，龔澎出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喬冠華任外交部亞洲亞洲司代理司長、龔普生出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

北京解放初期，周恩來在協和醫院禮堂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們講話時談道：「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1950年2月，李佩從華北革命大學政治學院畢業，經組織安排，由專人護送從香港回到美國。

當李佩回美國時，她應該想到了自己所承擔任務的艱巨和危險，離開北京前夕，32歲的她向弟弟李佩璋交代如有不測為自己寫傳記的事。

第六章

錢 學 森 教 授

「給他當太太很不容易，那時他是美國上流社會的大教授，天天要換洗衣服，我若給他的襯衣有一點沒燙平整他都要批評我」。

——蔣英

1949年夏，錢學森、蔣英在康奈爾大學 郭永懷攝

在2002年出版的《錢學森——人民科學家》書中，錢學森秘書塗元季寫道：

「1949年5月20日，錢學森收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員、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國中區負責人葛庭燧（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寫來的信，他在信中同時轉來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黨員，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寫給錢學森的信，轉達即將解放的祖國召喚他返國服務，領導新中國航空工業建設之切切深情。

這時，錢學森還看到周培源給林家翹的信，信中周培源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告訴他們北京西郊解放時的良好境況，這更增加了錢學森回國的信心。」

1949年10月以後，錢學森收到多封父親來信，催促他回國。錢學森曾與加州理工學院院長Lee DuBridge談到在事業、家庭與對父親孝心的矛盾處境，也談到父親是否是受到當局壓力給他寫信。他曾想將父親從大陸接到香港，但沒有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在收到葛庭燧的五月來信之後，錢學森並沒有回復。

這一時期，出於種種原因，錢學森當時並沒有回國的打算。華裔作家張純如在錢學森傳《蠶絲》中記載：1949年5月，38歲的錢學森遞交了美國公民申請書，而且，他的事業和家庭正在邁向新起點。（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to become a U.S. citizen (no. 329866 at U.S. District Court in Boston), April 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New England Regional Branch.）

1948年10月，在兒子出生的同時，錢學森收到了「丹尼-佛羅倫薩古根漢姆基金會」（The 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 以下簡稱古根漢姆基金會）為他提供了兩個職位。

自1924年成立以來，古根漢姆基金會一直支持航空領域的研究，創立了古根漢姆航空工程學校等。1948年，基金會決定在加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設立兩個新的噴氣推進研究中心（Jet Propulsion Research JPR），兩個新研究中心均邀請錢學森出任主任。

加州理工學院院長Lee DuBridge向錢學森提供了優異條件：每年上萬美元的薪水、支持年輕科學家和研究助理的額外研究經費、噴氣實驗室Robert Goddard講座教授職位......。在錢學森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的職位後，1948年10月，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批准這一任命。錢學森開始為1949年夏天到加州履新作準備。

在麻省理工學院接到葛庭燧信後不到一個月，1949年6月，錢學森將家搬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所在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他在大學附近租了一幢帶大草坪的房子，這個舒適的家也成為朋友們聚會的場所，他在大學的聲望如日中天，堪比馮·卡門。這年，他寫出第一篇論述核動力火箭的論文，1949年底，蔣英懷了女兒永真，他開始申請為軍方從事保密研究工作的安全執照。

老朋友William Sears在康奈爾大學從事航空學研究，朝鮮戰爭期間美軍「黑寡婦」飛機就是他設計的，但他未曾申請也未曾擁有過為軍方從事保密工作的安全許可證。他在自傳中寫道，當時他問錢學森：為什麼要申請安全執照從事保密研究？錢學森回答說：「如果沒有安全許可，我不可能履行在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漢姆教授的職責。」Sears認為錢學森有誇張之嫌，但明白後來美國取消錢學森安全許可證事件「傷害了他的驕傲」。

鄭哲敏1948年考取美國扶輪社獎學金，到加州理工學院留學，錢學森1949年夏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後，他和另一名中國學生羅時鈞（1923—）成為錢學森的博士生。另外一位中國學生雖然不是錢學森的學生，但他幾乎每周末都到錢學森家，他就是1947年赴加州理工學院攻讀電機系研究生的羅沛霖（1913—2011）。

1989年9月1日，76歲的羅沛霖在北京家中接受王德祿採訪時說，自己是在1947年受中國共產黨指示和資助考取了自費留美生，錢學森推薦他到加州理學院。兩人關係很好，均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錢學森比他高一屆。

然而，作為多年的老朋友，鄭哲敏卻一直不知道羅沛霖當年的黨員身份。2010年11月16日，86歲的鄭哲敏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接受熊衛民採訪時說：

「到CIT之後的第二年，我搬到樓下，與羅霈霖一屋。羅霈霖每周末都去錢學森家。我總懷疑他有特殊任務，可至今他都不承認。羅霈霖說，錢學森的名字不適宜在我們留美中國科協CIT分會的花名冊上出現，所以，那上面真沒有他的名字。但是，我們的歡迎會和CIT分會的成立會，錢學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後來分會的活動他就沒再參加過了。」

然而一年後，1950年6月，錢學森的事業和生活突然受到暴風驟雨般打擊。

（未完待續）

製版編輯：鄧志英 |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公眾號、報刊等轉載請聯繫授權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