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政治的結晶：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的產生

編者按：

分別起源於義大利和荷蘭，「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這兩種經典的足球戰術，深深地打上了這兩個民族國家的形成歷史與階級鬥爭的烙印。它們在結構上有著某種相似之處。起初被戲謔為「弱者的權力」的「鏈式防守」，呼應著為結束義大利分裂狀態、建立民族國家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強調團隊合作的「全攻全守」，實際上也和16世紀荷蘭反抗西班牙建立共和國的歷史相關。充分調動隊員、「全攻全守」的阿賈克斯隊，在60年代阿姆斯特丹左翼反文化運動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中國男足國家隊主教練里皮，戰術思想深受「鏈式防守」影響。何為「鏈式防守」？希望本文能幫助讀者朋友了解「鏈式防守」的前世今生。

本文轉自「懂球帝」。

「鏈式防守」的先驅埃雷拉，「一名來自於安達盧西亞的流亡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兒子」。

社會與政治的結晶：

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的產生

作者：Shirsho Dasgupta

通常人們認為，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足球哲學，他們有著不同的源頭：一個在義大利，另一個則在荷蘭。在兩種足球戰術體系發展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對抗。然而，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卻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足球網站《These Football Times》的專欄作家Shirsho Dasgupta就討論了這兩種足球風格是如何產生的。

本尼迪克特-塔森出版的《純真年代》有很多上世紀70年的足球照片。這本書可能取了一個恰當的標題，從那以後足球運動員某種程度上再也不是「我們的小夥子」了，那時俱樂部的重心都在社區上面，球票非常的便宜。正如埃德-福里米所寫：「那個年代純真還保留著，尤其是在成千上萬來自默西賽德郡的小夥子們身上，他們在倫敦街頭漫步然後準時去看一場足總杯決賽。」

《純真年代》

在歐洲大陸，那個時候恰巧也是全攻全守足球哲學盛行的年代，它代替了之前的鏈式防守。後者通常被認為是憤世嫉俗的、負面的以及被動應對的，而前者則被認為是藝術的、積極的以及先發制人的。這兩種風格的對立與統一將永遠改變足球這項運動。

作為對於更大社會問題的回應，某種意義上，這兩種風格也承擔著證明左翼對於足球運動卓越貢獻的職責。大衛-維納將全攻全守與20世紀6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無政府主義反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極左翼哲學家、同時也是AC米蘭球迷的安東尼奧-內格里曾經把鏈式防守形容為「階級鬥爭」。

馬基雅維利的幽靈

在16世紀的佛羅倫薩，貴族們開始在聖十字廣場進行一項早期的足球運動；在這之前不久，一個名叫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人寫下了一本專著，這將使他成為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之一。

calcio fiorentino，一種16世紀時期在義大利的足球運動

雖然大多數人認為《君主論》包含了「對專制統治的邪惡建議，以幫助統治者們維護自己的權力」，但是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們，例如盧梭和狄德羅，都認為馬基雅維利始終堅持共和政體，甚至在他寫下那本「臭名昭著」的著作時他也仍然堅信共和政體。

每當義大利被城邦和天主教會一分為二時，每當外國侵略者們相互之間永遠發生衝突的時候，馬基雅維利都在呼喚著一位能團結民眾的君主。馬基雅維利的君主是天然反對教皇和家族爭奪權力的。此外，他堅持認為君主將來自於群眾之中，而不是貴族之中。

如同現實政治的理論那樣不受道德或是精神上的虛偽左右，《君主論》討論了如何獲得以及保有權力。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雅各賓派、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以及當今革命社會黨的觀點都和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有著很深遠的聯繫。

馬基雅維利與像托馬斯-莫爾這樣的烏托邦思想家以及柏拉圖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的政治架構深深根植於他那個時代盛行的社會政治條件之中。內格里在討論義大利足球的戰術大趨勢的時候將其稱為義大利人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在儘可能的條件下設法用上你所有可以利用的東西。」

「戰鬥還是遊戲？戰鬥以及遊戲！」

——鏈式防守的本質

戰後義大利球隊的比賽風格被稱為鏈式防守。球隊會安排一名位於防線後面的清道夫，他會將對手引誘進自己的防區，然後發動快速且精準的反擊，這反擊猶如一柄匕首一般刺入對方的防線。

這一戰術體系的先驅者是埃雷拉，他也被人們稱作「魔術師」。作為球隊教練，他的球隊有著憤世嫉俗以及無情的名號。埃雷拉野心勃勃而且追求完美，他的球隊被打造成去做一件事、也只做這一件事，那就是——勝利。

埃雷拉在馬德里競技

埃雷拉是一名來自於安達盧西亞的流亡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兒子，他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長於卡薩布蘭卡和巴黎。在踢足球之餘，他還做其他工作以維持生計。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足球的極限，於是他發展出了非凡的戰術思想。

埃雷拉十分享受在馬德里競技的成功，他作為主教練為球隊在四年內贏得了兩次聯賽冠軍。他是第一批強調訓練的主教練。阿方索-阿帕里西奧曾效力於馬德里競技，他曾經說道：「埃雷拉的訓練每天有三個小時，把我們都折磨瘋了，但是這意味著比賽的時候我們能戰勝任何對手。」

據說當時皇馬是獨裁者弗朗哥最喜歡的球隊，他們簽下了迪-斯蒂法諾。在皇馬之後，加泰羅尼亞和共和主義的代表巴塞羅那任命埃雷拉為球隊的主教練，這一舉措力圖打破原來的平衡。

《為恐怖辯護：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與死亡》

在蘇菲-瓦妮施撰寫的《為恐怖辯護：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與死亡》的序言《暴力的暗物質》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儘管自由主義者一直認為窮兵黷武的斯巴達社會是反人類的，但是正是這種意識形態使得斯巴達人抵擋住了強大的波斯帝國的進攻。

齊澤克還認為《搏擊俱樂部》的主要觀點是自由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痛苦。自由是在鐵一樣的紀律與意志中達到的。齊澤克也會談論政治。然而，當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思想映射到足球上面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斯巴達式的紀律就存在於鏈式防守之中。

據《衛報》記者席德-洛表示，埃雷拉在巴塞羅那的那段時期開始每天訓練三次。在第一天過後，球員們都吐了。在他的教練任期結束時，埃雷拉率隊贏得了兩次西甲冠軍，其中一次是在他執教的第一個賽季奪得的。他對於紀律以及勤奮的要求都基於他自己的生活，他不過度飲食、不喝酒、不抽煙，並且每天堅持做瑜伽。埃雷拉會這樣描述自己：「他是那種如果不全力付出就不如不做的人。」

1960年，埃雷拉去了國際米蘭，他將俱樂部的方方面面都印上了他的紀律性。個人能力不能讓整個戰術體系為其傾斜，任何想要挑戰他意見的人都會立刻在球隊失去位置。不久後，像法切蒂、皮齊、馬佐拉、古阿內里以及布爾格尼奇這些球員都在場上給對手以威脅。

埃雷拉的鏈式防守由四名後衛和一名自由人(清道夫)組成。當防守隊員被要求時刻盯防對手的進攻球員的時候，自由人就可以充當額外的一名防守球員，這時候中場和前鋒將會給對手致命一擊。

儘管埃雷拉宣稱自己是這一體系的創立者，但是這一想法真正的支持者卻是他的對手內里奧-羅科，他受到了卡爾-拉潘的啟發。在接受《解放報》採訪時，安東尼奧-內格里說道鏈式防守有著義大利農民堅韌的品格：「這是階級鬥爭，一方是弱小的，而另一方需要為自己辯護。」

「由於羅科的天才靈感，鏈式防守就此在威尼斯地區誕生。」圖為羅科。

羅科出生在義大利的一個名叫特里埃斯蒂納的小鎮，他在一戰後的大蕭條時期為這家小鎮的足球俱樂部踢過球，那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俱樂部。他在1947-48賽季成為了特里埃斯蒂納隊的主教練並執教了他的第一場比賽。最終，他幫助球隊奪得了聯賽第二名。正是在這裡，他開始研究出了自己的嚴格的防守體系。

1954年，羅科成為了意乙球隊帕多瓦的主教練。他努力建立起一個紀律嚴明的、以防守為主的、快速反擊的戰術，這也幫助帕多瓦逃離了降級區。很快帕多瓦就升入了意甲聯賽，並在1957-58賽季排名意甲第三。

在帕多瓦，羅科青睞於使用1-3-3-3陣型(有時他會調整為1-4-4-1或者1-4-3-2)。埃雷拉將其調整為5-3-2，這一陣型也被稱為門鎖(門閂)，它確保了場上會多一個人參與防守，也在球隊反擊的時候有著更靈活的位置和寬度。

羅科為AC米蘭帶去了第一座歐冠獎盃

1961年，羅科在AC米蘭取得了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在聖西羅他採用了與之前相同的防守哲學，羅科也在他執教的第一個賽季就贏得了聯賽冠軍。迪諾-薩尼、阿爾塔菲尼、老馬爾蒂尼以及里維拉幫助AC米蘭打入了1962-63賽季歐洲冠軍杯的決賽，在決賽中他們戰勝了強大的本菲卡。

由於羅科的天才靈感，鏈式防守就此在威尼斯地區誕生。二戰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得不離開這裡謀求生計。用內格里的話來說，「這是一次泥瓦匠、磚匠、冰激凌小販前往比利時和瑞士的一次大遷徙。鏈式防守和這些強大的移民們有著相同的本質——堅韌、兇猛，因為他們餓了。」

鏈式防守所取得的勝利一般是不會被人形容為漂亮的。埃雷拉在1965年憑藉成功的防守率領國際米蘭贏得了歐洲冠軍杯，但是這卻被形容為「贏得並不純粹」。1963年在溫布利舉行的歐洲冠軍杯決賽在被稱為憤世嫉俗的實用主義者羅科的AC米蘭與富有冒險精神的海盜本菲卡之間展開。米蘭在比賽中佔據了上風，並且成為了歐洲冠軍杯歷史上第一支奪得冠軍的義大利球隊。

和埃雷拉不同，羅科在球場上強調紀律的必要性的同時，也經常被人發現在酒吧或是餐廳里和作家或是記者討論時事問題。在這些作家和記者當中，羅科最親密的朋友就是米蘭體育報的編輯詹尼-布雷拉了。

作為二戰期間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的一員，布雷拉也為社會主義和左翼出版物《日報》和《共和報》撰寫文章。他創造了屬於自己的足球語言，打破了義大利國內法西斯辭彙和體育的內在聯繫，永久地改變了足球寫作。也正是布雷拉認可羅科和埃雷拉採用的那種特別的足球風格，按照內格里的話來說：「布雷拉將其理論化了。」

深受「鏈式防守」影響的義大利著名教練里皮。

紅色恐怖！

在防守方面，足球已經過渡到現在的無情的人盯人防守，那麼進攻的風格就必須要適應這種防守。第一個對於這種防守風格採取應對措施的是前蘇聯的教練們。

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莫斯科迪納摩的主教練鮑里斯-阿卡德耶夫提出了一種理念，這在喬納森-威爾遜在其撰寫的《倒轉金字塔》一書中被稱為「有秩序的混亂」。這種理念讓中場球員和前鋒的場上位置不斷變化，讓防守也成為一個移動的體系，這種理念是合乎邏輯的。

作為阿卡德耶夫的繼任者，米哈伊爾-雅辛曾經說過：「以團隊競技為原則是蘇聯足球的指導思想。一個球員不僅要求能力出眾，他也必須要在團隊中表現出色。」

在這種集體主義的道德觀下，20世紀60年代初的那支保持了五年不敗的匈牙利隊中的古斯塔夫-西貝斯所踢的足球被人們為稱為「社會主義足球」。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西貝斯並不是挑選每個位置上最好的球員，他是在挑選一支最好的球隊。此外，關於戰術，他的思想很簡單：球隊在進攻的時候越流暢，對方就越難保持防守陣型。

洛巴諾夫斯基

上世紀60年代，洛巴諾夫斯基這名日後將歐洲優勝者杯的冠軍獎盃帶回基輔的主帥和統計學家澤連佐夫共同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足球戰術理論。在《訓練模式提升的方法論基礎》一書中，兩位作者寫道：「我們有必要讓對手陷入你想讓他們陷入的模式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改變比賽區域的大小。」

他們關於空間的理論之後被兩名荷蘭人完善了，他們就是米歇爾斯和克魯伊夫。

全攻全守的反抗

米歇爾斯是一名有天賦的中鋒，他在二戰後曾效力於阿姆斯特丹的球隊阿賈克斯。在那裡，米歇爾斯接受了傑克-雷諾茲和維克-白金漢姆的足球指導。1965年，他被任命為阿賈克斯的主帥。

一名好的足球運動員總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位置。像他的蘇聯同行們一樣，米歇爾斯也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著手發展了一個新的足球哲學，這被稱為全攻全守。

荷蘭大部分的國土都在海平面以下，因此空間對於荷蘭而言是十分珍貴的。幾個世紀以來，荷蘭已經發展出了一套土地使用規劃的準則。在荷蘭，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諺語：「上帝創造世界，荷蘭人創造荷蘭。」通過運河、水壩以及河提構成的水網，荷蘭人已經從大海中壓榨並開拓了部分土地。他們把這稱之為可塑性，或者叫做塑造和控制整個外部世界環境以及萬事萬物的能力與願望。

米歇爾斯以及全攻全守的反抗

米歇爾斯借鑒了這一關於空間的典型荷蘭經濟學，儘管足球場的大小是固定的，但是有效的比賽區域卻可以根據球隊的需要而改變。在《鮮艷的一抹橙：荷蘭足球神經質的天才》一書中，大衛-維納寫道：「在控球的時候，阿賈克斯以及之後的荷蘭國家隊都旨在讓球場變得儘可能的大……他們把每一次跑動和動作都視為增加和利用可用空間的方式。當他們丟失了對皮球的控制權後，同樣的思維和技術被用於破壞對手的空間。」

對於前蘇聯的教練來說，流暢性和位置的互換是橫向的，而米歇爾斯這個激進的支持活力的人將這種想法應用於球場的各個方向。在他的體系中，每一個球員都能打所有可能的位置，「全攻全守」足球就此誕生。

如果一名中場球員向前插，那麼一名前鋒應該回撤併且佔據那名中場球員的位置，從而保持球隊原有的陣型。這一變化也將迷惑對方的防守隊員。如果一名前鋒回撤，那麼負責盯防他的防守隊員是應該跟防上去還是應該站住自己的位置轉而去盯防這名進攻的中場球員呢？亦或者是防守隊員應該去防守前去接應邊鋒而下底的左後衛嗎？

1966年12月7日，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霧蒙蒙的夜晚，鮮為人知的阿賈克斯在歐洲冠軍杯第二輪的比賽中5-1屠殺了比爾-香克利爵士的利物浦。利物浦是奪冠熱門，香克利爵士也聲稱他們要在安菲爾德進行的第二回合較量中「至少7球碾壓對手。」最終，第二回合兩隊戰成2-2，荷蘭人晉級了。

20世紀60年代也是荷蘭社會因在阿姆斯特丹發生的反文化運動而發生改變的時代。哲學家、法國抵抗運動成員、業餘門將阿爾貝-加繆在《墮落》一文中形容阿姆斯特丹這個城市十分無聊，以至於「幾個世紀以來，抽煙的人一直在看著同一場雨落在同一條運河上。」

最初的反煙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無政府主義的、反對消費主義的、反對令人窒息的保守主義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反越戰的反文化運動。1966年，無政府主義學生和共產主義工人走上街頭與警察爆發了激烈的暴力衝突。在《給鼠王的消息》中，哈里-穆里施寫道：「當父母坐在冰箱和洗衣機上用左眼看著電視，用右眼看著他們的汽車，一手拿著調音器，一首拿著《電訊報》的時候，孩子們在星期六的夜晚去了Spui廣場。」

儘管荷蘭社會慢慢被這些事件改變了，但是阿賈克斯打破了已經建立起來的規矩，並且用他們快速、流暢的傳球和不固定的跑動讓整個世界如痴如醉。1966-1970年，阿賈克斯贏得了四次荷甲聯賽冠軍，並且在1971-1973年連續三次奪得歐洲冠軍杯冠軍。

與渴望一個由民眾掌握的世界的反文化運動相似，米歇爾斯的足球哲學同前蘇聯的教練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強調團隊競技而不是個人行動的重要性。這並不是說他不鼓勵球員的個性。與鏈式防守不同的是，全攻全守鼓勵個人的技術與智慧——畢竟克魯伊夫被人們稱作「藝術家」和「穿上球鞋的畢達哥拉斯」——但是在全隊利益面前個人總是排在第二位的。

克魯伊夫與荷蘭國家隊

克魯伊夫和其他的荷蘭球員也在爭取足球運動的職業化。當他發現足球管理機構KNVB的官員們上了出境旅行險而球員們卻沒有的時候，克魯伊夫用他的影響力迫使他們做出了改變。1974年世界盃前夕，即將成為荷蘭國家隊隊長的克魯伊夫威脅道如果他們不能拿到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國家隊差不多的獎金，那麼球員們將繼續罷工。

描述20世紀6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時，大衛-維納寫道：「老的財團是秘密的、保守的、反動的，而新的工會則是左翼的、開放的、替代的。」阿賈克斯成為了反文化運動的符號，有著一頭長髮、說話直率的克魯伊夫則成為了反文化運動的象徵。

1971年，米歇爾斯來到了巴塞羅那。他意識到巴塞羅那的球員並不缺乏技術能力，但是他們太容易被批評阻礙。他們所缺少的是一種勝利的心態，米歇爾斯要著手建立它。

1973年，克魯伊夫同阿賈克斯的管理層和幾名隊友吵翻了。雖然球隊董事會希望將他出售給皇家馬德里，但是他執意轉會去巴塞羅那，並說出了他那條出名的宣言：他將永遠不會為和弗朗哥聯繫在一起的球隊效力。對巴薩來說，這無疑是天上掉餡餅，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好的球員知道他所代表的是什麼。

阿賈克斯與巴塞羅那有著獨特的聯繫

當弗朗哥在病床上支持皇馬的時候，克魯伊夫帶領著巴塞羅那在在他們的家門口5-0痛擊對手。在巴塞羅那，數千名球迷湧上街頭慶祝。《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寫道克魯伊夫在加泰羅尼亞90分鐘里所做的事情比政治家們幾十年來想要做的事情都多。在克魯伊夫加盟前，巴薩排在積分榜的倒數第二位；而在克魯伊夫加盟後，巴塞羅那保持了17場聯賽不敗並且奪得了西甲聯賽的冠軍。

米歇爾斯和克魯伊夫所帶來的的靈活性、速度，以及按照歷史學家吉米-伯恩斯的話來說，給巴塞羅那注入了「自我意識」。

命題 x 反命題 = 綜合體

1969年，在馬德里的伯納烏球場，米歇爾斯率領的阿賈克斯與羅科執教的AC米蘭在歐洲冠軍杯的決賽中相遇了。這是實用主義和藝術性、被動反應和主動應對、以及某種意義上防守和進攻的對決。

克魯伊夫的名氣促使很多人都呼籲羅科在這場比賽中改變他的足球風格，但是他仍舊堅持自己的風格。米歇爾斯依賴於他的球隊在場上尋找空間，而羅科則堅決不給他們空間。他告訴防守球員「從更衣室到衛生間」都要盯防對方的球員。AC米蘭掌控了比賽，而克魯伊夫只能成為一個旁觀者。義大利人以4-1的比分取得了比賽的勝利，鏈式防守贏得了第一回合的較量。

米歇爾斯迅速做出了回應。就在第二個賽季，他簽下了約翰-內斯肯斯。如果說克魯伊夫是一名「將魯道夫-努里耶夫的優雅帶進了足球場」的芭蕾舞演員的話，那麼內斯肯斯就是一個在打架的時候你希望在你身邊的人。

內斯肯斯

阿賈克斯在決賽對陣AC米蘭的時候並沒有找到空間，而內斯肯斯的工作就是創造空間。內斯肯斯是一名有著強壯雙腿的、聰明的球員，他的位置是B2B中場，在場上的作用是打破對方已經組織好的防線並且在己方進攻的時候提供幫助。1971年，阿賈克斯擊敗了帕納辛納科斯，第一次舉起了歐洲冠軍杯。

1972年，全攻全守與鏈式防守又一次在歐洲冠軍杯決賽相遇了，這一次在鹿特丹的費耶諾德體育場，由阿賈克斯對陣國際米蘭。雖然兩支球隊都更換了主教練——斯特凡-科瓦奇取代了米歇爾斯，因維尼奇頂替了埃雷拉——但是兩支球隊的陣容都大致保持了原樣，並且他們仍舊堅持著各自的足球風格。

然而這一次的結果與上次不同。阿賈克斯在開場後就牢牢佔據場上主動。克魯伊夫梅開二度，幫助球隊第二次捧起了歐洲冠軍杯。這場比賽開啟了全攻全守的黃金時代。

整個20世紀70年代，全攻全守都是足球場上主導的戰術理念。擁有蘇比爾、胡爾紹夫、克羅爾、斯沃特、倫森布林克以及克魯伊夫和內斯肯斯的荷蘭國家隊被人們稱為「橙色機器」或是「發條橙」，他們逐漸成為了一個足球強國，在1974年和1978年兩屆世界盃中都打入了決賽。

中國的陰陽也許最能夠詮釋全攻全守與鏈式防守的關係——兩者相互對立、互為矛盾，卻又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兩者相互依賴。

人們普遍認為全攻全守僅僅是一種進攻的足球哲學，然而它也可以很好的用於防守，這依賴於十分靠前的防線經常採取造越位的戰術。當米歇爾斯接受阿賈克斯的時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增強球隊的防守。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中，解釋自己足球哲學的克魯伊夫曾說道：「我比人們認為的更多參與防守。」

安東尼奧-內格里將鏈式防守的防守精神與義大利戰後掙扎的生存現狀相聯繫。荷蘭人利用空間進行防守也有其歷史淵源。正如大衛-維納指出的那樣，在16世紀，當荷蘭人反抗西班牙人並且宣布建立共和國的時候，他們淹沒了城市之間的土地以確保他們要防禦更少的地區，以此來對抗強大的西班牙軍隊，而西班牙的軍隊在這裡越陷越深，並不能很快地開展軍事行動。

在大海隨時都會淹沒土地的恐懼面前，團隊與合作的行為準則在荷蘭發展起來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就像共產主義陣營的俱樂部提出的——雖然不能很好的描述出來——但還是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踢球一樣。

與羅科與埃雷拉相似的是，米歇爾斯要求他的球隊絕對服從紀律，並且在訓練場進行強度十分大的訓練。和格里-希欽斯在離開國際米蘭後說這就像是「從鐵血軍隊走出來」相似，凱澤爾將米歇爾斯的訓練方式形容為「我參加過的最累的身體備戰，我們有時候要一天四訓。」

和米歇爾斯一樣，埃雷拉和羅科也都相信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為團隊服務——整體總是大於各部分之和。據埃雷拉所說：「球員為自己為戰，也就是為對方而戰。他為球隊而戰，也就是為自己而戰。」

鏈式防守實際上並沒有人們認為的那樣注重防守。埃雷拉在解釋自己的足球哲學時說道：「我們要用儘可能少的時間通過幾腳快速傳遞將球送入對方的大門。這時候過人是沒有市場的，它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個戰術體系。當沒有球員在後面的時候，皮球總是向前移動並且變得更快。」

這與全攻全守所強調的將球以最快的速度踢到對方半場有著非常相似的地方。毫無疑問，埃雷拉的那句名言「快速思考、快速行動、快速比賽」會引起米歇爾斯和范加爾的共鳴。

羅科對每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都要做細緻的計劃，這一點也和米歇爾斯很相似。埃雷拉會將對方的球員研究得徹徹底底，這包括他們的動作、反應、體能、節奏、慣用腳、以及他們在特定情況下更願意怎麼做。幾十年後，克魯伊夫會說：「曾經我犯過錯誤，但是我不會再犯類似的錯誤了。」

荷蘭報紙《綜合日報》將阿賈克斯在1972年對國際米蘭的勝利稱為「防守足球的死亡」。然而，鏈式防守幫助義大利隊在1982年世界盃上奪得冠軍。十年後，克魯伊夫的那支巴塞羅那夢之隊和范加爾的阿賈克斯又重新讓全攻全守煥發了生機。

鏈式防守和全攻全守都是足球戰術和社會發展變化的結晶。兩種足球哲學的對立統一將足球塑造成了今天的樣子——可能最能夠代表兩種風格的就是實用主義的迭戈-西蒙尼以及克魯伊夫的門徒瓜迪奧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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