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痛苦的刻意追討，是第二次傷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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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痛 苦 的 刻 意 追 討 ，

是 第 二 次 傷 害。

由於職業的關係，很多人會喜歡和我聊天，都是一些看上去過得很不錯的人。然而很多時候聊著聊著，就會聊到自己背後的不為人知。

精幹爽利的女強人，與自家先生已經分居三年之久；呼朋喚友的帶頭大哥，家裡還養著一個患腦癱的孩子；受過良好教育的妹子，正天天被一個不學無術的官二代上級刁難；

知性溫柔的女高知，有個患抑鬱症的弟弟，她每晚不敢睡踏實，時時擔心他跳樓割腕；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與妻子相處起來就像魯迅與朱安。

周圍人里公認最圓滿的人是玫瑰姐，從小在充沛的愛中長大，背景優越，老公能幹，有一雙可愛的雙胞胎，自己事業也很好。可是有一天四下無人，她忽然撩起後背的上衣給我看，背上長著牛皮癬。

年輕的有迷茫，年長的有危機，還有一地雞毛猝不及防飛起。

他們坐在我對面說啊說，說得咖啡都涼了，再起身離開。望著他們的背影，我心裡常常沒來由泛起那句話：這世間誰不是帶病生存。

村上春樹說：「我驀然注意到一個事實：每個人無不顯得很幸福。至於他們是真的幸福還是僅僅表面上看上去如此，就無從得知了。」聽起來好像是：「這世上沒幾個人真的幸福，大家都在表演幸福。」

對這句話我沒法苟同，他的觀察太膚淺片面也太主觀了，怪不得他拿不到諾貝爾獎。

我的觀察是：儘管每個人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會被這點理由牽著走。一樣的傷痛，有的人會自此被牽住手腳，有的人則在傷痛之後，較快地適應「新常態」。

最近見到的比較嚴重的一例是Helen，她在母親過世之後沉溺於自己的痛苦不能自拔。每天半夜三四點要把先生叫起來，說：我跟你說說我媽媽。

六點起床，起來第一件事是先對著空氣喊十幾聲媽媽。整整兩年多天天如此，先生苦不堪言，勸太太該節哀順變，Helen流著淚說：你不體諒，你媽死了你試試？

我有個長輩則屬於另外一類人。她年輕的時候是大家閨秀，嫁給了一個國民黨軍官，新婚不久軍官出征陣亡，此時她已身懷六甲，後來生的女兒一歲時得了痢疾夭折。她再嫁，成了一大堆孩子的後媽，自己再也沒有生養。老伴十幾年前沒了，她又淪為孤家寡人。

這一生按理說算是很倒霉了吧？但是她永遠笑容和藹姿態雍容，說話不急不緩，從不抱怨。多少年過去不見蒼老，腰板挺直聲音洪亮，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耳朵上的銀耳環閃閃發光。去年，她過九十大壽，穿著我媽給買的紅花中式夾襖，哪兒哪兒都合適。這位長輩，在我心裡那就是神一般近乎妖的存在。

對這一類人，我關注了好久，得出的個人結論是：真正決定一個人幸福指數的是ta的心理兼容度，或者叫對現實的接受度。

我有個知心姐姐是出版界精英，清雅脫俗，溫柔婉約，我說她看上去就像沒經過一點風吹雨打的花朵，她細聲細氣地糾正我：「你怎麼知道我沒受過挫折，我生不如死的時候你看到了？記住，每個成年人都是千瘡百孔。但是你只要別盯住不放就沒事兒，你又不是張愛玲。」

嗯，我也不想當什麼都要拿著放大鏡看一番的張愛玲，看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蚤子」；看愛，就成了「這世上沒有一種愛不是千瘡百孔」；看海棠恨它無香，吃鰣魚嫌它多刺，讀紅樓又氣殘缺不全，高鶚妄改死有餘辜。

雖然文人寫作誇張一點也正常，但是會下意識地流露自己的思維習慣，張愛玲太求全了。任何事情，在她筆下都要反高潮。就像一個人本來說話說得好好的，臨了總要給人添點堵。

張愛玲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在散文里說「凡事想的太多是不行的。」當一個人不接受目光所及之處任何破損，兼容度不夠，養成消極苛責的思維習慣，恐怕這一生都很難快樂。

在醫院工作時，遇到過不少確診癌腫的病人。他們的第一反應幾乎都是：「還能做手術么？」等熬過手術關，便前赴後繼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化療和放療，用「殺一棵草連殺十棵苗」的方式與腫瘤不共戴天，那個過程對人體真是嚴酷的考驗，生還者寥寥。

更令人沮喪的是，即使暫時打贏了這場慘烈的體內生化戰，但「師之所處，荊刺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人體的正常免疫系統重建十分艱難，這又給了癌細胞們死灰復燃的機會，能不能熬過5年存活率又是個未知數。

每一張空下來做全面消毒的病床，都在訴說著往生者的不甘。

目前學術界又提出了一種新的癌症治療理念：人體與腫瘤和平共處。不再執著於徹底剿滅癌細胞，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我們自己身體的產物，與其玉石俱焚，不如在適當的治療以後不再窮追猛打，將腫瘤視為身體的一部分，寬容接受它的存在。與此同時提高身體免疫力，注意監控複查。

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太一廂情願了？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把那些「放不下」的痛苦當做心理上的腫瘤，這種方式未嘗不是提供了一種借鑒和啟發。

幾年前，我鄰居家有個阿姨在高房價的壓力之下遠走俄羅斯做生意，她把掙來的錢源源不斷匯往國內，房子買下了，她也回來了，但是鵲巢鳩佔了。

她氣不過，和丈夫打官司，把房子要了回來；還氣不過，找小三評理結果被對方打了，她報了警，但是警察的處理她不滿；於是開始到處告狀，中間種種狗血；最後，因為行為過激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名義關了起來，再出來頭髮白了一半。

「我這麼多罪不能白受！」她悲憤難抑。親友們也氣也痛，但還是勸她就此罷手，別再和渣人渣事折騰，那個無底洞不值得我們用自己的人生去填充，有人甚至勸她去電影院看場《我不是潘金蓮》，出來啥都想通了。

但是她不肯，堅決到處討要說法，只好隨她去。最新聽到的消息是她因為忙於四處上訪，把新找的工作又丟了。

有時候，對痛苦刻意的追討會成為對自己的二次傷害。

陳文茜說「記得人生有兩條路，一條用來惜福，一條用來遺憾。如果你總是風聲鶴唳地看過去，生活只好讓你四面楚歌。」

原生家庭的隱痛，成長中遺留的傷害，無辜遭遇的背叛惡行--命運向每個人花式發送傷痛，它們讓我們鬱悶憤恨，背人處黯然自傷，暗夜裡咬牙切齒輾轉難眠。

紛紛然黃葉連天，不覺間起了霧霾，要警惕在怨恨不甘之間，漸漸變成一個心理亞健康甚至不健康的人。

我們常聽人勸別人要「放下」，要「釋然」，但是療愈的過程卻必須是先接受，而後才是放下和釋然。

看過一部紀錄片，心懷奧運夢想的女運動員被瑣碎家務和殘疾孩子羈絆，對神父哭訴：這不該是我的生活！

神父說：孩子，這就是你的生活。

心靈想通往安寧所處，要必經一條隧道，隧道口掛著的牌子上寫著「接受」。

我有個朋友，一生下來生父母嫌她是女孩，就把她送了人。我以為她一定會記恨他們，但是沒有，她現在與生父母的關係特別好，逢年過節還上門探望，他們病了她也會去醫院照顧。提及那段往事，她說：「一開始我心裡也有疙瘩，但是有什麼用呢？事實已經無法更改。父母那一代人有他們的局限，要接受，否則我自己餘生也會鬱憤難安。與他們和解也是與自己和解。」

我又一次想到張愛玲。她學貫中西，能寫會畫，除了天賦超群，當然要得益於她所受的教育。父親給她打下了深厚的中文功底，母親帶她見識西洋文化。

在父母離婚以後，她與父親發生矛盾，本來沒有撫養義務的母親還是下定決心把她留在身邊，出錢供她去香港讀書，卻回絕了弟弟，理由是她是女孩子性別上會吃虧。

父母縱然各有各的毛病，她也依然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很多人一生都難望其項背的資源。但是從張愛玲的字裡行間，很難看到她對父母特別是對母親的一點感恩體恤，細節回憶里滿滿都是耿耿於懷的委屈，說白了就是記仇。

不否認她的天才，那天才令她俯視人間的同時，卻也放大了情緒負能量。

張愛玲至死與父親不曾和解，母親臨終前寫信來想見她最後一面，她終究沒有去。她在《小團圓》里講過不肯要孩子的理由：「如果有小孩，一定會對她壞，替她母親報仇」，看來也覺得自己過分了。

若要較真，這世上誰不是帶病生存，誰不是苦大仇深，有些難治的過往之傷，在無法清除之前，不妨先接受下來，再交給時間和未來更強大的自己去療愈。

盧梭有言：「順從使我獲得了安寧，一種在艱難又無意的反抗掙扎中不可能有的安寧，也正是這種安寧，讓我所有的傷痛都得了補償。」

當人開始接受現實，救贖與改變才會真正開始，你停止了哀怨與申訴，理智思考，客觀對待，務實解決，生活才會一點點轉向明朗。

更何況，就算被生活這個小賤人欺負了無數遍，但她的迷人之處還是時時吸引著我們不計前嫌，要臊眉耷眼地湊上前：忽然被一句走心的歌詞打中，忍不住給一碗好吃的麻辣燙點贊，為了一支新買的口紅顏色去添置新衣，清早路過街道的櫥窗玻璃時會悄悄欣賞自己，對著晨跑型男的背影輕輕吹出一聲口哨。

那一刻覺得生活真美——親愛的這才對啊，當我們享受了生活的美，也要接受她給的罪，就像鬱鬱蔥蔥的田野接受一場霜凍的降臨，像廣闊沉默的天空接受洇漫上來的積雨雲，像樹木、花草、昆蟲、飛鳥等一切一切生靈萬物那樣，去欣然地接受四季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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