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力：唯物史觀真的終結了真理？

作者語

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的觀察和分析就進入新的紀元，即能夠從社會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來把握其發展態勢和走向，這是方法論的根本性變化。正是得益於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運動才空前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個多世紀以來才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

原文：《唯物史觀是否仍有強大的解釋力》

作者：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教授 孫力

然而，要真正掌握唯物史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也難以避免地犯下諸多歷史性錯誤就是證明。但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出了問題或已經過時，還是我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運用出了問題？唯物史觀究竟是聖經般的固化教條，還是不斷成長的鮮活理論？

掌握唯物史觀的不容易，為其他歷史分析方法留下了生長的空間。無論是制度決定論，還是文化決定論、意志決定論、英雄決定論等其他的歷史分析方法，都有一個分析的前提，即認為唯物史觀缺乏解釋力或已經過時，而企圖取而代之。所以，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於，必須清楚和深入地回答：唯物史觀是否有，或者仍然還具有對社會發展的強大解釋力？

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性地回答這一問題。

唯物史觀的解釋力

唯物史觀深深紮根於人類社會歷史，是經實踐檢驗的真理性認識。它對歷史的解讀是方法論的闡釋，不是福音書式的預測；是辯證的分析，不是機械地套用；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宏觀敘事，不是對歷史具象的描繪。它的科學性最為生動地體現在：不僅讓我們正確地認識了既往的歷史進程，而且預見了社會主義的誕生和引領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程，成為迄今為止最為廣泛、深入地影響人類社會的理論，還有什麼樣的理論比這更有科學性和解釋力的呢？

比如，在相當多的歷史場合我們見到的制度創新，與人類的文明進步有著直接的關聯，那麼，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嗎？如果簡單地、截取歷史斷面地觀察，的確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在強有力地改變著歷史，似乎是制度在決定著歷史的發展。然而，應該考察一下制度背後的因素。人類是否能夠主觀地選擇自己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被選擇和確立下來的是這種制度，而不是另一種制度呢？

中國近代以來的制度選擇就是典型的例子。清王朝之後對共和制的選擇，背後有著歷史發展的必然。正如同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封建專制已經不能夠容納新的生產力了，它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開始退出歷史舞台。人們對制度的認識，反映的是這種客觀的必然。改革開放是極大地影響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制度調整和創新。依靠什麼來選擇新的制度和機制？其實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以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例，為什麼能夠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有很深刻的根源和內在必然性。即「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鄧小平很清楚地揭示了制度設計背後的客觀必然性：「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鄧小平清楚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唯物史觀的運用：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原理的客觀規律。制度在這裡當然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恰恰是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夠把唯物史觀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等同於生產力決定論，即忽略其他因素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唯物史觀辯證地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沒有否定過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多次批評機械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恩格斯闡述歷史由合力推動就是精彩的說明。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恩格斯非常形象地描繪了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之合力在共同推動著歷史，但如果據此就將這歸納為「合力決定論」，與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相對立，推論恩格斯放棄了唯物史觀，則毫無疑問是一種誤讀。

就是在這一段話的前面，恩格斯清楚地闡述了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即首先肯定了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才闡述合力作用。分析推動歷史的各種因素同指出其中決定性因素是相輔相成的，把二者分裂開來就沒有真正理解唯物史觀。

其實，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領導中國人民改天換地、振興中華的歷史，既是重視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也是充分運用了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反作用的精彩篇章，這是對唯物史觀解釋力最為強大的支撐。

內在性需不斷完善

唯物史觀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並不等於終結了歷史發展的真理性認識。如果把唯物史觀看成是一個公式，只要把人類社會的狀況代入進去，就能夠演算出社會發展的固定模式——這一定不是唯物史觀！科學的理論不是宗教和算命，歷史規律不是歷史本身，後者要生動得多，而且在支撐著前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而是辯證關係。這種辯證的決定性關係在歷史中的體現既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絕對性體現在闡釋社會發展的大走向上，如人的解放態勢和社會文明進步都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馬克思說的手推磨與封建主義、機器磨與資本主義的耦合就是如此。相對性則體現在社會發展的豐富性、生動性和複雜性上。

人類社會並不是按照生產力水平的高低生硬地一定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來發展，也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簡單對號入座，如認為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一定高於資本主義,等等。它意味著對每一個社會空間發展的認識、每一個時代發展的認識，都有其特殊性和豐富性，均不是簡單套用理論就可以完成的。

唯物史觀運用的過程，也是它自身成長的過程，這才是活生生的唯物史觀。

已經掌握了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並沒有很方便地一下子揭示俄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反而斷然否定了對其理論機械的套用。馬克思說：「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這也是馬克思對唯物史觀運用的精彩說明。

列寧闡述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以及俄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顯示了唯物史觀的成長過程，它豐富創新了唯物史觀對時代和特定社會空間發展規律的認識，既在唯物史觀的譜系中，又是超越既有論斷的理論創新。

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境遇何嘗不是如此。現成的唯物史觀理論，包括列寧的貢獻，甚至都無法明確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期問題，更不要說提供現成的中國革命理論。中國共產黨人的貢獻在於，回答了落後國家的現代化問題，是對馬恩「卡夫丁峽谷」命題的精彩回應。它涉及到不發達生產力基礎上，上層建築變革的可能性、條件以及方式、道路問題，也是制度、上層建築以及人的主動性對生產力反作用的程度以及反作用如何發揮的問題。這當然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問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把唯物史觀大大地往前推進了一步，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生產力發展水平對制度選擇的決定程度。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是對唯物史觀進一步探索的過程。「一大二公」體制的廢除，意味著重新估價生產力水平對制度的契合度。整個改革，是對整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生產力契合度的調整，誰也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推進。所以，唯物史觀也是實踐的科學，需要在實踐中檢驗和實踐中前進，與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截然不同。

唯物史觀的實踐性意味著，它必須不斷地應對實踐提出的新挑戰，才能夠保證它的科學性。其實，我們今天遭遇的挑戰仍然是巨大的。改革作為制度的調整，將在幾年後達到鄧小平所說的制度基本定型的程度。那麼，這種基本定型的制度能夠包容多高水平的生產力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嗎？這是不可迴避的大問題。從時代的進程來看，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意味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基本制度的相對穩定，那麼如何認識它們各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契合度呢？

應該明確：社會基本矛盾的把握永遠是唯物史觀理論創新的命題。如何才能夠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處於比較契合的狀態，這需要不斷深化對社會發展的認識，因為生產力在日益提升，人類就需要不斷尋求與變化著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的美好制度，都不是一個已經規範好的模式，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建構，而唯物史觀指引我們的只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而已。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6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