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的中國為什麼經濟會滑入低谷

1976年，權力第一次移交到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手裡。在華主持工作的大約兩年時間裡，中國開始撥亂反正。教育開始走上正軌，經濟重新強調有計劃發展。與此同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退潮，對他個人以及過去政策的批評與日俱增。自50年代以來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恢復了名譽，許多在押的受害者被釋放。人們有時甚至可以相對自由地批評政府，1978年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掌握了權力，在1997年他去世之前，鄧在中國政壇上一直是最強有力的人物。

鄧小平，1904年生於四川的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五四運動時期曾作為高中生而被捕，然後到了法國，並在那裡加入共產黨。回國之前，在蘇聯接受過短期培訓。自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來，他在共產黨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他參加過長征，最終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領導人之一。60年代以來，他在黨、軍隊、政府中都居於領導地位，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主要鬥爭目標之一。鄧小平是改革運動的提倡者與推動者，特別是以務實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但鄧小平在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方面卻毫無作為。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完全贊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為一個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人物，他與他的同代人一樣，對中國的歷史與思想仍然持否定態度。在80年代產生了一些變化。最重要的也許就是中國人生活的政治色彩的相對淡化，事實是政府部門不能夠或不再關心像過去一樣對全社會進行控制。黨的路線不再能夠指導生活的一切方面，也不能使每一部文學、歷史、哲學作品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一致。在個人與精神上，雖然許多方面仍遭限制，但更多的方面得到允許。此外，在80年代可以看到一些斷斷續續的政治實驗，對黨和政府的一些職位實行差額選舉，在人代會上或其他公共論壇上可以相對自由地爭論。隨著人民公社建制被取消並代之以更為純粹的與公社平級的行政單位「鄉」、鄉下面是村，在農村地區決策權也有某些分散。

雖說80年代政治變化受到很大限制，但當鄧小平讓共和國逐漸脫離高度的集體化與中央指令計劃時，在經濟領域卻發生了真實的改進。同時，他的改革對農村經濟和農民福利顯示了特別的關注。政府也通過強調輕工業消費品生產的發展，比如服裝、自行車、無線電設備的發展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後，他實施了一項重大的並且是早該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

從關注農村生活到強調計劃生育的一切領域，這些變化都顯示出進一步脫離蘇聯實踐而採取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在經濟方面，他們把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結合起來，有時甚至更接近於大同理想。然而，傳統的影響至多也只是無意識的和非常間接的，政策的制訂和維護幾乎完全是在實用主義範圍內。這一情形伴隨著政治變革的缺乏，給改革帶來無盡的困難，並在80年代末期幾乎遏制了一切發展勢頭。

在農村，新政策的核心是「責任制」。在此體制之下，土地保留在國家手中;但是由農民進行承包，並且由個體家庭實行私有經營，土地承包的期限各有不同，但一般至少有15年，如果土地貧瘠需要改良，可以延長到30年甚至更長。作為允許承包土地的回報，農民必須繳納農業稅並且向國家出售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一般是以糧食的形式出售，其餘的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總的來說，賣給國家的糧食價格比往年要高些，農民在市場上的農產品售價則更高。

除了責任制之外，新的農村政策鼓勵農民從事多種經營，發展所謂的家庭副業。這可包括從林業、畜牧業、蔬菜種植到機械修理、運輸等一切方面。同時，政府繼續鼓勵在公有範圍內的小規模鄉鎮工業進行食品加工、服裝、農業機械、水泥和化肥等商品生產。這些企業一般都是由當地政府主辦的合作企業，並且以「鄉鎮企業」之名而聞名於世。這些鄉鎮企業又導致改革的一個最出人意料的結果出現，即小城鎮的崛起。它們的重要性確實在於縮小了由於西方影響而造成的城鄉差距，並表現出恢復18世紀末中國特有的城鄉融合的特徵。

城市也開始經濟改革，雖然比農業慢得多。主要的變革在於限制中央計劃經濟的範圍，逐漸由每個企業自行決定生產與銷售。企業、銀行和商業部門的相互聯繫被設想為類似於市場機制，並按照經營的獲益情況進行結算。此外，在向國家完稅並按一定百分比上繳利潤之後，管理者和工人可以對超額部分直接分紅。雖然大部分城市居民仍然在國營企業工作，但其後的改革則鼓勵飯店、修理店、商店等小規模私營企業的發展。

最後，80年代也標誌著中國經濟生活的相對閉關自守狀態的結束。結果，中國從興旺的對外貿易中獲益，甚至從大量進入中國的外資中獲益。政府在吸引外資方面的一個特別有效的舉措就是建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和寬鬆的管理體制。成千上萬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僅美國就超過4萬人。

為了保證不使將來的人口增長抵消經濟發展的成果，80年代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早該實行的計劃生育。這一努力很明顯與中國的需要相一致，並且表明與以前的災難性的政策實行重大分離，由於教條主義和蘇聯的實踐，在過去曾忽視了人口的壓力。新的趨勢是從70年代初開始的，當時是號召晚婚，少生子女。到80年代，政府的正式政策是提倡每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目的是控制人口——當時已達到令人吃驚的10億——在其後幾十年增長不能超過2億。

與新政策相一致，避孕藥與其他不同的計劃生育方法被廣泛採用，人工流產也被採用。同時，對於服從新規定的人給予社會經濟的獎勵，不服從者則施予懲罰。對後者的強製程度有區別，從比較寬厚的觀點「一個最好，兩個夠了，三個不能要」到非常嚴厲的措施都有，包括強制性人工流產。後者證明了在如此長的時期內政府忽略人口增長的極大錯誤。

總的來說，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到80年代中期，對農民顯示的較大公正與鼓勵農民個體經營相結合，導致農業生產的穩步增長並獲得收益。此外，四分之一的中國工業現在建在大城市之外，村鎮的產品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多種類型的非農業產品。農民和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總的來說有實在的和明顯的改善。

城市改革雖然範圍更有限，但對總的開放局面與經濟活力的增長仍作出了貢獻。商品種類繁多，服務事業發達，全國城鎮基本建設熱火朝天。此外，許多觀察家都感受到只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明顯地下降了，儘管他們採取的強制方法受到公開的嚴厲批評。

儘管有這些不同尋常的進步，經濟改革還是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到1985年，農業主要產品生產與農業收入的增長趨於停止，80年代末經濟從整體上說滑入低谷。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的理論框架。這種缺乏在處理公有制與私有經營關係方面、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方面引起政策的無盡混亂，而中國傳統思想在這些方面卻能發揮充分作用。同時，政策激烈搖擺，形成利益獨佔。這兩方面問題結合起來——由於缺乏道德建設而加劇——導致腐敗現象的存在，合法與非法的明確界限的消失。

這些問題早在改革之初就顯露端倪，在劃分土地和提供特種產品生產的機會時，有些共產黨幹部就利用權力大搞不正之風。其他的問題在10年間也日漸突出。政府作用減弱，經常把農業投資留給個人作決定，這明顯不利於農業的持續、長期的增長。由公社掌管的公益事業，比如教育和衛生，開始遭受損失。努力想結束終身制，但對如何做卻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或確切地說，這是否明智政策——引起失業和不滿。權力下放有時也導致經濟活動各自為政，不同地區進行不必要的競爭，人們為尋找工作而四處流動。最後，大量資金的積累以及濫用私吞資金的機會存在，使得對西方的開放滋生腐敗行為。與此類似，出國學習的機會有時不公正地為權貴子女所壟斷。更有甚者，出國留學的學生很少回國，這種情形的發展造成中國不少優秀青年人才的流失。

到80年代末期，有兩大問題特別構成改革的障礙：即所謂的價格雙軌制和通貨膨脹。根據價格雙軌制，北京對一部分重要工農業產品維持固定價格，這本是為平衡公有與私有之間矛盾而作的努力，但這一體制卻為腐敗提供了廣大空間，降低了計劃產品生產的積極性。人們通常把價格雙軌制看作80年代末期農業生產陷於停滯的主要原因。

價格雙軌制本身由於傷害了生產而引發通貨膨脹，這是國內另一個重大問題。經濟計劃的強烈的政治色彩有時直接地、有時通過對未來不穩定的疑慮而推動價格上揚。同樣重要的是，經濟的分散化意味著北京很難提高國家收入。為了解決問題，政府採用增加貨幣供給的政策，這自然就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社會各級信貸機構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支持，甚至是迫於不同政治力量的壓力，造成信貸和購買力過度的和非正常的提高，這同樣也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自然又進一步刺激了腐敗的發展，特別是當龐大的政府機關人員以及所有靠固定工資生活的人們的收入遭受損害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面對混亂的不斷增長和法紀鬆弛，一切經濟緊縮政策的嘗試都失敗了。1987年通貨膨脹率達到百分之十八。下一年即1988年，通貨膨脹率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七。

由於這些問題持續地困擾著共和國，對現狀與現行體制不滿的情緒在日積月累地增長。在「文化大革命」最後階段國內初次出現了政治自由的要求，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現了著名的民主牆，人們甚至可以張貼批評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報。在80年代，抗議行為的最公開的表現就是知識分子對政治體制的集中批評和學生的一系列遊行示威行動。

一般來說，抗議行為是直接從西方自由傳統中獲取自身的動力。此外，蘇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政策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甚至是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反對黨的領導與群眾至上的觀點為基礎，「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後果之一，就是普遍的虛無主義特徵。然而這些政治運動沒有公開表明繼承中國自身過去的知識分子傳統與政治傳統。事實上，在運動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學生與知識分子。

到80年代末，當國家所有的問題都交織在一起，抗議活動也達到高潮。當價格雙軌制下國家規定的農產品價格趕不上通貨膨脹時，已經處於蕭條階段的農業就面臨更多的問題。農民越來越不願上交規定的農產品，政府也越來越無法為收購的產品支付現金。1988年農業收穫時節，政府實際上已開始「打白條」，這種支付手段遭到強烈拒絕，雙方發生了暴力衝突。在城市，人民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通貨膨脹使城市百姓遭受嚴重經濟損失。與此同時，據說有上千萬農民在城市中尋找工作，結果就迅速發生了一系列抗議、罷工和遊行示威行動，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