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這個時代很快，盛放很快，凋謝也很快

從《少女小漁》到《小姨多鶴》，從《金陵十三釵》到《陸犯焉識》，如果要挑一位最受電影圈歡迎的當代作家，嚴歌苓當之無愧。她的小說畫面感極強，加之對時代的敏銳觀察，每次基於她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都能收穫票房口碑的雙豐收。

最近，嚴歌苓推出了新作《芳華》，由馮小剛執導的同名電影也已經開拍，預計今年就能跟觀眾見面。嚴歌苓是個多產的作家，卻不是一個在媒體上經常發聲的作家，此次借著新作《芳華》出版的契機，我們有機會跟嚴歌苓聊了聊她的小說創作與她對時代的觀察。

嚴歌苓坦誠，《芳華》是她寫得最誠實的一本書。如今這個時代，做任何事情都講究快。不僅搞建設要快，做工作要快，就連談戀愛，也要快。在這個沒有情書的年代，我們對愛情的想像力也越來越蒼白。《芳華》卻講述了一個並不著急的時代里，一個並不著急的故事。我們的時代一切都很快，成熟很快，盛放很快，然而如此發展，凋謝也會很快。如何能不那麼著急，不那麼快？在嚴歌苓的言語文字之間，或許我們能放鬆片刻。

嚴歌苓，生於1958年，著名旅美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複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代表作《陸犯焉識》《小姨多鶴》《扶桑》《床畔》《金陵十三釵》等。

腿還沒有抬到最高的時候，攝影幹事抓拍下這張照片。嚴歌苓穿軍裝跳舞的照片沒留下幾張，那時部隊有嚴格的紀律：除了正式演出之外，不能隨便穿演出服裝照相。這張照片中的嚴歌苓，正值二八年華，臉上還帶著嬰兒肥。

從1971年12歲入伍，到25歲部隊裁軍退伍，嚴歌苓在軍隊足足待了十三年，整整跳了八年的舞。之後，軍隊生活被她「反覆咀嚼」，揉進一部又一部作品裡，從處女作《七個戰士和一個零》，到《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誰家有女初長成》，再到後來的《灰舞鞋》、《白麻雀》，每隔一段時間，嚴歌苓就會想起部隊文工團里的某個人，然後圍繞這個人寫一部小說。「那段生活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它左右著我一生的走向。」

去年4月，嚴歌苓完成新作《芳華》的初稿，那時書名還叫《你觸摸了我》，小說圍繞上世紀七十年代西南部城市某部隊文工團中，男兵劉峰因「觸摸事件」被處理的一系列情節展開。與之前的作品不同，新作《芳華》具有濃厚的個人自傳色彩：「所有的心理體驗都是非常誠實的，這本書應該說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

《芳華》 作者：嚴歌苓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同樣在年輕時有過部隊文工團經歷的馮小剛，在看過這個故事後，當即決定將它搬上大銀幕。幾天前，導演馮小剛邀請編劇嚴歌苓觀看初剪後的《芳華》，嚴歌苓看著看著，就掉了眼淚。她說：「看這個電影，好像在看別人的故事。」

或許是因為時代和生活的腳步越來越快，回想自己從前的事，總像看別人的故事。嚴歌苓感慨，「生活來不及品味，一天就匆匆過去了」，「現在沒有人喜歡詩了，覺得寫詩、讀詩挺沒用的，有用的事還來不及干」。自90年代移居美國，雖然至今也不過二三十年，她卻常感覺時空的錯位，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怎麼談戀愛，怎麼說話，怎麼與人相處。在國外，她偶爾見到的華僑，至今仍保持著八十年代出國時的狀態，穿著、舉止、思想都是，「好像給凍住了，智慧、生活都在那個時代凍住了」。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採訪中，嚴歌苓始終保持同一種坐姿，身體遠離椅背，後背挺得筆直，幾乎能想像她當年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樣子。採訪結束，她起身，略微歉疚地說：「我不怎麼會講的。」然後開始關心起採訪過她的記者的近況、編輯的咳嗽。在一部部作品中，她就像這樣，時刻關心所處的世界，關心這個世界中的人，不斷追問沒有結果的答案。

寫反思：「不停問自己：有沒有誠實地寫？」

作為一名職業作家，嚴歌苓是出了名的認真。

寫《陸犯焉識》時，為了寫好陸焉識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勞動改造，她花了很多錢去青海體驗生活。寫以中原農村為背景的《第九個寡婦》，她特地到農村去住，看農民怎麼起紅薯，怎麼摘棉花，她一直記得一次上廁所的時候，一隊人排在她後面，一個小姑娘搓著作業紙站在她面前，一臉急不可耐。寫《小姨多鶴》，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和心理活動，她住進了日本長野的一個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著端來茶和食品，又如何退著走出去，多鶴的倔強和溫柔才有了眉目。寫《老師好美》，為了進入高中生的語言系統，五六年間，她幾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學做起了旁聽生，「卧底是非常難的，人家把中學生組織得特別好，很難看到真相」。寫《媽閣是座城》，為了寫好賭徒的心理細節，她又跑到澳門，當起了賭徒，結果一路猛輸下去，賭徒沒當成，卻成了一個失敗的賭客。

這一次，嚴歌苓終於不必費力創造和想像細節，而是無比自然地回憶起文工團的老紅樓、排練廳、練功房，還有那些讓她感到「自責」的人和事，腦子裡的地圖一點點鋪展，《芳華》就這樣寫成了。

馮小剛執導的同名電影《芳華》預告海報

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藝才能的少年男女從大江南北挑選出來，進入部隊文工團，擔負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芳華》的主角就是文工團里被公推為「模範標兵」的男兵劉峰，他任勞任怨，自覺承包了團里所有的臟活累活，原本在大家的需要和表揚中活得心滿意足，並偷偷戀上獨唱演員林丁丁。不想卻在向她表白時被拒絕，並發生了所謂的「觸摸事件」，得到與大家平時的「推崇」截然相反的反應。何小蔓則是劉峰的另一個極端，平時受盡侮辱和欺凌，卻在榮譽到來時，精神失常。

《芳華》中，嚴歌苓反覆追問：什麼是好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善與惡之間的分野是什麼？平凡是否意味著偉大？英雄的意義何在？「對那樣一個英雄，我們曾經給了他很多的褒獎和讚美，最後卻沒有一個人把他當真正的活人去愛他、給他女性的愛。好像是很不負責任把所有榮譽都給你——誰讓你做好人？」事實上，好人做盡的劉峰和受人欺辱的何小蔓各有其原型，嚴歌苓想要藉此表達對兩人的懺悔：「我從『我們』當中走出來，來表達我們當時的集體來懺悔。」

如果剔除掉所有年代的元素，《芳華》講的還是人性：「人性當中永遠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結成集體迫害這個人的時候，其實是你轉移了這個不安感。人對另外一個人施暴的時候，整個人群都在退化。」

自記事以來，嚴歌苓就始終在「烏央烏央、喧喧鬧鬧」的不斷變化的大環境里：「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總是一個戲劇中心，總是能看到戲劇圍繞著我在發生，我非常幸運地能夠既是一個主角，又是一個很近的觀察者。」

主角和觀察者，兩種身份在《芳華》中第一次合體，「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是所有的心理體驗都是非常誠實的，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心裡會不停問自己：有沒有誠實地在寫？」

寫愛情：「那時的愛情，是盛大的節日」

「芳華」，馮小剛和嚴歌苓敲定這個名字後說：「『芳』是芬芳、氣味，『華』是繽紛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氣息，很符合記憶中的美的印象。」除了反思時代外，《芳華》還著力寫了青春荷爾蒙衝動下少男少女的懵懂感情：「那時候戀愛是件漫長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膩死，其次是捨不得，必須慢慢咂摸。」

慢慢咂摸，細細品味，曾經的愛情緩慢、持重、節制，正是這些特質，才使得小說中轟動一時的「觸摸事件」真實可信。嚴歌苓對此頗有感觸：「我覺得最理想的愛情，就是寫情書，兩個人用心去表達。情書都不會寫、也沒有這種交往，是不是很大的遺憾？愛情的各種段落，缺了很詩意的段落，那不很慘嗎？」

1992年，嚴歌苓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沃克在舊金山結婚。結婚前，兩人常互相以英文寫情書。有一次，她在卧龍，發現紅樺樹的樹皮很美，就在上面寫了字，寄給他。她將情書看做是「一種白紙黑字的結盟」：「這種結盟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在潛意識裡讓你一次一次確認愛情。」

眼下，好像什麼都圖快，什麼都在趕，簡訊、電郵取代了情書，愛情也沒了質感：「在這個沒有情書的年代，我對愛情的想像力非常蒼白……那時，接到情書簡直就是你的一個節日，特別私密而盛大的節日。現在這種可能都沒有了，是不是愛情從生到滅的過程也就短了？」

馮小剛執導的同名電影《芳華》劇照

愛情如此，生活亦然，忙碌和快節奏成了常態。如今，嚴歌苓剛剛為BBC的一部動物電影寫完解說詞，同時創作和修改三個劇本，又要完成電視劇的腳本，她說自己這點隨母親：「一天發現自己沒幹什麼有用的事，沒讓自己哪怕成長一點點，就慌。」為了不被打擾，她永遠將手機放在廚房，摘菜或做飯的時候看上一眼，早上喝咖啡的時候統一回復，盡量讓自己不被打擾，「我對這種方式的交流非常質疑，我坐在你對面，你不跟我交流，你和看不見的人交流，本身就很奇怪，起碼是不尊重的。我跟你在一起，就要集中精力享受你的在場。」她說。

寫作經驗：「時空距離，把我從局中拔了出來」

1979年，八年舞蹈生涯結束，嚴歌苓做起了戰地記者，採訪了大量傷員和從前線撤下來的戰士。她漸漸發現，舞蹈不足以表達自己，「原來在一個舞者的身體里還休眠著一個作家的人格」。調到部隊創作組後，她以軍旅作家的身份創作了長篇《綠血》和《一個女兵的悄悄話》。

二十歲出頭的嚴歌苓，從文字里找回了在舞蹈上丟失的自信。她飛快地寫，一天能寫上一萬字，獲獎的小說大多也是「一揮而就」。1990年秋天，嚴歌苓考上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的文學寫作系，成為這個系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唯一一名外國學生。她至今都記得老師告訴她：Try to see it happen。日後，當她的作品陸續被拍成電影時，她將其中的畫面感歸因於那時的專業訓練：用直覺去寫，把小說寫得視覺化。或許正是因此，《芳華》開始的幾個場景像極了電影鏡頭的運動，「因為這個敘述人是全能的存在，收回來就是此人，放出去就是全知全能全方位的觀察。一雙眼睛代表所有人的眼睛，你想看到他的內心就看到內心，你想看到他的內褲就看到內褲。」對於嚴歌苓來說，「小說要更加有機，更有活力，更鮮活」，這是她對自己的要求。

嚴歌苓

嚴歌苓坦誠自己是個「很激情的人」，常說一個故事「非寫不可」、「不寫就會死」：「一個創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你筆下的情節和人物忽然反過來驚喜到你——我沒有設計，他怎麼會這樣說呢？——其實你當中埋了許許多多的邏輯在裡面，到這時候他一定這麼說，反而讓你大吃一驚。這就是寫作最棒的地方。」

為了體會如此「幸事」，嚴歌苓不斷抽取、抽象著自己過往的生活，在海外反覆咀嚼中國的故事也好，當下反覆回視過去的故事也罷，都是為了拉開時空的距離，恰恰是這種距離，將她「從人在局中的狀態拔出來，超越親身體驗本身」。

保持距離、抽離自我，也讓她過著「吉普賽人的生活」，對什麼都不信以為真，對什麼都保有側目而視的姿態。

「這個時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曇花一現，出現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開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後凋謝也會很快。」

「我不恨它，只是覺得太缺少詩意。」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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