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印刷里的珍貴記憶

紅色「地下印刷所」

1925年「五卅」運動以前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印刷所，所需宣傳品與書刊多是交給一些中小印刷所承印。後因宣傳工作需要，黨中央決定建立自己的「地下印刷所」。這些「地下印刷所」的特點是以住家式或公館、店鋪做偽裝，以承印零星印件作掩護，並且經常變更地址。對人員要求也極為嚴格，不但要是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還要多面手，以便盡量減少人員，保守秘密。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秘密「地下印刷所」是在北京建立的昌華印刷局，後在上海、天津等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印刷所」，尤其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印刷基地，建立的地下印刷廠共有20多處。

北京昌華印刷局是由李大釗組織，陳喬年等人於1925年2月籌辦建立的。經理陳楚楩，廠長劉明，當月籌辦，當月開工生產，地點設在當時的廣安門內大街廣安西里8號。昌華印刷局主要任務是印刷北京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以及一些黨的傳單、標語等宣傳材料，也翻印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為了躲避敵人搜查，他們白天印刷一些公開的稿件、書籍等，到了夜裡才開始印刷黨的刊物和革命宣傳品。後因不斷有警察和特務盤查，又有便衣暗探在印刷局周圍活動，為了安全考慮，印刷局只好搬遷到北京花枝胡同，改名為「明星印刷局」。1926年4月，軍閥張作霖入京，形勢險惡，遂由董學生、劉抵如率全廠工人隨馮玉祥軍隊撤往西北，昌華印刷局就此停辦。

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昌華印刷局印刷出版的黨的刊物、傳單、標語等加強了黨在北方廣大地區群眾中的宣傳工作。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指導工農群眾運動做出了貢獻。

1925年6月建立的國華印刷所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興辦的第一個「地下印刷所」，受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地址設在上海閘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興里。負責人是早期共產黨員倪憂天、陳豪千，主要任務是排印《嚮導》、《中國青年》、《平民課本》及其他馬列主義書籍和全國總工會的宣傳品等。為防不測並應付當時的形式，另外又掛「崇文堂印務局」招牌，並對外營業，把國華印刷所當作崇文堂的加工場。同年9月共產黨員沈選庭送校樣時遇巡捕「抄靶子」(搜身)，稿件校樣遺失，為安全計，國華印刷所緊急結束，於同年10月遷至閘北青雲路廣益里，另建印刷所繼續工作。

黨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所遭到敵人破壞後，考慮到中央出版發行機關的安全，中央決定調毛澤民化名周韻華，帶著部分印刷廠的同志和印刷機器去天津籌辦秘密地下印刷所。

1929年2月，毛澤民把英租界廣東道福安里4號(今唐山道47號)一所一院兩廂的青磚樓房作為廠址，將印刷機器迅速安裝起來。幾天後，「華新印刷公司」在一片鞭炮聲中開張了。

為了迷惑敵人，公司一層對外營業，承接的業務五花八門，信紙、卡片、表格、發票、請柬，還有戲院的演出廣告、糖果包裝紙等等。二樓則是印刷黨的報刊《北方紅旗》、《共產主義ABC》和《布爾什維克》等書籍的重地。另外毛澤民等人還對院內外作了巧妙的布置。印刷廠的一邊開了個布店，用布裹住紙，掩護印刷需要的紙張；一邊搞了個傢具維修門市，專門監視外來人員。一樓右廂房為接洽外來業務的辦公室，辦公室內設有辦公桌，辦公桌下有暗鈴，如發現形跡可疑的人，便按動電鈴，向二樓車間報警，同仁們便迅速拆下正在印刷的紅色刊物藏匿，而改印其他印刷品。

1931年初，毛澤民調回上海重建印刷廠，華新公司轉交給彭禮主持，不久，華新公司停業。

黨在根據地的印刷廠

1927年，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破裂，共產黨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在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雖然戰爭頻繁，但都建起了簡陋的印刷機構，承擔印刷書刊、紙幣、內部文件等各種印刷品的任務。如在江西中央根據地及湘鄂贛、豫鄂皖、川陝、閩浙贛等根據地，就有小型印刷所、石印局、印鈔廠20餘處。

中央根據地1931年9月創建的瑞金中央印刷廠全稱「工農民主政府中央印刷廠」，又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印刷廠」，隸屬於中央蘇區中央印刷局和中央出版局。創建初期，僅有從永興縣城繳獲來的一台石印機，後經不斷擴充，設備比較齊全，全廠工人多時達到二百多人，成為蘇區當時規模最大的國家印刷機構之一。承印著《紅色中華》、《鬥爭》、《蘇區工人》等報刊、書籍，以及鈔票、公債券等各種票證和有關布告、文件等印刷任務。

1932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部隊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據地，奉命向西，戰略轉移，12月經陝南到達川北，於1933年2月在通江縣城建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發展生產，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出於宣傳工作的需要，曾在根據地建立了木版雕印、石印和鉛印三個印刷局。石印局的第一批印刷設備器材是1933年1月襲擊陝南鎮巴縣繳獲的，運送到川北通江縣苦草壩，從而成立了規模較小的石印局，開始了紙幣和布幣的印刷。同年10月，又從達縣繳獲了地方軍閥劉存厚石印廠的全套機器設備和器材，搬到通江城內與苦草壩遷來的石印局合并，正式建立川陝省石印局，用當地為印幣特製的細白布、陰丹士林布和深藍布印刷過一串、兩串、三串、拾串和壹元五種布幣，用道林紙印刷過一串、兩串、叄串、壹圓周等紙幣。鉛印局的設備器材，同樣是從四川達縣劉存厚印刷廠繳獲而來的，有印刷機和各號鉛字，印刷過列寧小學課本《四言雜字》、《土地法令》、《幹部必讀》、《紅色戰士叢書》等多種圖書。

此外，還有1930年建立的湘鄂西根據地的瀏陽縣蘇維埃政府石印局、湘鄂贛根據地的湘鄂贛省蘇維埃工農兵銀行石印局，1929年建立的鄂豫皖根據地的鄂豫皖蘇區石印科、閩浙贛根據地的龍岩東碧齋印刷館和閩西紅報印刷所。

抗戰時期黨的辦刊歷程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出於動員民眾、全民抗戰以及革命宣傳上的需要，都建立起了大小規模不同的印刷機構，承擔著抗日戰爭期間所需要的各種書刊、報紙和中共中央機關文件等。抗日戰爭期間，面對日寇的掃蕩、進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經常變化，根據地的印刷廠也經常隨軍遷徙，大型、沉重印刷設備也就多有不便。因此，在這種殘酷的戰爭條件下，就出現了「八匹騾子辦報」、石洞建起印刷廠、新房建起印刷廠等特殊的出版印刷業現象。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開創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又稱晉察冀邊區，在晉察冀邊區建立的印刷廠主要有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冀中新華印刷廠、冀中導報社印刷廠。特別是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的《晉察冀日報》，在抗日戰爭期間不僅以游擊辦報聞名於世，同時還出版發行書籍、刊物，為宣傳抗日做出重大貢獻。

《晉察冀日報》於1937年12月11日創辦。初創時的《晉察冀日報》稱作《抗敵報》，為四開毛邊紙單面石印，三日刊。1938年3—5月起，時任社長、總編輯的鄧拓又從任丘和定縣調來八開鉛印機等器材，遂於8月16日第63期起，改成鉛印四開、四版、隔日刊。當時，由於鉛字不夠用，報社又沒有鑄字機和字模，鄧拓就發動工人自力更生，想法制出鉛字。同時，為了解決夜晚排印報紙照明的問題，鄧拓又組織工人將子彈殼塞上捻子，然後沾上煤油，點著了比麻油燈還亮，從而解決了照明問題。由於報社大多在山溝里活動，交通不發達，物質條件惡劣，因此報社印報使用的油墨，都是工人用老鄉家鍋底的煙灰製成的。

在極其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報社同志發揮集體智慧，克服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闖出了一條適合戰爭中辦報的路子，即游擊辦報。在游擊辦報期間，為了方便印刷廠的遷移，減輕印刷機的重量，鄧拓組織成立了改造排字架小組和改制印刷機小組。將笨重的字架改成可以裝卸的輕便字架，將鉛字縮小，同時，為便於攜帶鉛字，他們商量好盡量在3000個常用字內做文章。又為了將印刷機改造得輕便再輕便，印刷工牛步峰、孟廣印等首先將石印機改造成鉛印機，後又自力更生製造成功一台木製輕便的印刷機。木製印刷機體積只有一個小手提箱那樣大，重量才三十公斤。一頭騾就可以拉走，拆卸裝配都很方便，可以拆為七個大部件，最大的也不過五公斤。一旦敵情緊張，或者走懸崖絕壁的羊腸小道，每人背上一件就可以爬山越嶺。每轉移一個地方，只借用老鄉的一個飯桌，幾分鐘即可開印。因此，這些輕便的設備用八匹騾子就可以全部運走，這就是著名的「八匹騾子辦報」和「三千字內著文」的佳話。

《晉察冀日報》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是抗日根據地創辦時間最早和最長的黨報之一。1948年6月15日，《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并，成為《人民日報》。

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及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印刷業相對發達，建有規模較大的延安中央印刷廠、八路軍印刷廠、財政部印刷廠、抗敵印刷廠等。承印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各種書刊、報紙、紙幣等，尤其是延安中央印刷廠承印《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於1941年5月16日正式創刊，是《新中華報》和新華社編髮的《今日新聞》合并而成的大型中央機關報。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進延安，由於形勢嚴峻，《解放日報》停刊。

山東抗日根據地是山東省委發動地方武裝起義組成的八路軍山東縱隊與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共同創立的。根據地建立的出版印刷機構多以報社和新華書店形式出現，印刷廠附屬於報社和新華書店之中。除印刷報紙外，還兼印圖書。其中規模、影響較大的是《大眾日報》社及其印刷廠。

1938年冬天，雲頭峪村負責人牛慶祿聽說大眾日報需要找一個印刷所時，考慮到村子的位置比較隱蔽，牛慶祿便和剛結婚三天的劉茂菊商量，劉茂菊一聽這個事情，立即騰出了他們的新房，成了大眾日報印刷所。當時，正值寒冬，屋外飄著大雪，屋裡卻幹得熱火朝天。冰冷的寒風裹著雪花從牆縫裡、門縫裡灌進來，排版的工人凍得都拿不住鉛字，搖滾子的工人手也凍麻了，但這並不能阻擋工人們的熱情。由於手搖印刷機很沉，搖起來很費力，滾子搖三圈才能印出一張報紙，一個人搖十幾份報紙就要換人，於是六個印刷工人就兩人一班，分成三班輪流作業，連夜搖滾子。當時報社共有五六十個人，就是採用這種歇人不歇馬的方式，1939年1月1日，2000份《大眾日報》就在這間「新房」里誕生了。

報社創刊時只有三台老式印刷機，後經不斷擴大，人員逐漸增多，三日一期，期期不誤，而且印數不斷增加，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了敵寇的注意，把《大眾日報》社列為重點破壞和「掃蕩」目標之一。從1939年6月敵人對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第一次大「掃蕩」開始，在八年抗戰中，《大眾日報》從魯中轉戰濱海，又從濱海轉戰魯中，幾乎每年都要遭到敵人數次「掃蕩」，身經大小戰鬥百餘次。印刷廠職工每次都要在敵人到來之前，將全部機器設備、鉛字埋好，把住的地方收拾乾淨，不能讓敵人看出有印刷廠的痕迹。一年之中，機器、鉛字拆了埋，扒出來安裝再生產，不知道折騰多少回。並且還要做到在接到敵人出動「掃蕩」情報兩小時內，完成所有設備疏散埋藏工作，又能在敵人「掃蕩」結束後兩小時內恢復生產，可想而知這要付出多大的勞動，儘管敵人一次又一次企圖消滅印刷廠，但一直沒有搶走任何設備，更沒有阻礙《大眾日報》出版。

解放戰爭時期的「立功創模」活動

解放戰爭時期, 各解放區為做好宣傳鼓動工作，各地印刷廠繼續出版和印刷各種報紙和宣傳材料，共承擔了66種報紙、大量書刊及35個銀行、金庫紙幣和證券的印刷任務。

為鼓勵大家戒驕戒躁，繼續努力為黨為人民做出更大貢獻，各解放區印刷廠先後開展了「立功創模」運動。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政治部印刷廠就在1946年底至1947年10月開展了「立功創模」活動。當時由於戰爭形式的變化，印刷廠一年內經歷了四次大轉移，每次轉移中，為了前方宣傳需要，要一面行軍，一面堅持生產。有一次，在從魯南向魯中轉移中，經過沂水縣樹蔭里村，當時前方正在打仗，急需宣傳材料，這時只得就地停下，開機付印。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同志們為了儘快印出無聲炮彈送往前方，都忍受著巨大的困苦忘我地工作。排字工人在排字架前一站就是二十多小時，校對人員在暗淡無光的油燈下，逐字逐句地校對，一干就是一個通宵。印刷工人更是「輕傷」不下「火線」，一隻手不慎被機器擦破出血，就用另一隻手繼續工作。在「立功創模」的推動下，不斷湧現出了類似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迹，使得原計劃十五天的任務，只用七天就圓滿完成。「立功創模」活動大大激發了職工的革命工作熱情，提高了為黨為人民立功的光榮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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