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曾國藩、黃興和近代中國軍事變革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事逐漸走向近代化，其實質就是由封建階級軍事演變過渡為資產階級軍事。這一軍事變革，內容十分豐富，它涉及到軍事思想、軍事理論、軍事組織、軍事技術、軍隊編製、訓練管理、武器裝備、戰術戰法、軍事教育等各個方面。近代中國的許多傑出人物都為這一變革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近代湖南人才對近代中國軍事變革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魏源、陶澍、賀長齡、李星沅、羅繞典、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彭玉麟、劉長佑、唐才常、沈藎、秦力山、黃興、蔡鍔、李燮和、蔣翊武等人，都留下了軍事論述和著作，有的更有著豐富的軍事實踐。可以說，在中國近代，湖南軍事人才鋒芒畢露，人稱「中興將相，什九湖湘」，又說「無湘不成軍」。他們非常重視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的學習，為中國近代軍事變革、為中國軍事近代化思想體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了傑出貢獻。具體來說，魏源、曾國藩、黃興的軍事活動和軍事理論分別標誌著近代中國軍事變革不斷前進發展的三個階段。

一、魏源的軍事思想標誌著近代中國軍事變革思想的萌芽

魏源(1794—1857)，字默深，邵陽人。自幼關心時政，鴉片戰爭爆發後，奔赴浙江前線，參與戰事，多有卓見。魏源還留下了不少軍事著作，特別是《海國圖志》這部巨著，第一、二卷就是《籌海篇》，第84卷到93卷，分別介紹了西方戰船、炸炮、炮台、火銃、水雷等先進武器，其他各卷則分別介紹了各國軍事狀況，堪稱西方近代軍事學說首次在中國露面。而魏源在該書所反映的軍事思想，則是中國近代軍事變革思想的萌芽，為中國軍事近代化起了導引作用。首先，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主張引進西方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科學技術。鴉片戰爭中，反映中西軍事力量的最大差別在於武器彈藥和軍隊素質方面，中國的長矛大刀，遠非英國堅船利炮的對手。魏源將西方的長技歸納為:「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1]。認為要戰勝西方，就必須在武器裝備、軍事技術、軍隊訓練等方面學習和超過西方。為此，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方針。「師夷制夷」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引進和培養人才，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魏源一貫重視人才，當時的中國，基本上沒有科技人才，故主張引進西方技師，指揮製造，傳授技術。同時培養本國人才，跟班學習。人習其技，一、二年後即可獨立操作，自力更生地製造先進的武器彈藥。

二是創辦軍事工業企業。魏源說:「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1]。並具體提出在廣東虎門的沙角、大角建立造船廠，分別製造軍艦和各種武器彈藥。三是提倡私人辦企業。魏源認為西方「以工商為本」的做法值得效法，應該允許「沿海商民，有自願仿建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亦聽之」[1]。強調民用、軍用可以相通，一旦發生戰爭，貨船可以征雇改裝，設備炮眼，添加火器，即可作「戰船之用」。四是學習西方選兵、練兵、養兵之法，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西方各國士兵，一般都經過反覆的徵選和嚴格的訓練，所謂「贍之厚故選之精，練之勤故御之整」。能做到「刀械晝夜不離，訓練則風雨無阻」[1]。魏源認為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首先要選擇好將才和士兵，提高軍隊素質;其次要保證軍餉，「欲選兵練兵，先籌養兵」;再次要加強訓練，實行「平戰結合」。強調平時加強訓練，巡察海洋，緝盜查煙;戰時嚴守海防，上陣衝鋒，維護交通，反抗侵略。「師夷長技」的一個關鍵，是掃除思想障礙。

一方面，清朝統治者一貫以天朝上國自居、看不起外國科學技術，甚至稱之為「奇技淫巧」、「形器之末」，一概予以排斥。對此，魏源揭露說:「始則奇技淫巧受之，繼則邪教煙毒受之，獨於行軍利器則不一師其長技，是但肯受其害而不肯受其益也』[1]。另一方面，清王朝自認為「馬上得天下」，長期奉行「騎射為根本」的軍事思想，不思進取，不願學習西方長技。魏源強調:「師夷」是為了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3]。只有堅決拋棄「歷朝以來苟安目前之積習」的傳統觀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放下架子，師法西方，仿效西方，使西方長技，為我所用，為我所有。這些，實際上是對封建軍事思想的否定，是新的軍事思想的萌發和啟動。其次，魏源主張籌海防、建水師以御外侮，表明近代海防思想開始產生。封建社會的中國，軍隊的予頭主要指向國內人民;歷史上的外患，也主要來自內陸的邊境各地。因此，在軍事上形成「重內輕外」和「重陸輕海」的的指導思想。清王朝更是迷信「騎射軍事」。鴉片戰爭中，清軍毫無抵抗能力，英人在海上橫衝直撞，長驅直入，使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海防的重要性。

魏源明確指出:「海防切膚之災也，烏得不論，烏得不議」[4]。從而提出了「建海師」、「固內守」、「御外攻」、「經營南洋」的海防思想。「建海師」是魏源海防思想的根本措施。主要有三個內容:一是製造新式的戰艦和火炮。魏源主張設置廠局製造艦炮，具體方案是在廣東虎門「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法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製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計每艘中號者，不過二萬金以內，計百艘不過二百萬金。再以十萬金造火輪舟十艘，以四十萬金造配炮械，所費不過二百五十萬，而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1]

二是選拔海軍將才和士兵。主張增設水師科舉，以便選拔培養海軍指揮人員和技術人才，規定「凡水師將官，必由船廠、火器局出身，否則由船工水手、炮手出身」[1]。每艘配兵三百人，計百艘可配三萬人。「其所配之兵必憑選練，取諸沿海漁戶梟徒者十之八，取諸水師舊營者十之二」[1]。三是籌集海軍經費。當時沿海綠營水師達十萬之眾，可用之兵僅數千人。魏源主張「盡裁併水師之虛糧、冗糧以為募養精兵之費」[1]。上述方案，可建立一支擁有百艘戰艦、三萬精兵的海軍，的確可「創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這是封建軍事家所不可能設想的，是中國軍事走向近代化的偉大一步。「固內守」、「御外攻」、「經營南洋」是魏源海防思想的戰略策略原則。「固內守」是防禦原則，即:「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的戰略防禦方針。魏源批評那種以己之短攻敵之長的「御諸內河，不若御諸海口;御諸海口，不若御諸外洋」[5]的盲目冒進方針。強調在外洋作戰，西方船堅炮利，易於發揚威力。在內河則情況相反，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在內河，我軍熟悉地情、水情，群眾支持，土槍土炮可以發揮威力，水師陸師更可相互支援。故「誘賊入內河者，謂兵、炮、地雷水陸埋伏，如設阱以待虎，設罾以待魚，必能制其死命」[5]。而敵人進入內河，行動不如海洋自由，火炮不利近攻，威力大減。「御外攻」是決戰原則，即建立強大的海軍，「駛樓船於海上，可以戰洋夷于海中」。因為守內河只能自保，「即使殲其內河諸艇，而奇功不可屢邀，狡夷亦不可再誤，且夷貪戀中國市埠之利，亦斷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絕交不往，此後則非海戰不可」[1]。

「經營南洋」則是進攻戰略。魏源根據鄭和下西洋、虯髯客稱霸海上的歷史。指出南洋諸島和我國關係密切，華僑眾多，「倘因諸華人流寓島上者，舉其雄桀，任以干城，沉思密謀，取醜夷聚而殲旃;因以漳、泉、惠、潮、嘉人為流官，雄長其土，破除陳列，歸於簡要，自辟僚屬，略籌藩鎮。庶足為南服鎖鑰與!」[6]經營南洋，成為東南沿海屏障，從而與西方在海上互爭雄長，確是魏源天才的軍事決策。魏源的軍事思想大大突破了中國封建軍事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面向近代，對中國傳統的軍事文化提出了改革的主張和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案，從而為中國軍事近代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

二、曾國藩的軍事實踐標誌著中國軍事變革實踐的開端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二年(1852)，被任命為幫辦湖南團練大臣，創建湘軍開始了與太平軍、捻軍作戰長達15年的軍事生涯。其時，清政府內外交困，而清廷所倚仗的八旗、綠營卻腐敗墮落，全無戰鬥力。因此，曾國藩組建的湘軍，一再強調「別樹一幟，改弦更張」[7]，從而開始了對封建兵制的改革。第一，改「世兵制」為「募兵制」。八旗和綠營都是代代相承的世襲兵制，曾國藩的湘軍則「不用營兵」，「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濫收一弁，掃除陳跡，特開生面」[8]。改在社會上「擇技藝嫻熟，年青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士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慨不收用」[9]。首先是把兵農合一的地主武裝鄉勇招入湘軍，成為官勇;其次是招募須具保登記造冊，以便控制;再次是各軍均以招募同鄉同村之人為主，使軍隊保持濃厚的地緣關係。這樣組建徵募的湘軍，就能「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成為「誓不相棄之死黨」[8]。從而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第二，改「兵為國有」為「兵為將有」。清軍將領由皇帝調遣，兵無定屬，不隨將走，故兵不知將，將不悉兵。曾國藩的湘軍則不一樣。首先，將領不由皇帝任命，而由曾國藩選擇「有忠義血性」者為「帶勇之人」[8]。

其次，實行先設將，由將招兵、訓兵、領兵。具體辦法是:「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弁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干、生葉、皆一氣所貫通」[10]。故王門豈運說:「湘軍之制，則上下相連，將卒親睦。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存」[11]。將領在挑選下屬和士兵時，首先著眼於自己的親友，往往是一人為將，其兄弟、子侄、學生、朋友皆為軍官。這種宗法血緣關係，造成各將領只聽命於直接上司，全軍則只聽命於曾國藩一人。這樣，軍隊變成了統兵將領所有，故有人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軍閥的「開山鼻祖」，是有道理的。第三，改「朝廷任命」為「官職私授」。清軍各級將領，均有皇帝任免;而湘軍各級軍官，則由統兵將帥自行任命。故湘軍將領名義上是朝廷命官，實際上卻是曾國藩等人私黨。

湘軍中有兩種官員:一種是因軍功保薦而由朝廷任命的官職，只是虛銜，沒有實權;一是湘軍將帥提拔的各級軍官，有的雖無朝廷任命，卻有實權。有的因軍功被朝廷升至提、鎮等二、三品官銜，卻因不是親信只能擔任下級軍官，也必須服從官品較低的上司的命令。正如左宗棠所說:「軍營體制只論事寄輕重，不論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鎮而仍當哨官、什長、保至副、參、游而充親兵、散勇者……當統領者必節制營、哨，當營、哨者必受節制於統領，固無他說也」[12]。從而在湘軍中中形成的觀念是:朝廷任命，品級高低，並不重要;長官意志，指揮系統，才是關鍵。因此，湘軍中講究的是親戚私誼，逐漸形成為以一個將領為中心的武裝集團。第四，改「國庫發餉」為「軍餉自籌」。清軍由政府供應，一切開支出自國庫，咸豐年間，國庫空虛，對湘軍供應力不從心，只能象徵性地撥給極少餉銀，湘軍經費主要由自己籌集。這樣造成兩個結果:一是軍隊由誰發餉，誰就掌握了軍隊，一旦軍餉自籌，軍隊就會成為統兵將帥的私產。二是湘軍為了籌餉，創設厘金等制度，插手地方經濟;而要在地方經濟中求得發展，又必須干涉掌握地方政權。從而形成軍權、政權、經濟權合三而一，全部落在統兵大員手中。第五，改「冷兵器」為「冷熱兵器並用」。

中國封建軍隊所用的武器是弓箭、長予、刀劍等冷兵器，清軍後期雖有火炮、火銃之類，但數量極少，質量又差，在戰爭中作用不大。曾國藩清醒地認識到熱兵器的優點，他說:「輪船之速，洋炮之利，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持……如炮船競能通行中國，則內地兵民或者盡釋疑畏之心，徐求制勝之道，必以收將來之效於無形之地」[13]。將「熱兵器」的作用，提高到可「剿發逆、勤遠略」的戰略高度。曾國藩建水師，堅持用熱兵器裝備戰船，從廣東購買了大批大炮。湘軍陸師，亦有一半士兵使用熱兵器。第六，改革營制。湘軍不同於八旗、綠營，而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上為分統、統領、大帥。每營轄四哨，另設親兵六隊，每哨轄八隊，即四個刀予隊、二個抬槍隊，兩個小槍隊。每隊士兵十人，什長一人，伙勇一人。每營360人，後增加長夫，擔負後勤，每營500人。上述編製，實際上已接近近代軍隊的編製，有利於發揮軍隊的作戰能力。此外，曾國藩還制訂了系統而嚴格的營規，對紮營、開仗、行路、守夜、軍器、日操、夜課都有明確規定。還禁擾民、禁鬥毆;實行厚薪厚獎，以「養將領之廉」，「作軍士之氣」。第七，創建水師。清政府雖有水師和水師提督之設，但僅供內河輯私捕盜之用，毫無作戰能力。曾國藩於咸豐四年(1854)春正式建立湘軍水師，共十營，擁有輜重炮船120艘，輜重民船100艘，士兵5000人。稍後，發展至二萬餘人，控制長江。同治三年(1864)，曾國藩同彭玉麟制訂《長江水師章程》，決定設長江水師提督，於太平府、岳州分設提督衙門和行署;設總兵四人，分駐岳州、漢陽、湖口、瓜州，另設兼轄總兵一人，駐狼山。長江水師兵力為六個標、二十四個營，共統轄戰船774號，弁兵12000人。

曾國藩還提出建立外海水師，分設於吳淞、天津、南澳，擔任整個東南沿海的防禦。曾國藩建立的長江水師，首先取代綠營成為國家的正式軍制，且「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設一專官」[11]，可說是中國近代海軍的先聲。第八，師夷長技、創辦軍事工業。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建立安慶軍械所，這是中國第一家生產近代化武器的軍事工廠，製造了中國第一批「洋槍洋炮」，生產了中國第一台蒸氣機和第一艘輪船。曾國藩說:「竊喜洋人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4]。稍後，曾國藩購買了一百多台西方先進的機器設備，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所近代軍工企業———江南機器製造局。接連建造了「恬吉」、「成靖」、「操江」、「測海」四艘大型兵艦，生產了一大批近代化的軍火武器。同時，江南機器製造局設立翻譯館，組織中西專門人才翻譯西方軍事著作和其他著作，介紹西方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江南機器製造局還附設兵工學校，培養近代軍事人才。

此外，在曾國藩的倡議和努力下，向美國派遣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留學生，這批留學生回國後，有的成為中國軍隊的骨幹，為中國軍事近代化作出了貢獻。曾國藩的軍事實踐，一方面在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軍事技術的基礎上所進行的軍事改革，不僅有力地衝擊了封建軍事思想體系，而且是開中國軍事近代化之先河。另一方面，曾國藩所創建的兵制，沉重地打擊了中央集權制度，又為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等人承繼，成為軍隊私人化和中國近代軍閥的鼻祖。

三、黃興的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標誌著中國近代軍事思想體系的形成

黃興(1874—1916)，字廠堇午，號克強，長沙人。1903年，黃興組織華興會，從此走上武裝反清道路，領導了一系列起義鬥爭，可說一生從事軍事鬥爭。他既認真吸取中國傳統軍事文化的優點，又積極學習西方近代軍事的長處，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軍事理論原則，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軍事變革，為中國軍事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首先，黃興對封建軍事思想發起了堅決的衝擊，明確提出軍隊要為民主共和服務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在封建社會，「忠君」思想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特有的產物，被抬到了絕對高度，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處理各種關係的最高道德規範。封建社會的軍隊以「忠君」思想作為宗旨，是皇帝統治全國的工具。黃興則徹底地拋棄了封建忠君思想，主張用資產階級的軍隊取代封建君主的軍隊，用民主、平等、共和思想來取代忠君思想。黃興在1903年華興會的成立大會上就明確提出武裝起義的目標是「直搗幽燕、驅除韃虜」[15]。即佔領北京，徹底摧毀清王朝的國家機器，趕走滿清貴族統治。在萍濟醴起義前，黃興指示劉道一等人:「今之倡義，為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強調要「以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多方指導」[16]。

起義期間，很好地貫徹了這一指示，以都督龔春台名義發布的起義檄文中明確宣布:「本督師為同謀幸福起見，毫無帝王思想存於期間，非中國曆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國家為一己之私產所比。本督師於將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利權，且以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會」[17]。這篇檄文清楚地表明:黃興領導的萍瀏醴起義軍，完全不同於封建軍隊，也完全不同於歷代農民起義軍。它以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實現民主、共和為目的、為宗旨。軍隊的宗旨、軍隊為什麼人服務，是軍事思想的核心。黃興關於軍隊以實現民主共和為宗旨的軍事思想，是和封建軍事思想的根本區別。這一思想的提出並貫徹於黃興的軍事實踐活動中，表明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其次，黃興主張在中國建立一支新的資產階級的軍隊。中國封建時代的軍隊，都是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歷代農民起義軍是如此，就是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軍隊，其廣大士兵群也是出身農民、長在農村。資產階級的軍隊卻不是這樣，由於大多採取徵兵制，是在全民中選擇兵源。1906年，黃興參加由同盟會幹事會編纂的《革命方略》中，將軍隊定名為「國民軍」，具體規定了招軍章程、軍隊的組成、編製、紀律、獎賞、糧餉、攻佔等實施辦法，為建立一支資產階級的軍隊提出了比較完整的方案。軍隊的組成，是建軍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中國，資產階級人數不多，缺乏農民那種深厚的社會基礎，在它還沒有掌握政權的情況下，不能採取徵兵制，無法在社會上進行軍隊的發動和組織工作。因此，黃興在領導武裝起義的鬥爭中，主要尋找現存力量的支持，選擇會黨和新軍作為軍隊的基本隊伍，實行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新軍、會黨的三結合。其中: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是決策者、領導者、組織者，有所謂「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為指揮」的說法。黃興的武裝隊伍，在1907年以前，重點在聯絡會黨，長沙起義，萍瀏醴起義的主力，都是哥老會等會黨群眾。從1907年起，黃興將重點放在策反新軍起義，重視在新軍軍官和留日軍官(干官生)中工作，宣傳反清革命思想。黃興在武裝鬥爭，雖然利用了新軍和會黨的力量，但二者都不是自己的軍事隊伍，往往組織混亂，指揮失靈;或機密外泄，功敗垂成。

因此，黃興深感建立一支資產階級正式軍隊的必要，曾提出要「召集同志，並聘請法國軍官多人，擬佔據防城沿海一帶地方組成正式軍隊」[16]。1908年，黃興召集革命志士和華僑青年二百多人，建立中華民國南軍，發動欽廉上思起義。連戰皆捷，多次擊潰清兵圍剿，以區區二百人的革命軍，對抗清兵二萬，堅持二個月，創造了武裝鬥爭史的佳話。孫中山說:「克強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18]。為了建立正式軍隊，黃興曾做了許多工作，但由於人員、經費、槍械、基地等諸多困難，資產階級的軍隊沒有建立起來。再次，黃興在辛亥革命後為中國軍事近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作為中華民國的創始人之一，黃興在辛亥革命後仍然以主要精力從事軍事工作，在戎馬倥傯之中，黃興沒有大部頭的軍事著作，但在其軍事活動中，提出了許多光輝的軍事思想，為軍事近代化制訂了一些具體方案。一是統一全國(主要是南方)軍隊編製。辛亥革命時，各省先後獨立，軍隊名號不一、編製不一，良莠不齊，極其混亂。黃興在極短時間內，統編各省軍隊，建立五個軍、二十六個師，每師轄兩個旅，每旅轄兩團，每團設三個營，營以下為連、排、班。師為核心單位，直轄一騎兵團、一炮兵團、一工兵營、一輜重營。此外，黃興還就軍隊官制、軍官任務、士兵服制、新兵入伍、軍隊序列、賞恤章程、軍紀軍規、軍官學校等各方面進行了整頓，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對陸軍部等軍事機關的編製、人事、軍費開支預算，都有明確規定，合理安排。這些，對軍隊正規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強調軍隊的思想教育。黃興對軍隊非常重視，多次強調:軍隊是國家的軍隊，「軍人之利害，即系民國之安危興亡」，故軍隊「以國利民福為唯一之宗旨」，而「維持社會，保衛國家，為軍人固有之天職」。又說:「今日之所謂軍事，為與世界各國爭衡之軍事。則軍事之布置，當為禦侮之計」[15]。為此，黃興對軍人提出了三項要求:「所殷殷期望於諸君子者三:曰愛國、曰保民、曰服從軍紀」[15]。上述所謂「愛國」、「保民」、「禦侮」，就是黃興建設軍隊的目的，軍隊的宗旨，是新軍隊和封建時代舊軍隊的根本區別。「軍紀」則是實現這一宗旨的根本措施。黃興指出:軍紀是革命軍隊的生命，良好的紀律是保證軍隊生存發展和戰鬥力不斷提高的重要手段。他在一件文告中指出:軍人「惟一之要素，全在服從二字。但服從之義，在平人為相對主義，在軍人實為絕對主義。相對主義者對於是則服從對於非則不服從，而絕對主義者則無論如何應服從者也。軍人何以有此種義務，因國家所倚者惟軍隊，軍隊所重者在軍紀，服從為軍紀之特質，破壞服從即破壞軍紀、即破壞國家，而軍人之尊榮亦失，故服從實服從軍紀，非服從個人也」[19]。在軍隊中，黃興嚴禁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干涉政府、滋擾地方;對軍人嚴禁鬥毆爭勝、侵擾百姓、申明軍紀、賞罰分明。三重視軍隊建設。中華民國成立後，南方各省軍隊十分混亂。李書城說:「當時南方除少數從正規軍擴編的軍隊尚有作戰能力外，大部分新編入伍的士兵，多系城鄉失業民眾，尚未受過軍事訓練。各部隊形式上雖具備軍、師、旅、團、營、連、排的編製，實系烏合之眾」[20]。

為此，黃采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軍隊建設，如:對南方各省軍隊實行統一整編和規劃;設立軍官學校，組織將校聯合會，培養軍官，提高素質，增進軍官團結;設立購械處，保證武器供應，改進軍事裝備;裁汰老弱殘病，禁止亂招新兵，實行精兵政策;強化訓練，提高士兵素能;籌措軍費，保障軍餉，重視後勤工作;等等。特別可貴的是，黃興提出了軍隊建設的兩個原則:一是在全國普及軍事教育。他說:「現在以提倡尚武教育為最要」，主張「中學以上，令學兵學二年，俾軍事教育普及全國，則不待募兵而全國皆兵也」[15]。

二是強調經濟是軍隊的基礎。他說:「吾國生產力之落後薄弱，軍費之不能得大宗供給，此為事實上無可免者。自歐戰開始而後，戰線之軍隊動以百萬、數百萬計，是非僅各國軍隊之發達，乃其生產力充足，故養比巨額軍隊而有餘耳。以吾國現在之生產力論，實無養育巨額軍隊之能力，故今後宜注意于軍事的國民教育，則國中多一就學之兒童，即多一曾受軍事教育之國民。一旦有事，徵集令朝下，夕可得國民軍在千萬以上」[15]。從上述原則出發，黃興主張在全國普及軍事教育，少養常備軍，而寓兵於民，將大批軍隊「或屯田開墾，或移民實邊，或建築工程，或改編警察」[15]。一旦發生戰爭，則全民動員，全民皆兵。黃興的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是在學習西方軍事理論和繼承中國傳統軍事文化基礎上，結合我國民主革命實踐，而創建的新的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體系。它為中國軍事近代化奠定了基礎，標誌著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軍事變革的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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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光強先生的革命活動[Ｊ].辛亥革命回憶錄[Ｍ].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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