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功與過

石達開是一位倍受爭議的人物。史學界對他的評價各不一樣，有的說他功大於過，有的說他過大於功，有的說他功過參半，有的說他是傑出的農民革命英雄，也有的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總之眾說紛紜，各持一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歷史人物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價，既不能一鞭子打死，也不能文過飾非。我認為他武功卓著，政績斐然，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農民革命領袖。但他身上也存在著許多缺點和錯誤，特別是1857年5月離京出走以後，他的錯誤行為，給太平天國和他自己都造成了嚴重損失。在這裡我不妨就他的功過是非，粗淺地談談自己的看法，藉以拋磚引玉。首先談談他值得肯定的方面。

一、對敵鬥爭立場堅定。石達開雖是地主階級家庭出身，但他處於社會階級矛盾非常激烈的時期，目睹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不禁使他心靈中產生了匡世救民的壯志豪情。他從參加太平天國起義時起，由廣西到湖南、武漢，一直打到天京，身經百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勢力。安徽督戰、湖口、九江作戰，用兵江西，粉碎江南大營等重大戰役，更是打得反動派一敗塗地。甚至從天京分裂出走以後，也沒有改變他同封建統治階級作鬥爭的嚴正立場，仍然在太平天國旗幟下，與地主階級總代表——滿清封建王朝作不屈不撓的鬥爭。而且在進軍途中，每攻克一地總是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打擊官僚、地主、豪坤的封建統治，剝奪他們的財、米、衣物，分給窮苦人民和留作軍用。總之，他的一生都是為勞動人民而戰，為打擊封建勢力而戰，為推翻滿清封建王朝而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他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一貫立場堅定，儘管敵人軟硬兼施，從不動搖妥協。天京「內訌」以後，曾引起反動派的幻想，認為石達開為洪秀全所不容，會有「投誠」之意，他們一方面乘天京「內訌」元氣大傷之機，加緊對太平天國根據地的進攻，一方面用高官厚祿來收買石達開。當時石達開雖處於國仇家恨的雙重壓力下，但仍然拋棄個人恩怨，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回師寧國抗擊敵人的進犯，挽救了太平天國的危局，徹底打破了敵人的幻想。大渡河慘敗後，在四川成都受審，他盤坐在蒲團上，面不改容，怒目而視，慷慨陳述自己的起義經過和痛斥敵人的殘暴和姦詐。「其梟傑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所屠戮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復何惜一死！」當他被處以凌遲極刑時，更是「神色怡然」，表現出一位農民革命領袖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豪邁氣魄。

然而這些年來，特別是文革年代，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竟對這樣一位農民領袖，掄起無情大斧，橫加誅伐，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分子，說他「懷著個人動機被捲入了農民革命的洪流，混進了太平天國的領導核心，竊據了高位，他的品質惡劣，居心叵測。從混進革命隊伍的那一天起，就給太平天國革命埋下了極大禍根。」這種批判太不實事求是，是唯心主義體系的唯成分論的流毒。一個人在社會階級鬥爭中的地位，不是根據個人出身，而是根據他在社會實踐中的行為來決定。比如當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劉少奇等同志，他們也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由此可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決不能以階級成份來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再說石達開生於1831年，他1847年加入拜上帝會時，年僅十六歲，接觸拜上帝教義的思想，應當還早一點，那時他還是一位少年，是不是地主分子，是很明顯的事，何況他在家中還經常參加農副業勞動。因此說，石達開本身根本談不上是地主分子，充其量是一個出身於地主家庭中的小知識分子。

那些人之所以大加誅伐石達開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把帶兵出走的罪責，完全歸咎到石達開一個人身上，說他是分裂主義的罪魁禍首。對於這件事，我認為也應客觀分析。此事產生的根源在於洪秀全，因他經歷「內訌」之後心有餘悸，生怕異姓王執政對他造成威脅。石達開回朝輔政，不是出於洪秀全的初衷，而是滿朝文武的推舉。輔政後他疑心更大，立即加封自己的兩位胞兄洪仁發、洪仁達為安王、福王，用來「挾制翼王」。對石達開的工作橫加干擾，後來甚至發展到「有陰圖戕害之意。」石達開為了不使矛盾公開化，為了避免楊秀清突遭襲擊的不測事件重演，不得不走上率兵出走的道路。也許有人認為應該選擇犯顏直諫或委曲求全的辦法解決。如果犯顏直諫，更會遭致不測後果。因為石達開是首義之王，眾望很高，犯顏直諫只能被洪秀全理解為石達開的篡逼。如果採取委曲求全，也是不可能的事。洪秀全即使明裡不對石達開斥責謾罵，卻暗裡卻用安、福二王「挾制」，處處疑忌他，百般掣阻他，甚至要陰圖戕害他，那也就很難使石達開解除心病，委曲求全了。因為兩種勢力明爭暗鬥，總有一天矛盾會激發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說石達開的出走，是被逼出走，是無可非議的事。要說罪責，首先應由洪秀全承擔，因為這一分裂事件，完全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至於說石達開出走不應帶走部隊，這種說法也是不合情理的。不帶走部隊。孤身一人出走，不僅再也沒有抗擊清王朝反動勢力的資本，就連自己的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即使不被敵人殺掉，也會被革命內部的異己者謀殺。

二、武功卓著政績斐然。石達開從廣西進軍湖南途中，他與蕭朝貴共同擔任前敵指揮。蕭朝貴在進攻長沙犧牲後，石達開獨任前敵指揮。他披荊斬棘，勇不可當。當時人們稱讚他說：「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破岳陽、漢陽、武昌，經安徽省而下金陵，與清軍大小數百戰，獨達開所部未嘗挫，清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爭避之。」確實如此，石達開率師從武昌直下金陵途中，大軍所向勢如破竹，連克黃州、九江、安慶、芫湖、東西梁山，直至攻破南京城，為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立下了汗馬功勞。

從1853年秋到1856年9月，石達開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西線戰場上督師，西線戰場上的幾次重大軍事行動，都是他親手主持的。

1854年4月，西征軍在湖南湘潭遇上了清軍中最兇狠的敵人——湘軍以後，太平軍連吃敗仗，湘軍乘勝攻擊，一舉奪去湖南的所有據點，接著又攻下武昌，佔領了田家鎮，敵人氣勢洶洶，咄咄逼人，西戰場的局勢非常危急。石達開面臨強大的敵人，認為硬拼不行，只能智取。他對敵我雙方兵力作了詳盡分析，認為我軍戰鬥力雖強，但兵力不足，湘軍之所以這樣囂張，全賴水師強大，要擊敗湘軍水師，又必須有足夠的水師力量，而太平軍水師已被湘軍破壞殆盡，力量極弱。於是「深謀遠慮」的石達開和他的部將羅大綱採取了「堅守不戰，疲憊敵人，乘虛反攻」三要點的作戰方略，他們死守湖口、梅家洲達一月之久，不與敵決戰。在此期間，他們經常使用各種不同的「驚營」戰術，使敵人不能安枕，疲憊不堪。當敵人銳氣盡失之時，石達開主動敞開水卡不塞，讓敵人輕捷小船駛入鄱陽湖內，然後突然下令將水卡堵死，將敵人笨重的快蟹、長龍攔在江外，使湘軍水師的輕便船和笨重船分離隔開來，不能有效配合。這時太平軍便乘機出擊，正如曾國藩自己所說的那樣，太平軍「用小劃三四十號，攢入老營，燒我船隻」。清軍水師遭受到了慘敗。

湖口大捷之後，石達開又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指揮羅大綱、林啟容再襲湘軍水師於九江。據《楚寇紀略》中記載道，太平軍「乘月黑迷漫，攢入我軍（即湘軍）船夾內，火箭噴筒，百枝齊放，湘軍大敗，輜重喪失，不復成軍。曾國藩見勢不妙，即從拖罟船跳入三板小船逃命，才免於一死。石達開湖口、九江兩次突襲成功，扭轉了整個西線戰場的危局。秦日綱、韋俊、陳玉成乘機自安徽西進，4月間再度攻下武昌，太平軍重新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帶。

石達開指揮的又一傑出戰役，是橫掃江西之戰。曾國藩在湖口、九江慘敗以後，躲進江西南昌，仍作垂死掙扎，立即派陸路湘軍頭目羅澤南部增援胡林翼包圍武昌，當時老巢江西空虛，如突襲江西抄其老巢，羅澤南必救江西，武昌之圍必解。於是石達開當機立斷，採用「圍魏救趙「的方略，率部自鄂南進入江西，勢如風捲殘雲，幾個月之間連克袁州、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南康、九江等地。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餘州縣，全入太平天國的版圖之中。曾國藩坐困南昌驚恐萬狀，慌忙調兵遣將，撤武昌之圍來援江西。如不是石達開當時受命東王，回援天京掃蕩江南大營，南昌的攻克當是朝夕之間的事。江西戰場上這一全盛時期的出現，石達開確實功不可抹。

另外，1856年6月石達開奉東王楊秀清之命，協助破江南大營，他回師天京後與秦日綱配合，採用聲東擊西、各個擊破的方略，一舉粉碎了清軍慘淡經營的江南大營。功績也很卓著，後來在以他的名義頒發的「官照」中，就寫有他的「金陵東門之功」。

石達開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戰將，他的政治才幹也是非常突出的。東王楊秀清非常器重他，從天京建都到1853年9月這段時間內，一直將他留在天京城內，協助輔政，制定新的國家政策、政令、憲章、法規等，同時還把許多軍國要務委託他去處理，如銓選官吏、議定獎勵、衛戍聖庫、審查告示、審核死刑等。除此而外，他還肩負外交任務。他與外國公使的交往中，頭腦清醒、態度明朗、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既維護了民族尊嚴，也斥責了侵略者的卑劣行徑。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安慶撫民易制中，其政治才幹表現更為出色。

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以後，為了鞏固政權，發展革命形勢，便按照平均主義的藍圖，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徹底平均主義的烏托邦方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強令推行，顯然只能導致廣大群眾普遍貧困和對生產力造成破壞。定都後不久，太平天國曾力圖推行這一空想政策，沿長江兩岸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告示，內稱「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爭歸聖庫。」南京城內也曾實行過「聖庫制度」，廢除私有財產，這些措施在實施中，遭到了民眾的普遍抵制。有些原來擁護太平天國的群眾，也表示反感，「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楊秀清在《告諭南京人民》一文中，也承認南京群眾認為這是「盪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這種不滿的現象，安徽更為嚴重，群眾對立情緒極大。史書記載：「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因此政策問題不解決，政權也就無法鞏固。有作為的政治家，就應該面對現實，勇於改革不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一切制度。

當時石達開受命來安慶撫民。撫民的任務就是平息「抗命」。平息「抗命」的作法有兩種：一是用武力鎮壓，強制推行這一不切實際的政策；一是實事求是，將原有不切實際的方案改革成切實可行的撫民政策。石達開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當然會放棄前者採用後者。他一面發布「安民告示」，號召民眾協助太平軍「嚴拿」妖魔，一面勸告百姓不要「擅自遷徙」，同時果斷地撇開《天朝田畝制度》，實行「督民造冊，按畝輸錢米」的辦法，後來稱之為「照舊交糧納稅」。這一制度的實際，既解決了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裕國課的目的，也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由於石達開武功赫赫，治政有方，所以太平軍中的將領都非常崇敬他，甚至連敵人也為之驚服。陳玉成被浮後在論及太平軍將領時說：「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二人可耳。」李秀成認為石達開「文武足備」。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說：「伏查賊渠以石……為最悍。」素以諸葛自比的左宗堂也說：「石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知出諸賊之上。」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對石達開的評價更高，他說：「余詢逆首才能及各偽王優劣，畢雲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從敵我雙方的評價中，足以說明石達開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傑出將領，他的武功政績將永遠銘刻在太平天國的史冊上。

三、光明磊落不泄私憤。石達開的人品在首義諸王中算是最好的，他為人正派，光明磊落，從不拉黨結派，打擊異己。這裡用幾件事例來說明。

首先談談他在牧馬人事件中的態度。東王楊秀清的同庚叔因為牧馬人見到他沒起身施禮，便將牧馬人抽了二百鞭，同庚叔猶不泄憤，還將此事控告到主持刑部事務的黃玉昆那兒，要求對牧馬人加杖。黃玉混弄清事情原委後，認為既已鞭苔，就不須再加杖，既用好言勸慰同庚叔，但同庚叔蠻不講理，大鬧公堂，並將此事告知楊秀清。楊秀清依仗自己的權勢，命令負責城防的石達開捉拿黃玉昆，石達開雖然對此事不滿，但他保持克制，只是不抓人而已，沒有另生枝節，把事態擴大。這樣的人品還是比較正派的。

再談談他在天京「內訌」中的表現。1856年秋，正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獲得東王楊秀清「逼封」的消息以後，認為這是蓄謀奪權千載難逢的好時機，立即帶領他的部屬三千餘人，乘船於9月1日深夜進入天京襲擊東王府，大肆屠殺，死於韋昌輝屠刀下的太平天國將士數以萬計。當時石達開正在武昌督師，聞訊後，即隻身趕回天京。石達開進得城來，面對凄涼的慘景，心頭悲憤交加，見到韋昌輝便斥責道：「我們兄弟一同起義，原是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共圖革命事業，今天你全不顧金田起義，永安被圍時患難與共的兄弟情義，竟下如此毒手。秀清有篡位逆謀，要殺也只能殺他一人。現在你這樣大肆株連濫殺無辜，難道說就不顧天國江山的安危了嗎？」韋昌輝則蠻不講理地回答：「你這樣衛護逆黨，莫非你也是逆黨嗎？」殺紅了眼的韋昌輝竟然又動殺機要殺害石達開。石達開見韋昌輝氣勢不善，留在天京恐遭不測，即連夜縋城出天京。韋昌輝得知石達開逃出天京，十分驚恐惱怒，便將石達開的妻子兒女全部殺害，並以丞相官位六百兩黃金重賞購買石達開的人頭。石達開逃出天京後，於10月初在涇縣調集部隊四萬人，組成靖難軍，陳兵天京外圍，高舉討伐韋昌輝的義旗，要求天王洪秀全當機立斷將韋昌輝處死。韋昌輝在城內軍民和城外靖難軍的雙重壓力下，終於成了孤立無援的獨夫，束手就擒被處以極刑。

從這一平息「內訌」的事件中，石達開的態度是極其正確的。他站在衛護太平天國利益的正義立場上，痛斥和討伐韋昌輝濫殺無辜的罪惡行徑，並高舉靖難義旗，使這場血腥屠殺平息了下來。所以太平天國廣大將士，無不對石達開這種忠貞、正義、光明磊落的行為所感動。「內訌」平息後，合朝文武都力舉石達開回朝輔政，並要求加封他為「義王」。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處治叛亂禍首中，他只主張殺韋昌輝和幾個罪大惡極的幫凶，其他追隨者一概不咎，就連韋昌輝的父親也不株連。由此可見，石達開的胸懷是何等的寬廣豁達，他不因自己的家屬殘遭毒手而泄私憤。

說到這裡很有必要澄清一件事。那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曾說到天京事變起因，是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翼與北王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按照這條史料，翼王石達開則是參與謀殺楊秀清的叛亂禍首。李秀成所說的密議，實際上不存在，只能是他的道聽途說，因當時他還是下層官員，一直征戰在外，並不了解諸王之間的內情和「內訌」經過。據《中興別記》卷二十八所載，楊秀清「逼封」在陽曆8月22日有的認為稍早幾天，大概在8月中旬。從時間來說，當時韋昌輝、石達開都分別督師在外，沒有機會密議。韋昌輝在破江南大營之前即6月20日之前，就已離開天京進攻江西饒州。7月16日攻佔饒州後向南昌轉移。8月12日至8月17日在江西連吃敗仗。而石達開在破江南大營之後，於7月14日即率三萬大軍到達湖口，隨即又兵分四路抵達湖北大治、武昌和崇陽等地。這段時間韋、石兩人的行程背道而馳，一個在江西，一個在湖北，兩地相距千里，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信息條件，兩人相聚密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另從楊、韋、石三者的關係來講，石達開也不可能參與誅楊活動。從金田起義前後直到天京事變的整個歷史過程，都看不到楊、石之間有什麼突出矛盾，也看不到韋、石之間有什麼勾結。天京建都前諸王之間是比較團結的，「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行」。建部以後領導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楊、韋矛盾更為突出。楊、石關係則不然，他倆的關係一直很好，石達開安慶撫民，執行「按畝輸錢米」的政策，得到楊秀清的讚許。石達開的軍事、政治才能、很受楊秀清的器重。每當前線出現危局，「屢委以軍事」。石達開對楊秀清則是「深信不疑」、「尊若神明」。石達開在安慶發布布告時，明確提出要群眾「敬天識主，實認東王」，對楊秀清十分敬重。所以說，石達開和楊秀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根本不可能產生誅楊的念頭。

另有一條材料，是有關楊輔清的記載，更可看出楊、石的關係。據說楊秀清派韋昌輝去江西時，「輔清曰：『怨恨日深，難將作矣』。遂自請於秀清，如湖北達開軍為師帥，達開器之。……昌輝殺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韋昌輝叛亂時，楊輔清在石達開軍中，設若石達開和韋昌輝對誅楊有「密議」，在韋昌輝誅殺楊秀清的同時，石達開也會把楊輔清殺掉，石達開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石達開聞訊回到天京後，韋昌輝向他索取楊輔清，他偏偏不給，這恰恰成了韋昌輝懸賞捉拿石達開「反顧偏心罪」的口實。從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石達開並沒有介入天京事變，更談不上翼王與北王有什麼「密議」，他道道地地是一位胸懷坦白、光明正大、不泄私憤、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石達開在人生的道路上，確實展現了許多閃光的東西，但他身上也存在著不少瑕疵，比如剛愎自用，就是他的致命弱點。尤其是離京出走後更犯有難以原諒的錯誤。出走時他帶有一批願意跟隨他的精兵良將，加上他個人的軍政才幹，要打出一個嶄新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沒有把握住這一有利條件，戰鬥目標不明確，盲目進軍，舉止非常被動，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其錯誤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

一、不顧大局堅持分裂。石達開帶兵出走以後，既然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所發文告仍尊洪秀全為主，從沒僭越跡象，那麼在行動上就應當和太平天國天京政權有所配合和互相支援。可是石達開出走後，卻在行動上與洪秀全完全決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與洪秀全還有什麼合作。1858年2月份之前，石達開還在江西，這時天京的戰況非常吃緊，鎮江、瓜洲相繼失守，天京對岸江浦岌岌可危，清軍已逼近京郊，李秀成所部與清軍在孝陵衛至秣陵關一線，連連激戰，形勢非常危急，迫切需要他回京增援，因此李秀成對洪秀全重用嬖臣犯顏直諫，要求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洪秀全也採納了李秀成的建議，取消安、福二王秉政資格，派人去江西迎翼王。多次派人到撫州請援。設若石達開這時能夠顧全大局，和洪秀全重歸於好，又有陳玉成、李秀成兩名優秀戰將協助，天京的形勢肯定會有很大的起色。但石達開見死不救，反聽親信部將張遂謀等人的慫恿，毅然率軍自江西進軍浙江、福建，離天京越來越遠，致使天京方面太平軍孤軍無援，陷入危急困境。

反過來說，正因為堅持分裂，石達開部隊的行軍作戰，也就得不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援，也形成了孤軍行動，軍械彈藥得不到補充，糧食衣物得不到供應，兵臨困境也得不到天京方面的增援。在強大敵人的壓力下，自然失敗的時候多。1857年12月江西臨江解危，就是因為缺乏戰船而不能成功。1860年3月石達開的得力助手石鎮吉攻打廣西百色，也正因糧食奇缺而遭受失敗。如果這兩次戰役都能得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結果可能就會大不一樣了。曾是石達開手下的敗將曾國藩針對石達開分裂後的軍事行動評論說：「賊至十萬之多，每日糧米千石，需子葯千斤，渠全無來源。」一旦石達開軍「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

部隊的連續失敗，士氣自然渙散，加之敵人經濟封鎖，堅壁清野，糧食陷入困境，將士們就愈來愈感到分裂的前景渺茫，「起義出江」的人也就愈來愈多。早在寶慶失利之後，石達開的部將傅忠信、李壽輝就率部離湘由贛入皖，輾轉投入到李世賢部下。1860年3月石達開部隊更是接連不斷出現「起義出江」的事件。後旗宰輔余忠扶因阻撓部眾脫離石達開被部下殺害，其部在歸朝途中不斷受阻，以致覆滅。接著武衛軍宰輔蔡次賢也準備率部出走，因事泄被元宰張遂謀所殺。面臨這樣軍心渙散的困境，石達開也無法制止部下返回天京的要求。1860年6月石達開被迫南下，放棄經營八個月之久的慶遠時，他的部將彭大順、朱衣點、吉慶元等，再次痛切地勸告石達開結束分裂局面，重新「回朝扶主」，但仍被石達開固執地拒絕。後來六十七名將領便率部離開石達開，經過一年多的苦戰，終於進入江西境地，參加了李秀成的部隊。數以十餘萬計的部隊，只因為石達開固執地堅守分裂，死的死，傷的傷，走的走，降的降，最後留下來的將士，不過一萬來人，地地道道走向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二、流竄作戰沒建基地。石達開出走後有著足夠的戰將和兵力，可以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據地，但他沒有這樣做，卻選擇了東征西竄流動作戰的方式。他先在安徽、江西停留近一年之久，沒有明確目標。天京再次告急時，他才憤然走浙江入福建，再轉至江西，始終沒有建立根據地。石達開在革命早期，特別是第一次進據武昌商討建都問題時，就有進圖四川，建為革命根據地的意圖，但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石達開如果離京出走後目標明確，決定要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據地，那他就不會在安徽、江西停留一年時間，更不會背道而馳去浙江、福建。正由於他分裂後沒能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一味採取流竄式的作戰方式，致使他在贛、浙、閩、湘、桂、黔、滇、川八省萬里的征途中，連一次出色的戰役也沒打過。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認為此時石達開的部隊「既鈍於浙，鈍於閩，入湘後又鈍於永、祁，鈍於寶慶，裹脅之人，願從者漸少，既無老巢以為糧台，糧米須擄，子葯須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間。」這種說法應該是石達開失去根據地，流竄作戰的真實寫照。1859年2月，石達開進據江西、廣東交界處的南安後，這才作出「經湘圖川」的計劃。後因寶慶之役失利，回師廣西，廣西又遇困，軍糧不濟，部隊離散，最後才決心離開廣西進圖四川，希望效法諸葛亮在四川成都建立革命根據地。他轉戰於石柱、涪州、綦江、長寧、橫江，打算從這些地區突破江防進入成都，但此時的敵人在長江沿線的防務，已遠非昔比，大大加強了，多次強渡都不能成功。設若石達開率軍離京後，目標明確，不在皖贛延誤時間，不向浙閩盲目進軍，徑直由武漢、宜昌、三峽，直取成都，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當時入川的條件，對石達開非常有利。1858年10月以李永和和藍大順為首的起義隊伍，已經聚眾數萬從雲南進入四川，聲勢極大，沉重地打擊了四川的反動統治勢力。當時三峽也無兵防守，防務極為空虛，入川大門是敞開著的。可是石達開熱衷於東征西竄，盲目行動，坐視入川良機，到頭來入川的計劃不能實現，只能自食慘敗的惡果。

綜上所述，石達開所犯錯誤雖很嚴重，但他一生中畢竟戰功赫赫，政績卓然，人品也光明磊落。特別是他那反封建、反清王朝的革命鬥志非常堅定。離京出走後，儘管處境極度困難，也毫不動搖地堅持鬥爭，打擊敵人。所以說，他即使錯誤嚴重，但仍不失為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