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家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族楷模（一）

家族簡介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倍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倍受關注，其主要原因在於曾國藩兄弟及其家族後裔人才輩出，內涵豐富，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家族文化。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這樣的亂世容易成就英雄豪傑，卻不能誕生穩定的政治世家。來自湖南鄉間的曾國藩趁勢而起，既平定太平天國獲取富貴，又在朝廷的猜忌之下保持勢力和榮華富貴。曾家繁衍富貴至民國時期，成為近代首屈一指的權貴家族。

曾國藩：守舊的國家棟樑

1811年，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坪村）的一個普通農家。祖父曾玉屏靠勤勉耕種、勤儉持家讓全家人過上了溫飽生活。父親曾麟書開始讀書，但一生鄉試17次不第,最後只比兒子曾國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補生員)。曾家的道德要求一直很高，曾玉屏就常常教導兒孫：「君子在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止息萬物之器」，「人以懦弱無剛為大恥，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曾國藩自幼勤奮好學，22歲考取秀才，24歲中舉，入省學嶽麓書院。28歲中了同進士，進入翰林院。此後，他一步一階的踏上了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在京十多年間，他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值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被後人奉為陞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穩之楷模。

書生領山民——對戰太平軍

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回鄉守孝。不久太平天國起義就席捲了半個中國。腐朽的八旗、綠營根本不是太平天國的對手，於是清政府試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這為曾國藩湘軍的出現提供了機會。1853年，曾國藩在家鄉湖南一帶正式建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

湘軍是一支體制之外的全新軍隊。曾國藩採用了明朝戚繼光發明的兵制，首先用師生、親友等關係網路骨幹成為湘軍幕府，再由骨幹分子自己去招募兵丁，按照募兵的數量授予相應的官職，如此一級級推廣，兵將相識，人人爭先，最後聚攏在曾國藩周圍。這種招募軍隊的方法也被後來的軍閥仿效。湘軍拒絕市井油滑，招募的都是「樸實山農」，個個兇悍善戰；湘軍將領大半都是書生出身，人稱湘軍是「書生領山民」，即由「忠義血性」不染奢靡世風的讀書人帶領一帶農民為主的士兵組成。

曾國藩在全軍推行程朱理學，號召大家克己復禮、安定天下。10多年軍營生涯，曾國藩一直沒有放下經史子集。他對最早的湘軍將士說：「大刀長矛,好比四書五經。」清末學者王闓運在《湘軍志》中記述過「諸生討訓山農」的景象。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曾國藩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指出太平軍燒毀孔廟、焚燒四書五經，是對幾千年中國禮義人倫的反動，動員廣大的知識分子與太平軍鬥爭。梁啟超認為，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完全背離中國文化，不得人心。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國強說：「在太平軍的主張之下，不僅儒學存活不了，佛學、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踏為平地,教中國人怎麼活？」楊國強還認為，如果說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農民顯示出小農精神世界的一半，那麼曾國藩與諸儒生用衛道意識喚醒的，是小農精神世界的另一半。這場戰爭，是農民與農民的交戰。

湘軍發展前期並不順利，出征之初就被太平軍殺的大敗，弄得曾國藩要跳水自盡，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邊的章壽麟救起。史料載：曾帥當時披頭散髮，滿臉泥沙。左宗棠因此專程到長沙，痛斥他的「虛榮心」。後來曾國藩以「屢敗屢戰」自嘲。戰局的困頓讓曾國藩情緒低落，心生退意。1857年，曾國藩以回家為父親守孝為名，棄軍而去。第二年，湘軍攻佔九江，曾國藩決心重新出山。

除了戰事不利，政治上的限制更讓他灰心喪氣。滿族權貴需要漢族官僚組織團練維持統治，但不想這些漢人成為手握重兵的藩鎮和權臣，所以朝廷長期不給湘軍體制內的身份，也不授予曾國藩正式官職，一直到1860年5月，他才被授職兩江總督統帥湘軍。曾國藩非官非民地征戰了8年。朝廷的疑忌使得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咸豐年間，朝廷兩天內下發兩道詔書，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國藩曾對同鄉知交劉蓉說過：「我浴血奮戰，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謀害，墓志銘里一定要替我鳴冤，否則死不瞑目。」

沒有地方官職就沒有地盤，曾國藩長期沒有實權，籌不到軍餉,湘軍客軍孤懸，甚至被一些地方懷疑是偽軍。曾國藩只能撐著，屢敗屢戰，二度自殺。最終曾國藩還是頑強堅韌地堅持下來了。1864年7月天京淪陷，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了，曾國藩將清廷從危如累卵的局面拯救過來。從起兵到勝利，曾國藩度過了艱苦卓絕的13年。

朝廷兌現了封王酬謝的承諾。曾國藩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曾國荃被封為一等伯，但同時要追查天京寶藏下落。傳說太平天國的「聖庫」在天京，有寶藏無數。但最先攻入天京的曾國荃卻說沒有發現寶藏,天下沸議紛紛。在和太平軍對戰中，曾國藩等人常用劫掠財物、封官賞爵的辦法來鼓舞士氣，湘軍確實有以搶劫所得作為銀餉的習慣。曾國藩不得不百忙之中清查寶藏之事。最後，曾國藩僅向朝廷上繳了「玉璽」兩方和金印一枚。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越來越多覺得天京寶藏是子虛烏有。當天京攻破之日，曾國荃連夜上奏報捷，而朝廷卻斥責曾國荃不應該在城破當夜返回雨花台大營，造成上千太平軍突圍而出。朝廷顯然在吹毛求疵！湘軍勢力正如日中天，朝廷實際上是藉此「敲打」曾國藩而已。而曾國藩天性根本不是亂臣賊子，他是儒家傳統教育的結晶，對朝廷一直忠心耿耿。倒是湘軍將領確有幾次鼓動過曾國藩稱帝，叫喊「東南半壁無主，曾公豈有意乎」，但都被他回絕了。

其弟曾國荃率部攻下天京1個月後，曾國藩便主動奏請裁撤湘軍。一年後，他能調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了。遠在紫禁城的慈禧也終於鬆了一口氣。鎮壓捻軍時，暮氣已深的湘軍已不復當年之勇，戰敗而歸，李鴻章淮軍接了燙手山芋，而曾國藩則主動請奏朝廷查辦自己辦捻不善之罪。至此朝廷才徹底信任了曾國藩，認為他和湘軍已不足為患。除了政治上的低調，曾國藩生活上依然保持簡樸、謙遜的作風。慈禧開始頻繁召見，在國宴上曾國藩排在漢臣之首，真正實現了「位極人臣」。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

開風氣之先

歷史並沒有讓曾國藩停留於一個守舊的能臣幹將。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在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中，曾國藩的思想和行動超越了傳統政治，給後人帶來了更深遠層次的思考。

早期京城做官的時候，曾國藩就遇到了鴉片戰爭在北京掀起的軒然大波。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曾國藩更是頻繁接觸西方列強。和舊式文人不同，他沒有繼續盲目自大，排斥中外交往，而是從傳統儒學的世界觀和為人處世的理論出發來看待新的形勢。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讓曾國藩看待和處理弱國外交多了一份務實。

曾國藩現實地拋棄了天朝上國固步自封的愚昧和迷信，客觀地看待中西方交往的現實。讀聖賢書的同時，曾國藩也閱讀了《聖武記》、《寰球志略》、《考工記》以及西方火輪槍炮方面的著作，他的身邊聚集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學知識的人才。他思考總結了一套完整的「馭夷之道」，認為「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 忠、信、篤、敬』四字。」這套方法雖然務實，有一定效果，但其根本還是儒家的，依舊沒有超出傳統王朝處理「夷務」的範疇。這就註定曾國藩不能找到正確的外交方法，只開了風氣之先而沒法找到救國維權的正確道路。

曾國藩認為中國人一旦掌握了西方列強的器物軍械，遲早能扭轉西強中弱的局面。所以，曾國藩的自強御辱之道首先體現在大造西方器物、掀起洋務運動的熱潮上。咸豐十年（1860年）歲末，曾國藩在一道奏摺中說「將來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買船炮以剿清太平軍之議。「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書中的心裡話道出了真正的威脅不是太平軍，而是西方列強。當他在書札中寫下「海國環伺」四字時，應該已經意識到這是二十四史里從未出現過的大危機。

「師夷智」從議論轉化為實踐，曾國藩是最早的領袖和開創者。安慶軍械所是洋務運動早期的重鎮，雖然帶有實驗性質，主要任務也是給湘軍修繕軍械，但中國的洋務自強道路自此開始了。

1862年2月19日，安慶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國藩帶著李鴻章登上洋輪，仔細察看，盛讚其「無一物不工緻」。曾國藩決心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委派幕府中精於制器的徐壽和數學家李善蘭去實現這一偉業。1862年3月，他們造出了輪船發動機。1863年安慶軍械所造出我國第一條木殼小火輪，儘管長不過3丈、時速不過30華里，卻是中國自造的最先進輪船。曾國藩登船試航，高興地命名為「黃鵠號」。稍後，畢業於耶魯大學、精通西學的幕僚容閎奉命出洋採辦機器，從美國購得百餘種機器，位於上海虹口的「江南製造總局」漸漸有了規模。很快，曾國藩又在城南高昌廟購地70多畝，建造了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鑄銅鐵廠、火箭廠等，江南製造總局迅速成為中國最大規模的近代化工業基地。1868年8月，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火輪,船體長18.5丈，順水時速120華里。曾國藩以「恬吉」為之命名，向慈禧彙報說，「恬吉」號「堅緻靈便，可以遠涉重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曾國藩在西方科技文化上走得最遠的步伐是推開了中國人留學的大門。仿造洋器的過程讓人看到「夷智」的精妙並不僅僅在於器物，於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的舉措，洋務經驗奠定了他採納容閎教育計劃的思想基礎。但在清朝這樣一個依祖法舊例辦事的王朝，一樁沒有先例的大事要獲得通過，相當艱難。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學生一事」上奏朝廷，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館」，清廷經過妥協退讓最終予以批准。容閎在下面做了大量細緻工作，清朝才得以派遣了兩批赴美留學生，成就了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話。這群當年的幼童中間有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務部尚書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人。

曾國藩是一個識時務者，但又背負著幾千年歷史的沉積。在今日統稱「洋務派」的人中，他是第一個師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戀著舊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鏡，驚羨之餘，聯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聖」的進德之功。他一面開風氣之先主持洋務，一面又恪守著士大夫的傳統情感，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1872年他在日記中寫道：「內人病日危篤，兒輩請洋人診視，心甚非之而姑聽之。」

楊國強教授說：「晚清最後50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前後相連地面對內憂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覺的首當其衝者。他們在幾十年強毅力行之後，都是帶著一腔不甘心的悲哀離開這個世界的，這種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

津門名敗

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奉朝廷之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數千名群眾聚集在法國天主教堂前，聲討外國傳教士拐嬰、害嬰。次日，法國領事豐大業持槍在街上碰到天津知縣劉傑，因發生爭執豐大業開槍射擊，當場擊死劉傑僕人一人。民憤激怒之下眾人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毆斃，隨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教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

關於這次教案，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婁斐迪在6天後向美國政府發回一份比較客觀的報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嬰、劉傑與豐大業的會晤以及豐大業的傲慢——他說「知縣級別低於領事，不能舉行任何談判」。也就是說,這次衝突本可避免。天津教案的發生表面是一場誤會引起的，實質上則涉及民族感情、宗教衝突和中西方的相互敵視等問題。《辛丑條約》後10年出現了教會勢力與民眾衝突的最高峰。以法國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層民眾中傳教，為了發展教徒，常將中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人引入教會；他們修教堂、作彌撒、開醫院、收留孤兒等等，深深地捲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紳士、宗族和傳統文化產生衝突。到了義和團時代,「大毛子」(傳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視、撲殺的對象。

隨著大沽口的西方列強軍艦越來越多，這個事件已經超越教案本身，成了關係國家安全的問題。而另一面是天津城內外堅持「洋人人皆可殺」的強硬態度。清政府只得一邊從陝西調李鴻章的淮軍備戰，一邊詔諭59歲、右眼已失明、正在家養病的曾國藩趕往天津。曾國藩深知天津城是龍潭虎穴，十分驚恐，出發前他就為自己備好棺材，寫好了遺囑。

曾國藩對天津教案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他一到任就發布《諭天津士民》告示，告誡天津市民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涉案教民和拐犯，這引起天津紳民的強烈不滿。由於不願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也就是說,只求迅速達成妥協，保住「和局」，他顧不上處置是否得當。結果是：下令處死18人、充軍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並向法國賠銀497000餘兩。天津教案就此了結，法國等列強沒有出兵。曾國藩達到了目的。

但另一方面，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不少人乾脆罵曾國藩是「賣國賊」，就連在京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所題的匾額砸碎焚毀。曾國藩在天津時，曾紀澤在保定，父子倆幾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紀澤在信中說：「照會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詞。」他指出父親將天津道、府、縣官都迅速處置，沒了退路。李鴻章也寫信給曾氏父子，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曾國藩怕洋人再開戰後火燒圓明園的事件會再上演，他以聲名敗裂的代價，為大清國扛下一個「軟弱、媚外、有失國體」的污名；他沿襲宋明理學修身養性的傳統，極重視名節聲望，曾經準備犧牲性命，結果卻犧牲了他更看重的名聲，成為「譏謗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幾十年積累的清望聲譽掃地。這給曾國藩巨大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係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秘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他在「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中度過生命的最後兩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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