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如何影響科學家生活？聽聽他們怎麼說

英國在2016年6月23日公投決定脫離歐盟，這一決定不僅在與歐洲大陸存在長期財政和社會聯繫的科學界引發了一系列強烈的反思與不確定性，對科學資助、居民權利乃至種族攻擊的擔心都在英國實驗室扎了根。

投票結果還標誌著一場「假戰」的開端：在啟動歐盟政府條約《里斯本條約》第50條開始正式脫歐之前，英國政府可做或可說的都極為有限。3月29日，特蕾莎·梅啟動了該條約。對此，《自然》採訪了生活被脫歐投票所改變的8名科學家，以此了解英國脫歐之後科學將如何繼續推進。

1.「我要去英國」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進化生物學家Simone Immler

去年6月10日，Immler通過面試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工作，在英國東英吉利亞大學研究性別的進化。Immler來自瑞士，她與來自以色列的丈夫都在烏普薩拉大學運行實驗室，當時東英吉利亞大學給他們提供了職位。

然而，兩周後，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洲。「我們說『這不可能是真的』。」Immler回憶說。但聽到英國朋友說該國還會繼續歡迎移民之後，她和丈夫、進化生物學家Alexei Maklakov決定跳槽。他們和家人在今年3月移民到英國。

關於第50條的談判結果尚未確定，Immler對此抱有「半瓶子已滿」的樂觀態度。他希望英國會延續非歐盟國家以色列的案例，向類似歐洲研究理事會的機構撥款，從而使她和丈夫的研究能夠獲得支持。「總體而言我是樂觀的。」Immler說，「讓我們離開要採取極端措施。那樣將會對非英國國籍的居民造成很大困難，我們距離那一步還很遙遠。」

2.「我一半時間用於應對脫歐」

英國阿伯丁卡拉姆核聚變科學中心首席執行官Ian Chapman

在英國公投的早上，當核聚變能研究國家實驗室的其他研究人員還處於恍惚之中時，Chapman正在忙著制定計劃。他帶領該中心（用於歐洲資助的聯合歐洲環JET）的面試以及該中心的未來一時間前途未卜。「我對即將到來的面試做了很多準備，然而我要把它們全部打亂重新開始。」他說。

Chapman得到了這份工作。現在，他正帶領JET穿過這場騷動，並管理著550名員工。

他的主要目標是讓JET——擁有世界紀錄的聚變能的設施在現有合同於2018年12月到期時開始運行。另一個任務是繼續讓英國參與位於法國南部的國際熱核實驗反應堆（IETR）項目，而JET則是該項目的實驗平台。然而，英國脫歐及退出歐洲原子能機構卻讓這兩件事難上加難。

目前，Chapman正在收集數據幫助政府了解各種向前推動項目的方式，比如成為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準會員支持一個獨立研究項目。此外，他還在忙著舒緩員工緊繃的神經。

3.「我可能會丟掉一份工作，但更憂慮下一代人」

英國劍橋大學實驗哲學家Gerry Gilmore

英國脫歐很可能會讓Gilmore丟掉一份工作。作為歐盟光學紅外天文學協調網路Opticon的協調官，他計劃將該中心的領導權移交給歐盟成員國的另一個機構。

「這根本不是我們做出了這個決定。」他說，「英國政府做了這個決定。現在，來自英國的每一筆撥款都要走開。」

Opticon可讓歐洲科學家獲得利用望遠鏡的時間以及研發相關技術，包括實時觀察、電子控制和超快相機等。因為該聯盟由歐盟資助，Gilmore擔心英國將會失去使其在這一競爭領域保持領先的智力人才。而且，Opticon還有助設立基於歐盟望遠鏡研究和基礎設施的長期戰略議程，他擔心英國很快在這些事物中失去發言權。

「很簡單，如果英國離開歐盟，英國科學家也要離開。」他說，「這真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決定。」

4.「如果不得不如此，我會離開英國」

倫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分子生物學家Jernej Ule

Ule是一名在英國生活了10年的 斯洛維尼亞人。「我的身份是歐洲人，不是斯羅維尼亞人或英國人。」他說，「我不想選擇國家，那對我的工作過於狹隘。」

去年8月，Ule團隊是首批進駐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團隊之一，該研究所位於倫敦中心的一個擁有7億英鎊支持的熠熠生輝的超級實驗室。Ule說，直到現在能到那裡工作依然讓研究人員感到興奮，但「在談及英國脫歐時，談話就會變得隱晦。」

英國脫歐對自由流動的威脅是該實驗室的一個熱點議題，同樣的還有獲得歐盟資金支持。其中一半團隊受到歐洲研究理事會的支持，Ule擔心英國脫歐後會使其不再繼續獲得歐盟研究經費支持，遭遇財務損失。

Ule不打算離開英國，但卻表示如果脫歐會結束歐洲公民往返該國的便利，讓他實驗室的開放性受到限制，那麼這可能會改變。「如果發生違反我原則的事情，那麼我會考慮去別的地方」。他說。

5.「來德國，資助充沛」

德國馬普學會分子細胞生物和遺傳學研究所主任Marino Zerial

Zerial預測說，脫歐對歐洲研究會是促進，至少短期如此。「英國做科研的吸引力正在減退，越來越多人原因考慮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這裡的資金很充沛。」

德國的研發開支相對其國內生產總值來說是歐洲最高的國家之一。Zerial認為未來申請由他所在機構與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合辦的大型國際研究生學校的人會越來越多。「形勢將會有利於我們。」他說。

他認為英國針對於歐洲大陸合作研究的支持機會將會更少，而現存的合作機遇可能會面對更多官僚機構。「歐盟資助無論有多微弱都會支持大量項目，科學界非常珍視其中的合作。」他說。

6.「留下的只有不確定性」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天體物理學家Anna Scaife

「現在人們對你不同了。」Scaife說。自英國公投以來，因為與英國人合作時懸在頭頂的不確定性，她的歐洲同事一直擔心開始新的合作。

這種擔心均波及到了雙方。 Scaife和同事非常猶豫參與歐盟呼籲的提議。她擔心自己可能會成為同事申請「地平線2020時」的不利因素。「看到項目失敗，擔心你可能要對其負責，那將會成為最糟糕的事情。」她說。

對Scaife來說，讓英國政府劃撥更多資金彌補歐盟經費的減少以及英國的受歡迎度是荒謬的。她說合作是驅動國家思想及其的潤滑劑。她警示，如果不能接觸最聰明的人，不能給歐洲科學家創造積極的環境，那麼英國正在玩獨立主義的危險遊戲。

7.「科學家需要為脫歐出謀劃策」

歐盟科學家共同創始人Mike Galsworthy

原科學政策分析師Galsworthy是歐盟科學家的共同創始人之一，該機構旨在讓科學家的聲音在英國公投中更加凸顯，勸說英國人投票「留下」。儘管該組織在公投中處於失敗一方，但Galsworthy認為他提高科學家的聲音的運動是成功的。

「我主要關心的是記錄這對英國科學界意味著什麼。」他說。英國公投後幾周，歐盟科學家曾收到400多份來自科學界的抱怨：包括基礎設施和僱傭凍結，外國人拒絕英國的工作等「數十個影響事件」，Galsworthy說。

由於英國脫歐仍在存在深度不確定性，他希望刺激研究人員為英國和歐洲的科學應該是什麼樣子出謀劃策。他依然認為英國脫歐使對該地區作為全球科學港灣的現實威脅，「除非我們足夠聰明迴避它」。

8.「現在並非學術機構感到無力之時」

英國 德蒙福特大學大學副校長Dominic Shellard

在英國公投脫離歐洲的第二天早晨，Shellard在德蒙福特大學召開了一次會議。1000多人到場聆聽了僅有幾分鐘的通知。

「當時很多人非常痛苦。」他說，「有員工流著眼淚。一名波蘭學生問我是否可以給他寫一封信。我問『你要信做什麼？』他說『我這個周末要回波蘭，我需要給希思羅機場的邊防戰士一封信讓我回國。』」

像英國很多高校校長一樣，Shellard不願意英國脫歐。也像很多學術機構那樣，Shellard強調了高校需要抓住3個關鍵事情的穩定性：歐洲僑民在英國的居住權、歐洲學生在英國高校的狀態以及歐盟的研究資助。然而，他懷疑高校是否處於英國政府正開始談判的優先名單中。

他給學術界的寄語是這樣的：別等別人去做事，「你可以創造不同。你要參與，不能覺得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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