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董卿：《朗讀者》這兩年，我哭的次數比前十年還多

娛樂 05-11

獨家專訪董卿，為你爆料董卿台前幕後那些事！

「能用自己的專業所長，

為時代做一點點事情，

這是多麼大的榮耀啊！

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的。」

——董卿

聯繫採訪董卿是從2月開始的，兩個多月里無數次調整採訪時間：董卿在錄製節目，然後是開會，然後是準備錄製，接著又是一次次錄製，經常是一個通宵又一個通宵……如同上了發條的鐘錶，指針不能停。記者到現場觀看了一場節目錄製，漫長的準備之後，下午兩點鐘開始。第一位嘉賓姚晨就錄了一個多小時，接下來是維和部隊的戰士、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六組嘉賓，七八個小時過後作為觀眾已是疲累，台上的董卿卻依然情緒飽滿。那天錄製結束是次日早晨7點鐘！這樣日以繼夜的狀態最長能持續兩個星期。

下午6點鐘。北京競園藝術中心《朗讀者》節目的後期機房。

董卿終於出現了。素顏，黑框眼鏡，簡凈的白色針織衫，手指白皙而修長，與舞台上恍若兩人，看上去像個舞蹈學院的年輕學生。

此刻，與董卿面對面。她看起來瘦而疲倦，有人送來咖啡，她連說太好了太好了！因為「很久沒有在早晨3點鐘以前睡過覺了」，極度缺乏睡眠，無論喝多少咖啡，閉眼就能睡著。

她的面前攤開著一個厚厚的大筆記本，裡面記錄著從2016年2月到今天，《朗讀者》從策劃、立項到製作播出走過的所有足跡。

董卿說，濮存昕做完節目後給她發來一條信息：看一莖弱草，端舉群山！這是舒婷的一句詩，也是很多人對董卿的感受。

採訪當日，她的下班時間是凌晨4點鐘，就在採訪中，好幾個會等著她開，門外的導演組和宣推組工作人員焦急地一再催促示意，董卿的目光偶爾瞟向門外，又很快收回，專心面對採訪。

《朗讀者》的舞台是一個輝煌的劇場，也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高大的書架上是一排又一排精裝書的書脊，旋轉樓梯連通上下兩層，樓梯扶手鏤刻著精緻的花紋，舞台中央的地板有黑白雕花，帶著玻璃的質感將燈光反射上來。董卿在燈光聚焦中出場了，像一個女王，光彩照人，光耀全場。

一個又一個的嘉賓來到她面前，講述他們深藏心底的故事，朗讀最能表現他們生命質感的文字。他們在流淚，觀眾在流淚，董卿也在流淚。眼淚代表一種真實的交付，那一刻，所有人的心在一個頻度上跳動，因為從別人的生命里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在別人的成長中領悟到了自己的成長。董卿說：「將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關注的文字完美結合就是《朗讀者》。」

每一期節目都有一個主題詞，採訪的時候，節目剛播完九期，這九個主題詞是：遇見、陪伴、選擇、禮物、第一次、眼淚、告別、勇氣、家。

它們是九個坐標，每個人都能從中定位自己的生命節點。董卿也一樣。所以，

朗讀董卿，就借用這九個主題詞。

最好的

遇見

導向最好的

選擇

《中國婦女》：你在節目中問濮存昕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見是誰，「沒有這個人就沒有濮存昕」，那麼我也想問董卿，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見是誰？是什麼樣的遇見成就了今天的你？

董卿：我很有幸遇見了我的父母，這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奇妙的遇見，因為無法選擇。

很多人問我你怎麼會想到做《朗讀者》這個節目？我想既有我這20年的職業積累，也有我成為主持人之前父母養育我那20年的積累。是他們讓我變成了一個對文字有親近感的人。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家最重要的生活內容就是讀書。我父母都畢業於復旦大學，媽媽是高三物理老師，她要備課；爸爸一直做文字工作，他寫稿子。家裡的書房不大，他們倆共用一個書桌。而我都不記得自己在哪裡做作業了，可能是幾個方凳子拼成一個小桌。晚飯後，一家人各佔一角，各看各的書。

如果不是擁有這樣一個家庭，我可能不會對書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父母對我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甚至在職業的十字路口迷茫的時刻，我第一時間會選擇返回學校讀書。1999年在上海衛視，節目和環境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在想自己該做些什麼，最後選擇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讀古典文學專業的研修班；2013年，我第一次覺得上台不那麼興奮了，而我本來是一個特別喜歡舞台享受工作的人。一個聲音出現了：再這麼做下去，就是無止境的重複，無止境的重複就是一種退步。我知道需要改變了，於是選擇去美國讀書，想看看自己還有沒有成長的可能。

《中國婦女》：結果呢？這樣的選擇讓你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董卿：我變得更堅強了。畢竟是離開了駕輕就熟的崗位，離開了從來不用為柴米油鹽發愁的生活，離開了熟悉的國家和城市。40歲回到學生生活，突然發現很多事情已經應付不來了，做功課、找資料……剛開始我會完不成，還不如一個年齡只有我一半的孩子做得好。而我在國內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完不成的事情了。這件事刺激了我。除了學習，還有太多瑣碎事，每天吃什麼喝什麼怎麼買菜怎麼做飯，租的房子下水道堵了找誰修……毫無疑問我遇到了一個個新的挑戰。當一次次由失望到絕望的時候，人是在經歷化蛹為蝶的蛻變。你覺得這本書兩天根本看不完，那麼能看多少看多少。不讓自己情緒化，與其犯愁、咬牙切齒，不如實際地做事情。什麼事情想清楚之後，付出行動是最重要的。

以

勇氣

開始的

第一次

是送給自己的

禮物

《中國婦女》：你在節目中說，「第一次」意味著成長，「第一次」需要勇氣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做製作人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第一次」，是不是也像徐靜蕾在節目里形容自己第一次當導演，是「由家裡的老小變老大」的感覺？

董卿：我原來以為做一個節目準備幾個月就能上馬，但《朗讀者》從開策劃會，寫策劃方案，再彙報到頻道、台編委會，再經過各級審查，立項，組建團隊，尋找投資方與合作公司……是一個極其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全部需要時間來落實，我要一個個面談。我是個路痴，現在去中央電視台新台都會迷路，但裡面的咖啡館、茶室，我都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最初沒有辦公室，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在人來人往的茶室里完成各種見面各種談話的。我從冬天談到春天，從春天談到夏天，眼看又到冬天了，好多事都沒有確定。比如招兵買馬，已經決定加入的人，因為節目遲遲不能開始又離開了，我只好重新招人。約談廣告客戶，不少人純粹是圍觀，我說得口乾舌燥，人家聽一聽看一看，最後說咱倆合個影吧。

不記得說了多少回了，我像祥林嫂一樣一遍遍跟人講我要做什麼，我不知道對方聽進去了多少，也不知道我離目標真的更近一步了嗎？台領導給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們說，董卿這事你一定得做。可一切都是未知，我越來越焦慮。

終於到了2016年11月，北汽的贊助漸漸明確。然而，等我們12月決定錄製的時候，老外的燈光師和導攝團隊因為拖得太久不願意來了。之前聯繫的演播室也沒有了，年底各種晚會各種節目錄像，沒有一個演播室是可用的。而1月8日的錄製時間不能改，因為和投資方簽了合同，他們2月18日必須要見節目。舞美公司說，你們設計的這個舞台沒有45天根本拿不下來，看不到演播室就定不了尺寸，供應商要回去過年了，再不定連工人都沒有了！

還記得找到演播室那天，舞美公司把半個建材市場都搬來了，大廳里鋪了個滿滿當當。我就跪在地上一邊一樣一樣挑選，一邊懸著心，害怕自己看走眼了最後舞台不好看。英國的舞台設計師過不來，只能通過郵件聯繫，因為時差，沒時間等，我乾脆硬著頭皮，憑這些年僅有的裝修自己家的經驗琢磨。

好不容易舞台搭好，要錄製了，再去找嘉賓，發現原來談的都不作數了。有的方案都做好，讀本也選好了，突然說有別的安排來不了，真讓人慾哭無淚。這一年，我的白頭髮一根一根地長。

《中國婦女》：你是否想過，你為節目焦慮的一切是你當主持人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操心的？

董卿：當主持人我最多時一年做過123場節目，兩三天就是一場。做《歡樂中國行》，每周一個城市，五年我走了兩百多個城市。我覺得驕傲的是，我沒有一丁點兒偷懶，無論累成什麼樣，也要把詞背得滾瓜爛熟說得漂亮、篤定，那是我要的狀態。其實憑我的記憶力，一台晚會七八頁稿紙的台詞，我一個小時就能搞定，還讓你看不出破綻，但是我自己過不去。我沒法滿足於別人給我寫稿子，我一定會自己改。到後來，如果哪個撰稿人的稿子幾乎沒被我改，會感到特別榮耀，因為這意味著達到了一種標準。

《中國婦女》：做製作人，就不僅僅是把詞兒改好上台說得漂亮就行了，整個流程方方面面都要關注。

董卿：對，這是我有時候會害怕的。原來別人交給我一篇稿子，我可以花一整天在書房裡磨反覆修改。但現在磨自己稿子的時間越來越少。錄製前的那個晚上，我會告訴大家別來找我，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其實他們放我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回去一動不動坐在桌前，一抬頭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

《中國婦女》：第四集的主題詞是「禮物」，其實《朗讀者》這個節目對你來說，從某種角度講也是一個巨大的禮物。

董卿：是，我覺得這是我送給自己4字頭的這個年齡的禮物。因為主持人做到後來，玻璃天花板是很難突破的，我卻找到了一個新的增長點，挺幸運的。這個禮物讓我格外勇敢，也格外畏懼，害怕自己力不從心，害怕距離目標還太遠。

告別

之後

眼淚

流得比前十年都多

《中國婦女》：「眼淚」是另一期節目的主題詞。我們看到你在節目中多次因感動落淚，那麼在節目之外你會因為什麼事流淚？尤其是在一年多的節目籌備中，你哭過嗎？

董卿：肯定哭過，而且是經常。這兩年我哭的次數比我過去十年加起來還要多。過去十年，因為終於有一個可以施展的舞台了，幹得特別來勁，忙到根本沒有時間去傷感。去美國前的一個月我在惡補英語。當時我已經不再接台里的任何工作，因為訪學報告已經批了。那一個月，我經常晚上睡不著，一個人坐在地上流淚——我情緒不好的時候連凳子都坐不住，非要坐在地上才最踏實。我感到恐慌，是我知道我放掉了什麼，卻根本看不見會得到什麼。而且我放掉的是很多人認為最不該放掉的東西。他們說，你主持人幹得好好的，幹嗎啊？

《中國婦女》：這其實是你的告別？

董卿：是的，是對之前的舞台，對過去的告別吧。我一邊哭一邊想，我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回不到那個台上了，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有哪個節目的本子交給我，大家叫著卿兒，或卿姐、董老師說他們需要我了……那種感覺像小孩子失去了自己最心愛的一個禮物，心如刀絞。

後來做《朗讀者》，哭得更多，經常眼看著事情要成了，結果又不成，一次又一次，覺得怎麼就這麼難呢！一個人坐在地上哭，哭完繼續干。

和

家

人是一種

特殊的

陪伴

《中國婦女》：第二期的主題詞是「陪伴」，以你的工作節奏，對家人的陪伴肯定是不夠的，你以什麼方式彌補呢？

董卿：2015年春節過後，我忙完了春晚、第一季《中國詩詞大會》和第二季《挑戰不可能》之後，我爸說好好休息一下吧，家裡老的小的，都需要你陪陪。我說是是是，行行行，等我寫完《朗讀者》的策劃方案就休息。再後來我說，等我們通過了立項就休息，等我……就這樣一直推，推到他們覺得遙遙無期。

二十多年來，陪伴一直是缺失的，我父母已經習慣這種缺失了。他們以觀眾的方式陪伴我，是我最忠實最清醒的觀眾。每次節目結束我給媽媽打電話，她已經敏感到只聽我說一聲「喂」，就知道我今天節目錄得怎麼樣。知女莫若母，她能看到我的點滴進步和能達到的高度，這是一種很奇特的陪伴。

我在節目里好幾次熱淚盈眶，其中有一次是麥家說到他跟兒子相處小心翼翼，我真是感同身受。每次我問父母，你們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呢？他們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打合適，怕我是不是在錄像？擔心我是不是在睡覺？父母連給你打電話都變得小心翼翼前思後想，他們在心底反覆掂量著跟你的相處。似乎近在眼前，其實遠在天邊，每每想到這一點，我會覺得特別難過。

我做《朗讀者》父母是有想法的，他們說，你做主持人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你達到的高度是在你念書的時候我們想都沒敢想的，現在再做這個節目，看上去挺難的，你還有這個精力嗎？你要犧牲多少給孩子的時間？

《中國婦女》：是啊，媽媽總不在身邊，你會不會擔心給孩子造成缺失？

董卿：我是希望孩子懂事後能明白媽媽是什麼樣的人，我希望我起到榜樣的作用，一個人為了做成一件事必須要有所捨棄。但我也盡我所能，兩三周回上海陪伴幾天。夜深人靜的時候，看看孩子的照片和視頻，那是我每次入睡前眼睛裡最後一個畫面……

《中國婦女》：如果你作為《朗讀者》的嘉賓，你會選擇朗讀哪篇文字？

董卿：太多了。我想要是講我和父母的故事，我會讀《紅樓夢》，獻給我媽媽。她是我最早的文學啟蒙老師，她雖然是理科生，但特別喜歡讀小說，所有我書單里的小說類作品都是她開的，她是第一個讓我翻開《紅樓夢》的人，而且她七十多歲了，還在時不時讀讀《紅樓夢》；要是獻給自己的成長，我會讀最喜歡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要是獻給愛情呢，我可能會讀《安娜·卡列尼娜》，因為我很愛托爾斯泰，很愛俄羅斯文學。

《中國婦女》：最後一個問題，你自己如何看待《朗讀者》這個節目？

董卿：這個節目做得很辛苦，但我沒什麼好抱怨的，相反我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能為中國電視做一點點事情，為觀眾做一點點事情。我對我的團隊說，我們何德何能讓那麼多重量級嘉賓坐在演播室里落淚，讓那麼多觀眾坐在電視機前陪著我們落淚。還有好多人去朗讀亭，不惜排九個小時的隊，這是對《朗讀者》多大的信任！我們順應大家情感傾訴的需求搭建了一個平台，能用自己的專業所長為時代做一點點事情，這是多麼大的榮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