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保密工作的故事

說起任弼時與黨的保密工作，無論是他的戰友，還是他的親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在「五大書記」中，他既是分管此項工作的行政領導，又是精通業務的行家裡手，更是一位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屢建奇功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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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陳琮英做「交通」

1926年3月11日，風華正茂的任弼時挑起了團中央書記的重擔。這時，一別6年遠在湖南的「童養媳」陳琮英也由組織派人把她接到了上海，與任弼時幸福結合。

上海是熱鬧繁華的大都市。置身十里洋場，綽號「小麻雀」的陳琮英常自感低人一等。她，又矮又瘦，一副鄉村婦女的打扮，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與街頭時髦的少男少女相比，不免顯得有些土氣。對此，任弼時不但不嫌棄，反而覺得這是做秘密工作的有利條件。他徵得組織的同意，根據陳琮英的條件，給她安排了一份合適的工作：「現在，黨中央領導人都隱蔽在上海工作。我出去活動不方便，正需要人幫助哩！你這身打扮敵人不注意，正便於工作。你就幫我送信，擔任交通員吧！」

為了使陳琮英儘快進入角色，任弼時一面幫她補習文化課，一面給她傳授保密工作技巧。他說，出門要沉著機智。遇有敵人盯梢，不要慌慌張張往家裡跑，不然，會把敵人引上門來；要彎來繞去，跟敵人捉迷藏，設法甩掉「尾巴」；萬一有人盤問，你就裝迷糊，說自己是鄉里人，什麼也不知道！

對一些日常小事，任弼時也謹言慎行，從旁啟發和培養她的保密意識。有次，陳琮英聽說大妹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裡，急著想去看她。任弼時卻不急，耐心開導她說，去看大妹、叔父是應該的，但現在去不得，要尋個機會。後來，組織上安排任弼時搬到別處居住。搬家前夕，任弼時對陳琮英說，現在機會來了，我們可以馬上去見大妹。「為什麼不等搬好家後再去呢？」陳琮英覺得奇怪。任弼時啟發她說：「搬了家就不便去了。因為萬一遇到有人盯梢，新的住址被人發現，就會發生麻煩。今天去，就是有人發現了，明天就找不到我們了！」

在任弼時的幫助下，陳琮英漸漸由外行變成內行，直至晚年，仍戰鬥在保密工作崗位上。

2

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

在戰爭年代做保密工作，除了骨頭硬、不怕死外，還要機智靈活，隨時做好應變的思想準備。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任弼時曾三次被捕，兩次坐牢，之所以均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1年春，任弼時懷著建設「同天共樂」的「大福家世界」的偉大理想，毅然背井離鄉，去俄國求學。在通過伊曼河檢查站時，卻遇到了麻煩。身患感冒、鼻涕雙流的任弼時，被邊境檢查站的日軍和俄國白匪當成「鼠疫」患者抓了起來。面對飛來橫禍，任弼時鎮定自若，暗思脫身之計。後來，他抓住醫生給他量體溫的機會，悄悄把體溫計的水銀球露出胳肢窩外，使體溫顯得正常，這才順利矇混過關。

1928年10月13日和1929年11月17日，任弼時先後在安徽南陵縣城的香油寺公園和上海華德路競業里不幸被捕，並遭受了壓杠子、跪鐵鏈、電刑等非人的折磨。儘管敵人心狠手辣，刑具用盡，仍無法撬開任弼時的鐵齒銅牙，最終不得不將其無罪釋放。

任弼時的平安脫險，既搭幫黨組織和親人及社會人士的及時營救，也靠自己機智英勇，沉著對敵，不露破綻，為黨組織營救出獄鋪平了道路。一是隱姓埋名，不留後患。在南陵巡視工作時，他化名胡少甫，職業是長沙偉倫紙庄的學徒，事由是到南陵催收貨款，順便到公園玩耍，身上唯一被敵人搜出的證據就是80元現款。在上海被捕時，他化名彭德生，身份是從江西到上海投親謀職的失業青年，理由是走錯了路，記錯了門牌，被誤抓進來；身上唯一被敵人搜出的證據就是一張他乘坐電車的月票。上面的相片雖然相符，但填寫的培德路培德里某號的住房卻早已毀於火災，無從查對。二是機智應變，化被動為主動。任弼時在南陵被捕後，旋即被押往安慶。在船上，他意外地碰到了常在安慶一帶做小生意的同鄉彭佑亭。於是，他悄悄寫了一個紙條，拜託他把信轉交給湖南長沙第一紗廠的任理卿。任理卿立即電告陳琮英，叫她立即從上海趕回長沙有急事商量。陳琮英獲信，即向黨組織做了彙報。黨組織隨即按任弼時的口供組織營救，終於使其釋放出獄。在上海被捕的囚車上，任弼時乘機把暗藏在口袋裡的材料咽進肚裡，不留半點痕迹。三是教育難友，學會同敵人鬥爭。在安慶飲馬塘監獄的「知」字型大小監房，任弼時悄悄幫難友柳三湜和戴映東分析案情，告誡他們克服急躁情緒，既要作好坐牢的思想準備，又要「善於同敵人辯論，進行說理鬥爭，爭取不判死刑」 。「要保衛黨。」「寧可犧牲自己，不可牽連同志」。在上海匯山路巡捕房拘留室，任弼時同樣告誡難友周朴農，「要注意隱蔽，我們之間要裝作互不相識」；「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我們的生命去殉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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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空中戰場

電台通信、偵察，是現代的「順風耳」、「千里眼」，行軍打仗，一刻也離不開它。1933年5月和12月，任弼時擔任湘贛蘇區省委書記和軍區政委以後，即把此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並從技術上進行指導。他告訴電台政委江文，平時，

要熟記明碼電報本上的三至四千個字，為破密打好基礎；抄收到敵台的電報後，要把敵台的主從關係搞清楚，把抬頭和落款弄清楚，然後根據當前敵人的動向，一步一步去破譯。如劉建緒給何鍵的電報開頭可能是「西路軍何總司令鑒」，最後可能是「職劉建緒」和日期、時間。我們可用先破兩頭後取中間的辦法試試看；如每次打掃戰場時，要注意收集通信器材，以備急用。在任弼時的關懷、指導和直接參与下，電台工作人員漸漸得心應手，很快捕捉到了戰機。1934年4月初，任弼時收到破譯的湘軍第十五師師長王東原和軍長劉建緒的行動電報後，立即和蕭克部署紅六軍團兵力，於4月5日在沙市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將敵十五師之四十三旅一舉殲滅，斃敵600餘人，俘敵1000餘人，繳槍2000餘支，並活捉了旅長侯鵬飛。後來，任弼時先遣西征、轉戰湘鄂川黔期間，又依靠無線電偵察獲得的情報，在龍家寨、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打了幾場大勝仗。1935年8月，紅二、六軍團主力進到常德津市，並將總指揮部設在大堰擋。傍晚，紅軍電台破譯了敵機次日凌晨前來轟炸大堰擋的電報，任弼時立即建議賀龍、關嚮應，將總部連夜向西轉移數十里，從而成功逃過一劫。

1947年3月開始，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最高領導一起，轉戰陝北，與敵周旋。任弼時任中央縱隊司令員，代號「史林」。他既主管整個隊的工作，又要參與毛主席、周副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指揮西北及全國的解放戰爭，同時還要協助周副主席主管電信聯絡和密碼通信工作。

當時，形勢異常緊張：地面戰場上，炮聲隆隆，硝煙滾滾；空中，無線電波此起彼伏，你來我往，互相偵探。國民黨為偵察我黨中央的作戰意圖、兵力部署、行軍動向，網羅了日本、美國專家，使用了日式、美式、蘇式的無線電偵察儀器，妄圖憑藉人力、技術設備優勢，扳轉戰場敗局。我豫西部隊的密碼、華東野戰軍的總部電台，由於個別人員疏忽大意，也曾被敵方偵破，

吃了大虧。為吸取教訓，紮緊籬笆防狗鑽，1947年7月和9月，任弼時協助周恩來先後在陝北靖邊縣的小河村、葭縣（今佳縣）的神泉堡兩次召開機要工作會議，研究制定了正確的密碼方針和通信聯絡方案及嚴格的保密制度，並利用敵人迷信電信測向的心理，將計就計，迷惑敵人，從而使蔣介石在地面戰場和空中戰場都沒有佔到便宜。據1949年4月我軍接管南京偽總統府對我軍電信偵測和密碼破譯的檔案證實：在解放戰爭中，敵人儘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始終破譯不出我軍的核心密碼。這是解放戰爭中另一條戰線的奇蹟，也是現代戰爭史上絕無僅有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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