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從普適性的視域重估中華文化價值②

文章原載於《大寫的歷史》

中國古人有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價值與功能，在於互相觀照，互為包容，互為滲透，互為升華。任何一種文化，都面臨著人類共同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如：怎樣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怎樣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心靈慰藉，怎樣構建與調適合理的倫理秩序與個性自由之間的關係，怎樣妥善對待文化上本我與他者的同異性質，怎樣克服科學與技術迅猛發展所帶來的道德滑坡反差現象。既然所面臨的問題有相同性，那麼，文化，尤其是反映文化最核心本質的宗教，其所回應的主題與路徑也會有高度的相似性。求真、致善、尚美，也就成為任何文化、任何宗教建立並發揮作用、產生影響的共同基調，成為人類社會賴以存在並不斷進步的價值取向與歷史動力。這種基調上的一致與堅守，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文化價值觀上的普適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同文化都有其普適化的成分，普適價值不應該是西方文化的專利品。當然，侈談什麼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同樣是胡扯！

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究竟該怎麼來概括，可謂言人人殊、眾說紛紜。各種說法無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皆可作進一步的推敲商量。我個人認為，也許可以抽象地提煉為以下五個方面：

博愛

基於民本立場上的博愛精神，很顯然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民為本，以和為貴，諸子百家思想觀點有所差異，甚至不乏對立，但是在對愛心的肯定與弘揚上則是相當趨同的。

在儒家學說中，仁是最高的政治倫理範疇，它的基本含義是愛人，其被引入治國之中，就是主張推行以愛民、安民為主旨的仁政，實現德治的理想境界。墨家學說具有相當飽滿的人民性，其中心思想就是兼相愛，很顯然與儒家泛愛眾含義相似，蘊含有博愛的基本精神。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這一命題本身就包含有博愛的精神。即：捨棄過度的措施，擯除酷烈的政舉，尊重普遍規律，承認獨特個性，一切順其自然，凡事因勢利導，使民眾能夠「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這種愛，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號稱為「三寶」之一的慈。

即使是在以崇尚功利的法家與兵家那裡，也不乏愛民的情懷，儘管其表述的方式有別於儒、墨學派。如法家主張富國強兵，其本意之一也是為了造福民眾，因此，政治得失在於能否做到避免傷於民，「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至於兵家，也提倡唯人是保。主張關心民眾的福祉，愛護士卒的利益，「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

這種愛，從範圍上講，普及於天地萬物，惠澤於草木昆蟲，同時超越族群，超越邦國。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仁愛具有博大無涯的性質，稱之為博愛乃是名副其實。

公平

公平，是歷代思想家、政治家關注與倡導的政治理想。在他們看來，對社會穩定與和諧構成最大威脅的，是社會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導致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嚴重激化社會矛盾，釀成社會動亂。這表現為經濟資源配置上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剝削經營方式上，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政治前途出路上，是少數人把持主要資源，不容他人染指；法律獎懲對象上，是同罪異罰，賞罰不公；教育權利享受上，是富貴者近水樓台，擁有一切，貧寒者忙於生計，無所受益；生活境地對比上，也是宛然兩重天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使社會保持穩定，就必須改變這樣的現實。為此，歷代思想家大多主張通過利益調整的機制，來改變這種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失序狀況。即在維持統治者長遠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相對的社會公平與公正，將社會衝突的程度控制在最低程度。

於是，他們主張正人必先正己，體察民情，以身作則；主張節制剝削，安定民眾的生活；主張政治資源共享；主張法不阿貴，賞不遺賤；主張教育權利分享；主張去奢節儉；主張發展生產，豐富可分配的各種社會資源。總之，運用政策的槓桿和制度的功能，減輕甚至消弭導致社會不和諧、政治不安定的種種動因，構建和維繫社會的和諧穩定。

正義

毫無疑問，正義是構成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又一個基本範疇。所謂「正義」，就是正確的行為原則。很顯然，合理而高尚的行為準則，是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取向。這既是韓愈《原道》中所提出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為此，古人提倡崇公道、順公理、厲清議，將「公」看作「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並主張發揮輿論和邢賞兩種手段來維護至公。

具體而言，這在社會規範方面，是強調明禮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也具有治國平天下的意義。至於「禮」，《左傳》賦予它「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的意義，道德如何具體體現在行為上，需要禮來做恰當的規定。經過禮對道德的整齊劃一，道德才具普遍性。同時，道德也必須通過禮來約定，才具有可實踐性。至宋代，李覯更是強調禮的重要意義，認為「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在人格磨礪和理想追求上，倡導正確的人生觀與氣節觀，強調忠孝節烈。就衷而言，它更多地包含對祖國對民族的深沉的愛。沒有「忠」的道德觀念，很難想像會有文天祥、史可法他們慷慨激昂的民族大義。就今天來說，孝敬父母、忠於國家民族，依然不過時，而且永遠也不會過時。節烈在古代，也更多地體現在對人的氣節、操守的要求。這種要求，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角色品格，即人在社會上充當什麼角色，就要承擔相應的義務，遵守相應的道德法則，因此，官員叛國、貪污、瀆職，都屬於失節。推而廣之，凡是不正當履行自己職責的人即是失節，就這方面而言，也依然有其積極意義。這是對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

同時，正義也意味著社會地位的相對平等和社會角色的各自擔當。《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見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在社會管理上，正義的精神就是以民為本，關心民眾疾苦，滿足民眾的願望。國家為君主直奔，庶民為國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為政治之本。西周初年，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題。春秋時期，「重民輕神」和「恤民為德」成為社會上的普遍思潮。孔子建立仁學，核心宗旨便是愛人。孟子「民本論」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認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秦漢以降，重民愛民始終是正義在社會實踐層面上的具體體現，維繫著社會的相對穩定。

包容

兼容並蓄，寬容海涵，這同樣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

古人早已指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過分狹隘的視野與心胸，是無助於事業的成功和社會的發展的，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真正的理想境界應該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換言之，只有極其博大的襟懷和勇氣，容忍和接納具有差異性的事物，才能不斷豐富和充實自己。這在治國上，就是要做到虛懷若谷，寬容包納，不以一人之智為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在用人上，就是主張秉持寬鬆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責備，應該博採眾長，為我所用。在文化選擇上，便是在堅持統治思想主體性的同時，以開放的心態，充分汲取其它學派理論中的合理因素，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構建創造更為廣闊的空間。

中華文化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生生不息、光彩奪目，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為一個開放的體系而非封閉的系統，能夠不斷吸收新的活力因子豐富和充實自身。從戰國晚期諸子之間的整合融匯，到秦漢思潮的綜合貫通；從隋末王通的三教歸一，到宋明理學的援釋入儒；從胡漢文化的交匯滲透，到中西思潮的激蕩溝通，中華文化始終在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不斷汲取新的因素，注入新的活力。

進取

中國文化始終具有強烈的進取性。這主要表現為：一、自強意識。《周易》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命題。主張自強不息、勤勞刻苦、捨生取義。孔子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提倡捨生取義，推崇大丈夫精神。這已經成為民族的普遍心理認同；鍥而不捨，百折不撓，義無反顧，雖死不悔！二、反省意識。每當前進過程中遇到挫折、出現坎坷時，都能審視自己的不足與局限，及時發現問題，重新選擇方向，百折不撓，克服困難，創造條件，走向成功。三、憂患意識。在順境時不驕傲自滿，不忘乎所以，強調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從而保持清醒的頭腦。四、與時俱進意識。所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綜上所述，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既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又充滿著極大的普適性；它既是歷史對我們的豐厚饋贈，也是我國今天繼續前行的動力。換言之，它之所以生生不息、亘古常新，就在於它的核心精神具有廣泛的普適性。像敬德尊祖、泛愛仁慈、民為邦本、孝悌忠信等等，皆呈現了鮮明的厚德載物的本質屬性，它超越了時空，也超越了族群與階級，是我們今天進行東西方文化接軌與融合的重要資源。我們認為，這種接軌與融合乃是理所當然、事有必宜。因為很顯著的事實是，它與其他宗教文化中所倡導的慈悲、寬容、愛人、正義、公平、正直、誠信等核心價值觀念是高度重合、普遍一致的，也是與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所致力弘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天賦人權的普適價值互為呼應、互為輝映的，即所謂：百慮而一致，異曲而同工，殊途而同歸。

總之，指出和肯定中華文化的普適價值，是世界文化對話與融合的前提，而世界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與融合，變求異為求同，舍分歧而尋共性，則為引領未來新型世界文明的走向創造了最佳的契機，提供了最優的資源。

作者介紹：

黃朴民，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國學院教授。

【黃朴民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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