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講堂‖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特邀客座講師：青鳥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他曾將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諭、二閑適、三感傷、四雜律。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諭詩。

這些諷諭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

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內容。

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並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於「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婦，並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於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

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並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一段，敘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錢的「兩稅法」。這給農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這遭殃的雖只限於「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並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於敘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里也是較獨特的。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

《西涼伎》：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

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在藝術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容和性質決定的。

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特點：

一、主題的專一和明確。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並在題下用小序註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

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並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有助於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治階級的鞭撻。

四、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彷彿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採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於蒼白的說教。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於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製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係。《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像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於現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繫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於敘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閑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閑適感到內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並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閑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佔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複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於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和示範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遊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於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於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確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於元稹。

元

稹

———————————————元稹八歲喪父，少經貧賤，自言孩矣時見奸吏剝奪百姓，為之「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這是他早期在政治上和權奸鬥爭並創作新樂府的生活基礎。但後因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作到宰相，為時論所不直。不久，出為同州刺史，轉越州、鄂州刺史，死於武昌節度使任所。

他和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文學觀點也完全一致。他雖比白居易小六七歲，但卻是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並起而和之。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總結並宣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創作經驗，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事」。

這對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

《田家詞》：

牛吒吒，田確確。

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谷。

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

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屬。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仇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

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應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只能害民。

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並稱的長篇敘事詩。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致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並最後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內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此詩作於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的。

《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繁榮的狀況。

一般地說，元詩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這主要決定於他的世界觀。如《西涼伎》只是說「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髮人》竟然說「此輩賤嬪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張

籍

———————————————張籍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著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一類閑散官。

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嚮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佔一半，但內容和精神卻和自創新題的並無二致，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

《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民作對比。

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盡沒遼水上。

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

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將都無意收復。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里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李

紳

———————————————李紳，元、白的好友。自創新題是始於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標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別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

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並改名《新樂府》。

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於李紳。

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不過，他的《憫農》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於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傑作。

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於韓愈。

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並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對立。

由於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眾。而李翱、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

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散文的駢儷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駢辭儷句掩蓋他們生活內容的空虛，駢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

但在駢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復古思想。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徵聖」和「明道」的主張。裴子野的《雕蟲論》，也反對駢儷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

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復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誥》，成為無生氣的擬古。北齊顏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

楊堅統一北中國後，於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李諤上書，同樣主張復古。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復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內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

唐初文風，沿南朝駢儷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駢文名重一時。陳子昂出來，又大張復古的旗幟。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

唐玄宗開元時期，蘇頲、張說號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駢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復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

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敘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別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

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復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總之，關於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致的。

只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駢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

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復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

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內也恢復並發展了生產，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內來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確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韓愈打著復古的旗幟，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

在這些論著中，韓愈著重提出並論述了與佛老尖銳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歷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內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於表達現實生活內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於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繫在一起的。

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容。這裡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內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柳宗元雖也談儒道，同樣是為封建地主階級說教，但他的唯物論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張卻是很突出的。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於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

韓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載言》書里，透闢地發揮了韓愈反對因襲、主張獨創的理論。韓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樣主張從意到言的新創。他說：「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富則出眾，出眾則奇矣。」但他實在已走到了極端，從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樣高倡文以明道，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的頹靡文風。

他認為對社會生活作「褒貶」或「諷諭」是文章應有的功能；文學批評必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那些用美麗的辭藻包藏著錯誤內容的作品，對讀者的危害是更大的。

他認為真正優美的作品，不僅應該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須有正確而充實的內容，二者不可偏廢。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對於寫作態度、寫作技巧等有關作家修養的問題，也都有精闢的論述。

今天就到這裡，下一節，我們說說韓愈的散文！

隨

意

詩

社

字隨心生，詩從意出

任何一種花，每每由於賞花的時間和地點各異，而使人的感觸也各有不同。

——川端康成《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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