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理想人格的象徵

文章原載於《最是高處不勝寒:黃朴民解讀歷史人物》

諸葛亮的確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但是就其在政治、軍事上的建樹來說，歷史上能與其相侔甚至超越者並不乏人，同時代的曹操和他相比就毫不遜色。他之所以被歷史的大潮推上神聖的彼岸，名播天下，譽滿古今，睥視群雄，超凡人聖，成為一種罕見的文化現象，其謎底就是在他身上幾乎集中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會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這種理想人格，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匡世濟民的價值取向，睿智卓越的處事能力，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高風亮節的道德懿範。今謹分述如次。

1．匡世濟民的價值取向

價值取向，是人生追求的起點，也是人格塑造的基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價值取向在表現形式上，區分為「入世」和「出世」兩大主流；而在內在性質上，則又可劃分為「兼善天下」和損人利己兩個範疇。中國是一個以儒家倫理規範為社會政治生活支柱的國度，中華民族是一個滲透著實用理性精神的民族。因此「入世」是得到肯定的人生選擇，「兼善天下」是受到推崇的理想追求。諸葛亮的人生價值取向從根本上滿足了這兩個基本要求，從而為其塑造理想人格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諸葛亮所處的歷史環境，正是政治腐敗、經濟凋敝、戰亂不已、社會動亂的黑暗時代。統治集團用倒行逆施、高壓箝制的統治思想控制百姓。漢代儒學本身的弊端叢生、迂闊荒誕，使得當時士人的價值觀念發生嚴重的危機，缺乏信仰、喪失理想、放棄追求、逃避現實，就像毒素一般在士人階層中迅速散布蔓延。眾多士人在絕望中沉淪了，價值取向在混亂中顛倒了，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世紀末的頹廢。

這種正統價值觀念分崩離析的現象，在異化了的儒林人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大致而言，當時的儒林可以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為長期禮教所熏陶而造就的虛偽者。在這類人身上，毫無人格可言，也不存在著任何正確的價值取向。第二類是消極遁世者。這類士人目睹社會的黑暗現狀，不勝憤慨和悲哀。可是又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這一現實，於是就試圖躲開這一切，以不與骯髒事物同流合污為自己的人生追求。面對社會和人生，他們軟弱地闔上雙眼，而忘卻了自己應盡的責任。這雖是一種價值取向，但性質卻是錯誤消極的。第三類，是一群有其志而無其才的狷介儒士。他們既不像禮教異化者那樣的虛偽卑鄙，也不像消極遁世者那樣的委曲求全。而是試圖拯救社會，恢復綱常。可惜的是他們思想僵化，才能不逮，僅富有善良的願望，而無卓越的匡世濟民本領，終究不能有大的作為。雖有可敬佩的價值取向，卻無能力實現自己的初衷。

反觀諸葛亮，則與上述三類士人有本質的不同。他的價值取向是積極的，他的理想追求是明確的，他實現價值取向的途徑是可行的，因此他的人格是完美的。

他的積極價值取向，首先表現為「入世」態度。儘管他早年曾隱居隆中，躬耕田畝，自己也曾表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出師表》）但這不過是其等待時機，以求一顯身手的過渡。從本質上說他的人生態度是「入世」的。他以「管仲、樂毅自比」，就是證明。因為以管仲、樂毅自比，表明他始終沒有忘懷災難深重的社會現實，始終沒有終老山林的打算，而是希望審時度勢，把握機遇，有朝一日走向社會、施展才能。就像當年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一代霸業；樂毅輔佐燕昭王破齊興燕，揚名天下。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的規範下，諸葛亮早年在形式上雖有一段隱居躬耕的經歷，但實質上卻一直留心觀察當時社會的變化，了解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故一旦遇上明主，就能提出《隆中對》這樣高屋建瓴的戰略指導方針，並「遂許先帝以驅馳」。而一旦投身於現實政治，又能「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出師表》），認準目標，義無反顧奮鬥到底。

諸葛亮的積極價值取向，其次還表現為他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所能達到的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做到「入世」並不難，儒林虛偽者是入世的，可他們所汲汲牟取的僅是一己之私利；曹操也是「入世」的，可他「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處世準則卻令人齒冷。可諸葛亮卻完全不同，他入世的宗旨是安邦定國、匡世濟民。是出於公心，而非滿足私慾。雖說其具體追求是「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弩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但貫穿於其一生實踐活動和理論構築的紅線，卻是儒學的民本理想精神。其目的就是要達到「仁者無敵」，使普天下民眾「簞食壺漿以迎將軍」的境界，從而掃平群雄，一統天下，拯民於水火之中。這種匡世濟民的價值取向，在封建社會中具有永恆的魅力，它即符合下層民眾對清明政治的心理渴求，又符合統治者的長遠利益，所以受到整個社會的普遍認同。而諸葛亮本人也因此受到各階級各階層人士的共同尊崇，被視為理想人格的光輝象徵。

2．睿智卓越的處事能力

積極的價值取向是塑造理想人格的起點，但並不等於理想人格的全部。只有動機與效果的高度統一，積極的價值取向才能升華，實現經世致用的飛躍。而溝通動機與效果之間聯繫的媒介，就在於其人實際處事能力的大小。有睿智傑出的處事能力，而無正確的價值取向，則流於奸滑；有積極的價值取向，但無卓越高明的處事能力，則不免迂腐。唯有兩者融合一致，才是真正識時務的「俊傑」，「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在諸葛亮身上，高尚志向和卓越才能這兩者是高度統一的。他具備著傑出的決策能力、管理能力、應變能力。審時度勢、通權達變、駕馭全局、關照細節是他處事接物方面的主要特徵。「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杜甫《詠懷古迹五首·其五》），正是對他才能的最好寫照。正由於諸葛亮具備著這一基本素質，他才成為大家心目中一致公認的智慧化身、天才代稱。即使是他的敵人，也不得不稱道他為「天下奇才」。

這裡我僅想通過對諸葛亮天才軍事藝術的透視，來展示其處事待物的風采襟度。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曾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才，優於將略。」又說諸葛亮北伐「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後代有些人受這種說法的影響，認為諸葛亮長於政略而短於軍事，其實這純屬誤解。

平心而論，和其政治能力一樣，諸葛亮的軍事才華也非常突出。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具有洞察全局、預見勝負的戰略眼光。諸葛亮軍事謀略最高明之處，在於他重視對天下形勢的觀察和分析，善於從複雜紛亂的現象中認識和把握事物的本質，洞察歷史發展的進程，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具體的策略步驟。「隆中對策」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範。它的提出，表明諸葛亮在運籌戰略全局問題上具有超乎常人的遠見卓識，是他軍事智慧的集中體現。

其次，諸葛亮具有因情制敵、指揮若定的用兵天才。善於根據《隆中對》所制定的戰略方針和策略步驟來決定展開軍事行動的時機、規模、方向，實施高明的作戰部署。無論是收川之戰，還是平定南中或北伐中原，都是《隆中對》戰略方針指導下的產物，都是戰略全局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作用指導上，他善於抓住主要矛盾，由點及面，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積小勝為大勝。善於將軍事進攻與政治攻心結合起來，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勝利。這一點在平定南中叛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採納馬謖「攻心為上」策略，在對叛亂勢力展開軍事打擊的同時，及時進行政治攻勢，使得當地「綱紀粗定，夷漢粗安」，鞏固了蜀漢的戰略後方。善於料敵察機，乘隙蹈虛，通過迅速猛烈的行動，打開局面，奠定勝利。這在入川作戰中有著突出的表現。當時劉備與劉璋雙方主力正相持於雒城之下，益州大部地區呈現空虛狀態。諸葛亮把握這一時機，兵貴神速，迅速推進，打得西川守軍措手不及，望風披靡，很快攻克巴東，進佔軍事重鎮江州，終於協助劉備順利地取得收川之戰的全勝。先發制人，力爭主動，以少勝多，以弱制強，以主動出擊擺脫被動地位，制人而不制於人。北伐中原，平定天下，既是蜀漢政權的最高戰略目標和諸葛亮的壯志夙願，也是當時蜀漢政權爭取戰略主動權，改變被動處境的唯一出路。諸葛亮認為魏蜀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只有先發制人，打亂敵方的戰略部署，方可進可攻，退可守。出於這樣的認識，諸葛亮適時發動了北伐戰爭，把戰略主動權率先掌握到自己手中。

歷史青睞有志者，人們敬仰棟樑材。青史上留下諸葛亮偉岸的身影，人心中樹起諸葛亮巍峨的豐碑，這絕非偶然。因為在人們心靈深處，偉大的理想家與卓越的實踐者，在諸葛亮身上是和諧統一的，諸葛亮作為理想人格的象徵是不可替代的。

3．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

諸葛亮之所以成為理想人格的象徵，又一個重要因素，是他身上充沛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的人格力量。主觀動機與客觀條件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理想追求與實際事物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決定了諸葛亮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詠懷古迹五首·其五》）杜甫的浩嘆，正道出了諸葛亮悲劇命運的必然性。

平心而論，諸葛亮預定的追求目標，本來就是遙遠而很難企及的。他所輔佐的劉備集團，勢力弱小，根基薄弱，要從無立錐之地發展壯大為混同天下的局面，雖有可能，但卻並無必然。《隆中對》中所提出的「跨有荊、益」兩州的設想，在實際生活中很難真正行得通。因為荊州地處中樞，利之攸關，勢必成為吳蜀雙方相爭的焦點，蜀漢要在保有荊州的前提下，維持與東吳的聯盟關係，幾乎是一廂情願。而一旦失去荊州，北伐中原、完成統一也就喪失了勝利的充分條件。更何況即使在兩州同時出兵發動鉗形攻勢的情況下，也需要先具備「天下有變」的條件，而「天下有變」又恰恰是一個最難確定的變數。所以，儘管有種種客觀因素加速了荊州之失事件的過早發生，但從根本上說，吳蜀聯盟的破裂乃是時間上的遲早問題，而處於相對劣勢地位的蜀漢要長期保有荊州，也是可能性甚微的。

一旦「委棄荊州，退入邊蜀」，諸葛亮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就幾乎不復存在了。因為巴蜀畢竟是一隅之地，這就決定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處於劣勢。用張儼《默記》的話說，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這一點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清醒的：「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其主要對手曹魏，卻佔有壓倒性優勢，「據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真可謂是「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更為不幸的是，諸葛亮所面臨的敵方統帥恰恰又是同樣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馬懿，「所與對敵，或值人傑。」 （《三國志·諸葛亮傳》）客觀形勢的不利和所遇對手的強悍，使得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之舉只開花不結果，「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三國志·諸葛亮傳》）

然而諸葛亮人格的偉大，恰恰在於他勇於向悲劇性命運挑戰，決不向困難和絕望低頭，集中體現了不計成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捨生求義、臨危不懼、雖死不悔的道德情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己，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為此他「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幾無希望的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前途而努力。一息尚存，進取不止。在悲劇衝突中完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

從更深的層次考察、諸葛亮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是和我們國家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相吻合一致的。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雖然也洋溢著實用主義的精神，提倡「知難而退，見可而進」。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卻更為推崇「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原則。歷史上往往是集事業上的不幸與理想的崇高為一身的人，才擁有英雄的稱號，成為後人發自內心憑弔紀念的對象。從孔子、屈原、岳飛、文天祥到史可法、張煌言等，均復如此。他們對自己所認定的追求鍥而不捨、百折不撓、義無反顧、雖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對事業的成敗利鈍置之度外，永遠抱著「盡人事而聽天命」的樂觀心態，用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中的話講，即「盡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因此能夠泰然對待挫折，從容面臨死亡。文天祥唱出：「孔曰求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自今而後，庶幾無愧」這樣的慷慨強音。正是這種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塑造了無數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礪了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強精神，規範了後世人們的理想追求，注入了社會發展的勃勃生機。

諸葛亮知難而進的人生態度，淵源於這種歷時彌久、生機盎然的文化傳統，而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悲壯實踐，又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文化傳統。人們熱愛他、崇敬他，既是出於對他匡世濟民價值取向的肯走和睿智卓越處事能力的欽仰，更是對他知難而進、不計成敗人格力量的敬慕。

4．高風亮節的道德懿範

諸葛亮成為千百載來無可替代的理想人格象徵，其個人品德的高風亮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諸葛亮的身上，幾乎集中了封建政治人物的全部美德，堪稱為封建社會中的道德楷模、精神偶象（改為像）。大致而言，諸葛亮的懿範美德集中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忠君愛國，矢志不渝。「臣事君以忠」，這是儒家所提倡的為臣大節。諸葛亮作為一代名臣，身體力行地踐履了這一原則。他一生忠貞謀國，志在匡複漢室，吊撫黎元，矢志不渝盡忠於劉備父子。他曾明確表白自己的心跡，即自己一生的奮鬥是出於對漢室的忠誠，對劉備父子的效命，無論是籌劃三分，還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其動機都是「報先帝」、「忠陛下」。所以，儘管在個別時候由於種種原因，劉備對諸葛亮寵信和作（改為任）用似乎並未真正竭盡其才，僅僅讓他承擔一些「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足食足兵」之類的後勤保障工作，兩入（改為人）關係也似乎並未真正進入魚水相契的境界。但是卻從未見諸葛亮有絲毫的怨嗟之意，而是毫無條件地服從大局，勤勤懇懇地奮發進取。由此可見，在諸葛亮身上，忠君與愛國是高度統一的，公心和私德是融匯一體的。這作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無疑要受到後人的推崇和仰慕。

（2）嚴於律己，淡泊廉潔。諸葛亮的高風亮節也表現為他嚴於律己，光明磊落。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父子，先後任軍師中郎將、軍師將軍、丞相等要職，可謂身居高位，大權在握。尤其是在輔佐劉禪期間，他是蜀漢政權實際上的領導人，「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可是諸葛亮卻從不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始終嚴於律已，為人表率。他謙虛謹慎，虛懷若谷，「集眾思，廣忠益」，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集思廣益，「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他對自己處處嚴格要求，正己而後教人，從不文過飾非，推諉搪塞自己的不足和錯誤。他要求屬下敢於進諫，勤攻己闕，「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三國志·諸葛亮傳》）他清心寡欲，為官清廉，生活儉樸，潔身自好，從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勢為自己添置財產，做到「蓄財無餘，妾無副服」，「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至「志決身殲軍務勞」之日，全部的家產僅為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臨終前又遺命薄葬：「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三國志·諸葛亮傳》）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他清廉自奉、忠心為國的道德情操，作為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丞相，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確難能可貴。正是由於諸葛亮在各方面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大家樹立了道德的楷模，才造成了蜀國上下政通人和、官清吏廉、精誠團結、勵精圖治的良好風尚和興旺景象，與此同時也凸顯了諸葛亮睥睨古今的人格魅力。

（3）兼容搏來（改為博採），「任長之術」。諸葛亮懿範美德的又一個重要的內涵，是他重視讀書學習，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實行「住（改為任）長之術」，不斷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處事應變能力。具體地說，他在堅持儒學的基本立場前提下，兼容博採其他學派的長處，致力於溝通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既有所側重，又照顧全面。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德治仁政原則、道家的豁達人生態度、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辨名析理觀念、墨家的獻身精神、陰陽家的變化理論、縱橫家的外交才幹、兵家的尚智本色，得到了天衣無縫的融匯貫通。這種兼容博採的文化精神，既是與漢末社會思潮的基本特徵相吻合的，即對「變通」觀的肯定和對僵化理解「仁義禮樂」的鄙薄；同時也是和古代文化建設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所謂「百家皆有所可，時有所用」；「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如絲竹金石之合樂同也，其曲異而不失於禮。」如果宥於（改為囿於）一曲，不免淪為「陋儒」、「辟儒」。只有博採兼融，擇善而從，方能成其宏大，遂其所欲。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具備博大的胸懷，超越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博採兼融的文化精神，同樣是構成諸葛亮理想人格的有機組成部分。

總之，諸葛亮一生的歷史活動，表現了忠誠、勤勉、開明、務實、智慧、堅定、高尚、博大。這些美德，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理想人格的風範，因而能超越時空，萬古常青。因此，他作為偉大的歷史人物，得到整個民族的普遍認同，不僅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和讚揚，而且也深受著普通民眾的景仰和愛戴，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其匹的。斗換星移，人間滄桑。今天，社會面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觀念、價值取向也有了新的特色和追求，然而，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諸葛亮的高大形象將永遠留駐在人們的腦海之中。人們將從他身上理解智慧的內涵，認識奮鬥的意義，進而去開創更為美好的生活。從這一點上說，諸葛亮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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