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錢穆：中國外患在北不在南，應當遷都西北

錢穆

【編者按】

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等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在抗戰後期關於未來國都選址的討論中，歷史學家錢穆多次發表看法。他強調中國新首都必須向北遷移，尤應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

錢穆指出，近千年來，中國南北形勢倒轉，江南人文稱盛。最近一百餘年，浙閩兩粵最為發達。今後中國人如果不能將東南的人物精力倒灌西北，則中國將成為乾枯半痹之國家，國家的經濟布局、文化發展都將呈現出東西部嚴重失衡的局面。而從國家安全的層面看，中國外患也在北不在南。

錢穆說這話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中國內部發展失衡的情形確實被不幸言中。此時我們回頭重溫錢穆的意見，不失為一件有益的事。

一

我們若譬喻歷史是演戲，則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現在我們來講中國四千年第一本大戲中的舞台和角色。

最早的中國，並不和現在的中國般，那時的活動範圍，只限在黃河流域一較狹小的地區。古史傳說中之神農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黃帝則像在今河南省東部，活動範圍都不大。唐堯、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龍門下黃河南套的東北面，在同蒲鐵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動中心，也不過在今天河南、山東和陝西省東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達到漢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個不完全的黃河流域。

中國史上擺開一個大規模局面，要從春秋時代起。那時一般的文化經濟，可以東西劃分。黃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實在是中部，今陝西、河南一帶)則文化經濟較差。黃河下游東部，文化經濟較盛，都在今山東境。代表著西周新興的正統的，這一區以齊、魯為主，向西為宋、衛，在今河南省東部，還算像樣，這一半代表著殷商之舊傳統。再西為山西省南部的晉，河南省中部的鄭，文化經濟均已差。再向西到陝西，為文化經濟比較最落後的秦。向南為漢水流域的楚，這在春秋時期，還被視為蠻夷。至於長江流域的吳、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戰國時又沒落了。那時長江水道上下尚無交通，從吳到楚的交通線，並不是順江東下，而是經皖北沿大別山脈至河南信陽，再銜接到漢水中流的一條陸路。再看北方，戰國初期，燕、趙文化較落後，要到戰國中晚始像樣。所以黃河流域乃中國古代文化經濟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統一中國，轄地已同現在差不多，但其實際中心，仍在黃河流域。漢代繼續建都長安，因西方經濟不足維持一個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從東方大批運糧接濟。那時的漕運，則全指的黃河而言。東漢建都洛陽，多半亦為遷就經濟現實問題，可以避免大量物資由東向西運轉上之耗損。洛陽和長安，始終成為古代中國的兩大中心。直到三國時代，長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國歷史舞台。那時所謂魏、蜀、吳三國鼎立，吳、蜀地盤擴充到南方。但人才還都是北方人。即如劉備，諸葛亮，亦均為北人南遷。三國並於西晉。還是黃河統領了長江。

直到東晉南渡，建都金陵，長江流域始獲有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政府，但這是一個偏安的，不是一個統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長江流域人所經營而建立。直從三國時代的吳，以至東晉、宋、齊、梁、陳，合稱為「六朝」，都建都南京，這是一個金粉朝廷，大體上只是北人到南方來偷安享樂。南北朝時代的北魏，稱為北朝，與南朝宋、齊、梁、陳對峙。當五胡時，洛陽已經殘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動。一部分南遷長江流域，另一大批東北逃出熱河山海關，移向遼東。又一大批西北遷避到黃河西岸甘肅、寧夏一帶(即當時的五涼）。以後此兩大支，又集合起來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遷洛陽，不久又分裂。長安與鄴，（大名）分為東西兩魏，此後隋唐統一，才始恢復以長安、洛陽定為兩京的周、漢舊局面。長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戶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關內糧食不夠供給，仍如西漢般由東部大量向西運輸。政府為要撙節一部分運輸費用，採取移人就糧的辦法，一年中幾個月駐節長安，幾個月移居洛陽，這樣來遷就事實。

大家知道，隋煬帝開浚運河，自開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揚州，在先是軍事性質的由北侵南，在後則是經濟性質的由南養北。在開封以上到洛陽的一段，是和黃河並行的汴水，原來很早便有的。但開封以下的水道，也並非隋煬帝所鑿。三國時曹操率領水師攻東吳，即由洛陽到開封而至皖北，回師時繞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來輸送軍糧，控制南方。隋煬帝不過把此一段連貫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闊，重新整頓，使中原水師可以順流直下，徑抵江邊。在先是為了便利軍事，以後則轉落到經濟目的。南方漕運，即由此轉輸洛陽、長安，來給養這一個大一統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亂，北方經濟開始崩潰，更須仰給南方。中國史上的經濟比重，實要到唐代安、史以後，才開始有南重北輕之勢。唐代漕運數字，歷史上均有詳細統計。那時毎年運送中央的米糧，在玄宗天寶年間，以河南、河北為第一位，關西、河東（山西）為第二位，淮南、江南為第三位。自經安、史之亂，北方藩鎮星羅棋布，都要養兵十萬二十萬以上，軍隊要俸餉，裝配又講究，所有稅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當時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稅收來維持。足見當時黃河流域的經濟也並未破產，只為各地軍閥全浪費在武裝上去了。

五代十國幾達一百年的長期擾亂，北方黃河流域才正式趨向衰落，南北經濟比重更見倒轉，此一大轉變，直到宋代始確定。宋代建都開封，其最大原因，也為便利江南米糧北運。若從開封再運洛陽，又要增加數百里水程，於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脫離了周、漢、隋、唐以長安、洛陽作為黃河流域一橢圓兩中心之舊形勢，而轉移到開封。開封是中國東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勢平坦，四周無險要屏障，乃一四戰地區，遷就了經濟打算，折損了國防計劃，所以宋朝始終成為一弱國。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遼、金舊都，那時全部經濟更多取給於長江流域，遂開始採用海運，由天津入口，經白河，運北京。這海運的源頭，便是一條長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兩湖是第三源，這是太湖、鄱陽湖、洞庭湖三大水庫之所鍾。大水庫四周，即是糧食盛產之所，亦即南方經濟命脈所在。元代在此三個湖區，所征糧食，幾佔全國糧額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運，又另闢一條運河，自揚州、徐州直北經山東、臨清而抵天津。這一運河開挖並不省力，所經地勢有如橋形，兩旁又沒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賴閘門開閉來調節，那是極費工程的。天然的憑藉少，人工的誘導多，那條運河工程之偉大，實不下於古代的萬里長城。

我們現在常說：長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歷史上，唐以前的經濟全在北方，六朝時代南京的食糧，還要靠武昌方面運來，軍隊大部駐紮在荊襄一帶，蘇南則還是漁澤之鄉。唐代財富逐漸轉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東道。唐代分全國為十道，江南道又分為東、西，東道即現在之江浙，西道即現在之江西省。明代經濟中心，才再從江西移到江東。那時分為南糧、北糧，北糧只佔全國五分之一，南糧卻佔五分之四。其中蘇、松、常三府即佔有三分之一，蘇州一府田賦超過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過兩湖半數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糧統計，南糧佔八分，北糧僅佔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統計，南糧收入已達北糧之十倍。明清兩代屢為此種賦稅不平衡提出呼籲，直到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李鴻章做江蘇巡撫，仍還上奏為蘇、松、太三府人民請求減租。這三府田租較元代增加三倍，較宋代增加了七倍。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鎮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數十倍不等。大概統計，明清兩代，蘇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該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賦稅偏重，另一方面則現出經濟偏枯。中國歷史上以漢、唐為最強最富時期，但那時卻全部靠黃河流域，不靠長江流域。可見古代歷史上的黃河，是中國之利，非中國之害。

所以中國文化，大部分由黃河流域人創造建立；長江流域人，僅居承襲發展之功。平心而論，中國歷史宋以後，實不及宋以前。至少遼、金、元、清四個朝代打進了中國，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後中國歷史之弱症。我曾到山東曲阜拜謁孔子廟，參觀碑林，所見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國皇帝的碑少。孔廟是中國二千年傳統文化最可紀念的聖地，我們只一看那裡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該有所感慨警惕了。

孔廟碑林

再以人物論，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大軍事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一切有名領導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後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來領導中國。學術上的重心，也漸漸轉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後的中國，便遠不如宋以前，這一層是研究中國歷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國從古代起，經濟上很佔地位的是養蠶繅絲。今天講蠶絲，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太湖流域，實際上唐以前中國的蠶絲事業，發達在黃河流域。唐代有一將軍率軍駐紮江蘇，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養蠶，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駐軍，來指導江南人的絲織事業。五代十國時，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認契丹為父，每年送絹三十萬匹。石敬瑭當時所據地區，只限於黃河流域，但他還有力量年送絹三十萬匹之多。到元代，山東館陶縣蟲災。四十萬棵桑樹被害。也許當時植桑，用來取皮造紙的多，但館陶一縣即有桑四十萬棵，也可想見那時北方蠶絲事業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兩代，絲綢始全部盛產於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業。大家知道中國磁器開始流傳到法國，幾乎和黃金比價。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窯，在河北定縣燒鑄的。汝窯、柴窯，都產於河南省，那時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處州的龍泉窯、哥窯，江西景德窯還不發達，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窯。

主要的經濟轉移關鍵在農業，主要的農業轉移關鍵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蘇省，從蘇州到崑山，還都是水澤，沒有陸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師，開始設計在蘇州、崑山間築成堤岸，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滬鐵路所過，蘇州、崑山一帶，在宋代還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勢，有些似西方的荷蘭，陸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樣的受害。那一帶的水利興修，自五代十國的吳、越，開始急激猛進。從此江南的農業經濟，始煥然改觀。若我們在飛機上下瞰這一帶的河流排列，溝洫灌溉，極錯綜，又極整齊，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這一種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也盡有理由來推想，在古代的黃河流域，一定也相似於江蘇太湖流域般，水利發達，因此農業亦發達。後來水利逐漸衰敗了，河流都乾涸，農業逐步衰退。今天黃河成災，卻也是人為的。最近幾十年，長江流域也逐漸發生水災了，連太湖流域也時有災荒。如再繼續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長江也可能為黃河之續，那亦將是中國之害了。

黃河水患

我們該知道，從來沒有一塊地，天然就只給人類以利的，都得經人為改造，才能日見其利。古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辦法；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較有辦法。今後假使我們不注意這些問題，長江流域也會變成沒辦法的。換言之，若使我們能注意到這些問題上，北方也依然有辦法。

二

我們再從經濟講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早，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遲。譬如珠江流域廣東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個宰相張九齡（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韓愈時，始有第一個大學生進入大學，可見那時廣東、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長江流域，更不及黃河流域。宋明兩代文化學術最活躍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國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遷去。江西在宋以後，比較上是南方中國人文中樞。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興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西南地區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氏嘗說：「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最高峰，必然會衰落。」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該首推山東省。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臘，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他們最強韌，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偉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發展，還能長時期維持不墜。第二才推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人。至於江、浙、閩、粵人，大體上說，氣魄不夠雄偉，僅賴北方中國祖先餘蔭，實不足代表中國人的標準風格。目前的中國文化，則都集中在東北從遼東以迄西南達廣東的沿海一條狹邊上，愈向內，愈黯淡，直到西北邊寧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緬邊境，我們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會。如一個大瓜，腐爛了大半個，只剩沿海一線，則只是一層薄皮了。

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產生出新生命。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乾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你若遊歷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歷史遺迹，到處有文化紀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弔之區。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三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我們從歷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只顧目前。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內部顯然有兩種形態之對立。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將至。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中國的內地西北和東南沿邊，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記載著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當時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從他話里，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我們統治著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巿。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滯了，不流通。這樣便會生機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滿洲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著敵人的最前線。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內實情說，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於東南，內陸重於沿海。我們該將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陸，只是地理上的氣運變了，不是在那邊人的本質上有何弱點。地理氣運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動」又能「安」。今天中國，全為西方商業吸引，大家都跑向海邊。但一到海邊，便沒有地方可走，粵人便向南洋海外跑。這亦是一種開創精神，對國內經濟並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國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護養培植，如是則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許多處浪擲了。許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費了。

近代的中國，由南方人沿海人領導，至少該使北方人內陸人追隨。到得他們追上了，那就是中國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國新生命之再度成長，至少也是為目前中國弭息災亂急需注意的現實問題。

所以今天而後，中國只要上軌道，中國人一定該把力量推向落後的內地去。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從武漢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伊犁，必須解決西北方落後的間題。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們現在仍在向世界誇耀嗎？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出了幾許佛學大師名德高僧，可見新疆人也不是沒有出息的。若我們自已在鄙視自己人，中國將永不得安寧。縱使沒有外患，依然仍會有內憂。中國的現實問題，主要的顯然在內地，不在外國。中國的歷史教訓，主要的也同樣在內地不在國外。大家往內地跑，文化可以流動，個人精力也可以發泄。在文化集中地區，毎個人重現實，少想像，不大會引生大理想。到一個落後新地區去，才有想像，才能創造，才能發展。今天的中國，實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帶。田園將蕪胡不歸，讓我們自己認識了自己的舞台，再來扮演自己的腳色吧！

——節錄自《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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