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陽曆與陰曆的合理化

梁思成先生在9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個合理化建議，要把現用案頭日曆上的節氣如立春、立秋等從下半頁移到上半頁去，這倒是一個可以商討的問題。

思成先生說做日曆的人這樣把節氣放在下半頁，是有點"故弄玄虛"，對這點我是有不同意見的。據我個人推想，日曆上之所以這樣安排，無非是一種傳統的習慣。譬如今天是10月30日，日曆上面是"-1963-，十月大，30，星期三"，這統是西洋曆法傳進來的數據，可說是新曆。下面是"癸卯年，十四(日)，九月大，九月二十三立冬"，這統是中國固有的東西，是舊曆。我們要知道，中國舊曆是一個陰陽並用歷，不是純粹的陰曆。西洋人只知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沒有立春、立秋、寒露、霜降等名目。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二十四節氣。從公元前46年，羅馬愷撒建立陽曆以來，除稍改動外，西洋各國應用已達2000年之外，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統以太陽為轉移，所以西洋也沒有二十四節氣的需要。只有我們舊曆以陰曆為主，所以才有附設二十四節氣的必要，以使農民及時地知道清明下種、穀雨栽秧，所以日曆如此安排並不是故弄玄虛。

為了進一步商討，我們不能不簡單地談一談新曆和舊曆的發展過程。

從曆法的發展史來看，所有古老文化的國家如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和我國，最初統是用陰曆的。因為月亮的盈虧朔望周期非常明顯，所以把29天或30天稱為一個月，把12個月稱為一年，便成為古老國家最初的年曆。但是陰曆一月之長，即月亮繞地球周期約為29天半；而太陽年一年之長，即地球繞日的周期約為365天又四分之一日。如以12個月為一年，只有354天或者355天，與太陽年相差幾乎11天。過10多年，就有6月降霜下雪、臘月揮扇出汗、冬夏倒置的毛病。古代國家農業慢慢地發展以後，就發現純粹用陰曆曆法、月份和春、夏、秋、冬四季，農業節候配合不上，為了解決這陰、陽曆的矛盾，古代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放棄陰曆月亮盈虧作為計算月份方法，而以太陽回歸年即365又四分之一天為一年，把年分為12個月，平年365天，閏年366天，4年一閏。這是公元前46年西洋羅馬所採取的辦法。另一辦法是找出陽曆年的日數和陰曆月的日數兩者之間的最小公倍數，這就是我國古代顓頊歷的十九年七閏的辦法。因為陰曆的235個月的日數卻等於19個陽曆年的日數。據日本天文學家新城新藏的考據，十九年七閏的辦法是我國春秋時代已經應用的。我們古代從早的顓頊歷以及漢朝太初曆、四分曆統是依照此法安排的。但這一安排雖可以調和陰陽曆，不至於冬夏倒置，但平年354天，閏年384天，一年中節氣仍然可以相差一個月，對於農業操作安排上仍然不夠精密，所以到了戰國末年又建立二十四節氣，和陰曆相輔而行。到了東漢時代又發現一節一氣尚有15天多的間隔，才又創立一年七十二候。這是我們舊曆發展的經過。現在思成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二十四節氣是陽曆不應該掛到陰曆的賬上去。但從曆法的發展看，恰恰是我們舊曆是陰曆才有把節氣註明的必要。照思成先生的建議，可以避免一般人以二十四節氣為陰曆的誤會，但卻有把舊曆和新曆混淆不清的缺點。

從思成先生對於日曆的合理化建議，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問，我們舊曆既已過時，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完全用新曆即西洋現行的格里高里(Gregory)曆法呢?困難在於舊曆在我國已應用了二千四五百年。首先，我國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有了二十四節氣已能初步把握農時，沒有不便的感覺。在這點上思成先生的建議可以起一定作用，使農民慢慢地了解現行新曆比舊曆的優點。其次，人民群眾從幼年時代朝夕所企望而富有詩意的節日如除夕、春節、上元燈、寒食踏青、端午龍舟、中秋賞月、重九登高等一旦廢除，不免可惜。三則各種宗教如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等重要紀念日也是用陰曆來計的。四則潮水的漲落是跟陰曆為進退的，所以從事漁業和海洋航業的人，陰曆還是有用。最後，現用陽曆也不是盡善盡美，為了合理化，有徹底改革曆法的需要。

新曆即現行陽曆的缺點在哪裡呢?有人以為格里高里歷是純粹陽曆，其實不然。它和我們舊曆一樣也是陰陽曆並用，不過以陽曆為主罷了。在我們日曆上如今天10月30日便寫著"十月大，30，星期三"。這星期三就是從陰曆來的。以7天為期的禮拜是與太陽毫不相干的。古代猶太人從新月初上起就數到7天、14天、21天和28天，作為4個周，並要每周休息一天。7天一禮拜制從猶太逐漸分布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各國，在現行格里高里歷里，星期仍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格里高里歷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這7天為一周的星期。因為7既不能把一個月的數字30或31除盡，也不能把一年的天數365或366除出一個整數。陽曆年平年有52個星期多一天，閏年多2天。這樣月份牌得每年改印，甚至影響工廠、學校和機關作息時間的安排。若是改成10天為一周或6天、5天為一周，那就便當多了。更可怪的是舊曆雖是陰曆，但我們節氣如清明、穀雨卻是陽曆。而西洋的若干節氣如所謂外國清明(耶穌復活節)，因為宗教傳統的關係，反而用陰曆。

新曆月份大小的安排和月份稱呼也是不合理的。在6月以前單月月大、雙月月小，7月以後又是單月月小、雙月月大，容易引起混亂。同時1月份有31天，而平年2月份只28天，相差3天之多，工廠發工資、計房租，各月平均計算就顯得不公平。在統計上，如氣象學上計算各月的雨量，1月份和2月份就不能同樣看待。目前西洋月名的稱呼，從9月至12月，無論英、德、法、俄各國文字均屬名不符實。所以如此種種不合理的原因，統是由西洋歷史上傳統的習慣所遺留下來的。在羅馬愷撒皇朝以前，羅馬曆法原來用的是陰曆，一年12個月，月大和月小間隔著。月的名稱也是5月、6月、7月、8月和中國一樣依次排列，但曆法極為混亂。18世紀法國文學家伏爾泰曾說："羅馬的將軍們常在疆場上打勝仗，但是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許多勝仗是哪一天的。"待公元前46年愷撒當權時，根據埃及天文學家索西琴尼斯的建議改用陽曆，把單月作為月大31天，雙月作為月小30天，在平年2月份減少1天為29天，並把原來的11月改為歲首，把原來1月推遲成為3月，依次類推，而且把原來的5月的名稱(Quintilis)改為(July)，即今日之陽曆7月，以紀念愷撒(Julius Gaesar)。據傳說愷撒死後，其外甥奧古斯都(Augustus即屋大維)執政，當上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他把原來的6月(Sextilis)改稱為奧古斯都(August)，即今之陽曆8月。又以8月原是月小，從2月那邊移來一天把8月也變為月大，使2月在平年只剩了28天。又將8月以後的單月改為月小，雙月改為月大，但是8月以後的月名依舊保存愷撒改歷以前的名稱，所以陽曆9月至今西文仍稱為7月，10月仍稱為8月，如英文9月是September，這Sept在拉丁文中是7的意思。

這樣名稱錯亂、月份大小不齊，又加上不合理的7天為一星期的辦法，實在很有改進的必要。過去在西洋曾有成百上千的人主張改歷，但始終因為限於習慣，積重難返，加以天主教、耶穌教會種種規章，總無法受到重視。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曾一度改用法蘭西共和曆。這共和曆一年365又四分之一天，以秋分為歲首，每年12個月，每月30天，以一句為一禮拜。每年年終平年有5天，閏年有6天為休息日。這是依照法國當時數學家孟箕和天文學家拉葛蘭奇的提議而訂定的。這比較現行陽曆確是很大改進。但法國革命失敗後，共和曆也只應用了14年工夫，於1806年年初便被廢除了。

在20世紀科學昌明的今日，全世界人們還用著這樣不合時代潮流、浪費時間、浪費紙張、為西洋中世紀神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格里高里歷，是不可思議的。近代科學家已提了不少合理的建議，英國前欽天監(皇家天文學家)瓊斯甚至寫進天文學教科書中來宣傳改進現行曆法的主張，但是2000年頹風陋俗加以教會的積威是頑固不化的，不容易改進的。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1963年10月30日，文中所敘述的主導思想，作者於《科學》1922年第7卷第6期上有一篇詳細文章(《改良陽曆之商榷》)可以參閱--竺可楨文集編者。

莫高窟位於甘肅省敦煌東南方二十五公里處的鳴沙山，也在過往連接東西方的絲路途中。莫高窟開鑿於西元四世紀至十四世紀之間，做為佛教廟宇供往來旅人祈求一路順風。

西元一九年，道士王圓籙因為在第十七號窟意外發現藏經閣，讓莫高窟成為考古熱點，其中存放主題各異的手稿逾四萬件，涵蓋宗教、歷史、藝術、文學、數學、醫學與經濟，這些文件是十一世紀的佛教僧侶封存在洞窟之中的。

眾多手稿內包括一份精緻的星象圖，記錄中國可見的星空全圖，以紅黑墨水細膩描繪於長四公尺的卷軸上。一九七年，匈牙利考古學家史坦因（Marc Aurel Stein）帶走了星象圖及逾七千份手稿，送交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大英圖書館國際敦煌計畫主任懷菲爾德（Susan Whitfield）指出，這張星象圖繪製於西元六四九年至六八四年，是現今尚存最古老的星圖。國際敦煌計畫準備將這些文物資訊與圖像公佈於網路上，為慶祝國際天文年，大英圖書館去年夏天也展出這幅星圖集。

這幅星圖集分為兩塊，一為二十六張形狀各異的雲圖，附隨文字說明在占卜上的意義，另一塊為十二張星象圖，每張都由東至西描繪三十度線的夜空景象，再加上一張極地天空的星象圖，星空觀測位置應為北緯三十四度，可能是過去長安（今稱西安）或洛陽的觀測台。

星象圖將一三三九顆星劃為二五七個星群，其中兩個與大北斗座及獵戶座一致，還包括不易以肉眼觀察的微弱星星及幾顆南半球的星星。星點樣式與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前三世紀戰國 時期發展出的三套傳統天文學皆不相同，對星群皆有不同稱呼與描述。

莫高窟一景。藉由保留大量的佛教文物，古代的文化也被封存在此。

這份星象圖將一三三九顆星劃為二五七個星群，其中兩個與大北斗座及獵戶座一致，還包括不易以肉眼觀察的微弱星星及幾顆南半球的星星。星點樣式與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前三世紀戰國時期發展出的三套傳統天文學皆不相同，對星群皆有不同稱呼與描述。

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天文學家畢達（Jean-Marc Bonnet-Bidaud）指出，圖中最耀眼的星星位置相當準確，只比正確位置相差幾度。近地平線的星空則依據圓筒狀式投影，子午線依據等距的垂直線繪 製，緯度則與水平線相符；近天極地區使用方位角投影，保留星空原有方向，這些方式仍沿用至今日的地理繪圖。

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將天體劃分為十二個區塊，以追蹤木星（古稱歲星）公轉，木星大約每十二年繞太陽一周，這也是中國舊曆一年十二個月的計算基礎。在敦煌星象圖上，每張星圖旁都附有文字說明名稱、隱含寓意，以及據說會受這個天體區域影響的中國疆域。

這張星象圖可能是摹繪自過去的作品，因為圖中沒有座標網格，其中文字也與西元前三百年的《月令》部分內文相同，不過這仍是現存最古老的北半球星空全圖，較世界其他文獻還要早幾百年。過往星象圖只描繪局部星空，波斯天文學家蘇非（Abd al-Rahman al-Sufi, 903-986）撰寫一部阿拉伯作品《恆星之書》，雖然描繪個別星座，但未呈現相對位置；歐洲最古老的星象圖為維也納手稿，繪於西元一四四年，從黃道極 角度記錄北半球少部分星空。

這份星圖也可能是用來卜卦問天、預測世事。天文學在中國古代屬皇室科學，御用天文學家與星象學家更早自西元前五世紀，便開始繪製星圖。歷代帝王做政治或征戰決定之前，也會求助於天象，重視占卜功能也讓星象圖早已相當準確。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 壁畫4.5萬平方公尺、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近代以來又發現了藏經洞，內有5萬餘件古代文物，並衍生出專 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敦煌學。但莫高窟在近代以來受到許多人為的損傷，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嚴重破壞。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為何這份星圖安置於莫高窟，而非存放於皇帝的國庫中？懷菲爾德表示，「這仍是個謎」，星圖做為政治及秘密文件，或許是做為軍事用途，而非旅行者的指南；道士王圓籙當年發現這座隱密的藏經洞時，肯定不會想像，自己因此大敞了古物世界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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