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什麼批評李鴻章不誠

《庸庵筆記》載：曾國藩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每天早晨一定要召集幕僚一起用餐。李鴻章剛入幕府，對曾國藩的規定還沒有完全摸透，有一天，因為疏懶沒有去用餐。於是片刻間，便有差弁接二連三地來催促，而且轉告說：「一定要等到幕僚到齊之後才能開飯。」李鴻章聽罷便慌慌忙忙披衣前往。席間，曾國藩沒有說一句話。吃完飯，曾國藩危言正色道：「少荃！既然入我幕府，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唯一『誠』字。」李鴻章為之悚然。對李鴻章的疲塌作風，曾國藩既不指責他不忠，也不說他無禮，更不談他違反營規，而是以「誠」相告，可見「誠」 在曾國藩心目中佔據何等重要的位置。

《中庸》裡面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在儒家思想中，天是生命的源頭，也是價值的源頭，具有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天的性質就是「誠」，實實在在，沒有半點虛偽。人應該效法天道，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曾國藩之所以訓斥李鴻章，是因為對他期許很高。李鴻章沒有準時用早餐，雖然是小事，但明知不對而為之，那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誠，這樣的人不堪重任。曾國藩不愧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完人，他批評李鴻章誠的工夫不夠，抓住了人的本性、人的德操的大問題，因而使李鴻章心服口服。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說到此事，非常動情地承認他一輩子的成就與曾國藩的這一次批評有關。

誠信是儒家倡導的道德規範。誠表現為內在的真實的心理狀態，《禮記·大學》里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的含義是不自欺欺人，能真心實意地為善去惡，不弄虛作假。信的含義與「誠」、「實」，指在處理人際關係時要言行一致，忠於自己的諾言和義務。我們現在講「誠信」就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誠信」的意思就是對內不欺騙自己，忠實於內在良知也就是心中的道德律，從而形成穩定的人格，對外要面向他人，關心自己言行對他人的影響，關心他人因此將對自己所持的態度，從而取信於人。這就是儒家說的「誠於中，形於外」。

誠信之所以重要，因為誠信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誠信守諾是做人立業的根本。古人說，人所以立，信、智、勇也。就是說，人靠信用、智慧、勇敢而立足於社會，其中講信用是立足於首位的，足見其重要。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說，一個人說話忠實守信，行為敦厚嚴肅，就算到了陌生的地方，他的主張也行得通。相反，即使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這就是說，為人處世，只要講求信義，言而有信，自己的道理主張、所作所為才能為他人所接受，才能做好事，才能獲得成功。

一個人只有做到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才能算是一個君子。一個講求誠信可以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心。

宋儒徐積有一次為母親做飯，先經過一戶賣肉的人家，心裡要去買這家的肉，但因為還要去市場買其它東西，就暫時沒有買。當他歸來時，走了一條較近的便道，也看到一戶賣肉的人家，他打算就在這裡買，因為這樣方便。但這時候他卻這樣想：「我已經心許了開始那個賣肉的人家，而又突然改變了主意，這不是欺騙我的初心嗎？」於是仍然繞道去原來那個賣肉的人家買肉，徐積後來回憶說，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這件事在現在看來可能是很可笑的，但我們卻不可輕視這件事對一個人自我道德修養工夫的影響，一個人堅持不違初衷，這件事關鍵不在於對他人有什麼影響。但是徐積的所作所為卻使他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因為他人不知、對他人也沒有影響的心諾尚且不肯欺心，更何況其它？

誠信作為傳統美德在現代社會仍然有價值。現代社會政治的平民化和所要求的公開性要求政治家更加守信，而社會各階層、各集團和各成員之間的基本信任，作為現代政治能夠穩定和有效運作的一個基本條件，也要求所有公民把誠實作為自身德性的主幹。

市場經濟以商品交換為主要特徵，而商品交換要依靠契約作保證，契約又必須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上。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存在前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只要掙錢就可以不講信用，讓「坑蒙拐騙」流行，騙人、甚至騙到「殺熟」、「宰親」的地步，那麼，不要說個人和民族無法在道德上自立，甚至我們連一個比較健全而穩定的市場機制也建立不起來，這是我們值得深長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