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宮修文物：修復的是國之瑰寶，態度是輕鬆日常

「我修過的文物，我都喜愛。你必須得喜愛，要不喜愛，你就對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會太漂亮。」因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故宮銅器組現在的非遺傳承人王有亮也意外走紅，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拿出一張近百年的「傳承譜系圖」，向媒體講述故宮青銅器修復從清代「歪嘴於」起至今的師徒傳承故事。

他近幾年修的一個重量級的文物是春秋蜴形紋青銅卣，碎得厲害，幾乎都是蠶豆大小的碎片，「就一點一點弄，費了挺大勁，跟師父學的所有的招數都用上了。」王有亮今年五十二歲，自己早已是位師父，在帶徒弟，走到哪兒都是受人尊敬的青銅修復專家，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但他仍然不斷提起他的師父，自己手藝的源頭。這是個自我的時代，許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門戶，展現「我」的聰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態度里有種笨拙的老實、老實的謙遜，這種風格里有傳統文化的氣息，隱隱讓人想起一個在當下已經「過時」的詞—「尊師重道」。「尤其在過去的民間社會，不讀書，不進學校，自由從師學習百工技藝為專業的人，終其一生而『尊師重道』的精神和行為，比起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更勝一籌。」（南懷瑾）

做派謙遜，但手藝漂亮，修復的是國之瑰寶，態度是輕鬆日常，輕鬆來自大量的經驗，「反正干我們這行別偷懶，你幹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沒悟性的必須得多干，才能找出這個感覺來。」

故宮收藏青銅器一萬六千多件，是中國青銅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館之一。中國的青銅時代，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發源時期。最早青銅器的出現，即歷史上傳說的夏鑄九鼎，也恰恰是中國進入國家階段的標誌時期。許多制度、思想，都是在青銅時代逐漸完善。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禮」指的是周禮，周禮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物就是青銅器。青銅器不僅承載了中國的文化，也承載了中國在國家制度化建設方面的理念，所以青銅文明一直受人尊崇。而成組合的具有「藏禮」作用的青銅禮器體系，也是中國青銅文化有別於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突出特徵。

鐵器時代到來，在一些領域，青銅器逐漸被鐵器替代。但是帝王們沒有忘記作為王權象徵的青銅器，歷代宮廷都有意識地收藏先秦青銅器。漢代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領域地位確立之後，人們對青銅器的回憶更加強烈。到了宋代，國人對青銅器的態度從盲目崇拜逐漸變成系統研究，金石學興起。其中，宋徽宗起到了推動作用，他自己收藏大量青銅器，藏於宣和殿，據記載宋徽宗收藏的青銅器有三萬多件，後來他將此編著成書，流傳於世，就是《宣和博古圖》，在它的推動下出現許多金石學家。宋之前，民間發現青銅器必須上交，到宋代這一現象有了改變，學者開始系統地收藏青銅器，研究青銅器。理學家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中記載的大的收藏家就有三十餘位。許多青銅器是宋代學者定名，沿用至今。到了明清兩代，人們對青銅器的欣賞、甚至是仿製，一波波地形成高潮。在此過程中，金石學也在不斷地發展。

傳統青銅器的修復和複製技術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宋代、元代仿製古代青銅器成為風尚，杭州、蘇州等地出現了頗有名氣的仿古青銅器作坊；明清及民國時期，青銅器修復分四大流派：北京，蘇州，濰坊，西安，這與大的社會背景相關。吳地自春秋時候就開始冶煉製作青銅器，北宋時青銅器的仿古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明清時除了宮廷，青銅器的製作最發達當屬江浙。有工藝基礎、又鄰近上海，需求大，形成了一個產業；山東濰坊派與大收藏家陳介祺有關。晚清到民國最大的收藏家陳介祺收藏了很多青銅器，真品密不示人，需要大量複製品以應付官員索討觀賞；西安是文物大省，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銅器，青銅器上的文字成為研究重點，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銅器文字的修復、補刻、偽刻。

北京是皇宮所在地。清代，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內有專門機構負責徵召各地能工巧匠仿製、修復青銅器，其技術不斷完善，日趨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藝規範的傳統手工技藝。晚清，皇宮許多包括青銅器在內的文物流散在外，造辦處的匠人也大量遷轉出宮。光緒年間，造辦處一位專事修復青銅器的、綽號「歪嘴於」的工匠出宮後在前門內前府胡同開設「萬龍合」古銅局，以修復青銅、金銀、陶、玉石等器物為業。1911年，於師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張泰恩為其發喪，並繼承師父衣缽，改「萬龍合」為「萬隆和」，開創民間「青銅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銅張」派。如今故宮文物科技部銅器室的修復，即是傳承自這一支。

1952年，故宮成立銅器室。古銅張派第三代傳人、當時在天橋開古銅鋪的趙振茂，經人介紹來到故宮，從事青銅器修復工作並將這項傳統工藝又帶回了紫禁城。當時的專家還包括長期從事青銅器修復、複製的趙同仁、李會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張聚如等人。

從古銅張傳人進入故宮後，故宮博物院通過「師承製」的方式培養了一批掌握傳統修復和複製技術的專家，先後修復了包括班簋、齊史祖辛觶、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馬踏飛燕等一大批國寶級文物，複製了蓮鶴方壺、格伯鬲、獸面紋觚、獸面紋瓿、鳶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榮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馬踏飛燕」和「班簋」是趙振茂領銜修復的兩件重器，後者原是清宮舊藏，後流落民間，去向不明。「文革」期間，許多古銅器被送往煉銅廠回爐重鑄。為保護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清理揀選小組」負責到各廢品站、銅廠「尋寶」。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正值中午，一個盛滿廢棄銅鐵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場人的目光。其鐫刻的銘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紋飾都與西周的青銅器不謀而合。專家程常新先生鑒定它是西周班簋，並送往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修復。

此時的班簋已經支離破碎，底部破了一個洞，且變形上翹。但大部分紋飾得到保存，特別是腹內銘文，只是因底部出現孔洞而殘缺，修復難度很大。趙振茂用錫補平，並根據《西清古鑒》簋銘拓片，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除銹等多道程序後終於將其修復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

青銅器的修復，包括兩個範疇，一為修，一為復。修，就是保護性的修理、復原；復，是複製。在博物館，複製是一個重要內容，許多珍貴文物國家會有嚴格規定，甚至不允許離開故宮，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宮博物院中，春秋時期的複製品里最精彩的是蓮鶴方壺，它出土於1923年。河南新鄭李家樓村一個李姓地主打井時無意打到墓葬，發現大量青銅器。他試著賣出其中一小批，驚動了駐紮河南的靳雲鶚師長，追回被賣文物，另派工兵繼續挖掘，出土青銅器一百多件，這當中最出色的當屬蓮鶴方壺。它形體宏偉，高達1.22米，總重量達64千克，裝飾華美，壺身裝飾為虎足龍耳，壺蓋上是盛開的蓮花，雙層鏤空，蓮花正中一隻仙鶴佇立，舒展雙翼，展翅欲飛。雖然是用青銅塑造，但造型靈動。這種清新風格，跟夏商周時期，廟堂上的青銅利器不同，後者追求的是莊重、威嚴、神秘。而蓮鶴方壺清新活潑的風格，傳遞出春秋時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蓮鶴方壺的複製品由趙振茂領銜製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銅而用錫鋅合金鑄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銅壺的青銅銹，看上去仿如歷經時間氧化斑駁的青銅原件。

有些複製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劍的複製。少虡劍是複合劍，一把劍上用了兩種合金。古人在戰爭中發現，一把劍含錫高會鋒利異常，失之太脆；含銅量過高，則柔韌有餘而鋒利不足。古人發明了複合劍，劍心用含錫量低的合金，兩刃和鋒部含錫量較高。既銳利，又柔韌。在古代，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劍。趙振茂複製的少虡劍，令人感嘆這一代老師傅的青銅器修復技藝已至爐火純青。

挽救國寶的經歷，趙振茂的徒弟並不怎麼聽師父提起，有的徒弟乾脆是從別的師傅處聽到。即使提及也是從技術角度，口氣平淡：「搞文物修復的人，不是說我修完以後，我再給你講，表現我自己水平有多高。我師父就說這個工作是我乾的，哪兒拿來的，怎麼修的，我幹了哪些工作，他就講這些。他說你們要有認知。」

修復青銅器，動輒與三千年前的古人對話，做舊要退掉新品火氣，做出時間風雨侵蝕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時不動如山，沉靜似水，世俗的喧囂如水面的漣漪，在日復一日的專註中平靜。他們遵守了匠人無名無我的傳統，國寶上不會留下他們的名字，參觀者也不會知道修復者是誰，他們看似沒有追求實現自我，但這令許多人終身尋找的命題，早已經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實現。文物是歷史的濃縮物華，是較個體生命遠為廣闊的時間與空間，一流的匠人終日跋涉此間，自我消融於這廣闊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獲得存在感。

書名：我在故宮修文物

作者：蕭寒

出 版 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