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著於民國十三年，原是梁啟超在清華學校等校關於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中國學術史講義。該書的氣質同梁啟超本人一樣，場面宏大，氣勢磅礴。這樣一部學術史理論著作，夾雜著許多政治鬥爭史，讀起來驚心動魄。正因如此，形而上的學術理論藉助歷史現實的土壤，也變得更易理解。

同時期的學術史研究者，有章太炎、劉師培，錢穆，而獨以梁任公的著作最為通俗生動。這位先生在自己的講義里，都不忘把情緒寫進去。什麼「哈哈」、「哈哈哈」字眼格外醒目，而且還要把課堂問答的環節也弄上，真是生怕學生一不留神疏忽了自己想要教授的知識。比如講到顧炎武的《日知錄》時，有這麼一段：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後人許多模範；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後人開出路來。 其做學問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資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絕頂聰明人，諒來誰也要承認。但他做工夫卻再笨沒有了。他從小受祖父之教，說「著書不如抄書」。《文集》卷二《抄書自序》他畢生學問，都從抄書入手。換一方面看，也可說他「以抄書為著書」。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全屬抄撮未經泐定者，無論矣。若《日知錄》，實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們試留心細讀，則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抄錄別人的話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說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問：「這樣做學問法，不是很容易嗎？誰又不會抄？」哈哈！不然，不然。

你說《日知錄》這樣的書容易做嗎？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幾條。我們根據這種事實，可以知道，不獨著書難，即抄也不容易了。須知凡用客觀方法研究學問的人，最要緊是先徹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後下判斷。能否得真相，全視所憑藉之資料如何。資料，從量的方面看，要求豐備；從質的方面看，要求確實。所以資料之搜羅和別擇，實佔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這個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謂采山之銅與銅之分別何如。他這段話對於治學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領會了。

除了剛剛列舉的兩部，還有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書籍都是課堂講義出身，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傅斯年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孟森的《清史講義》、徐寶璜的《新聞學》、李大釗的《史學要論》、錢玄同的《說文部首》等等。篇幅所限，只能割愛奉上兩部。民國時期，對於這些大師來說，講義的意義並不比一部學術著作差，前者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甚至更為沉重。也正因如此，它們才會流傳至今，成為被今人珍視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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