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似乎都在談啟蒙，可是，為什麼要啟蒙？

作者簡介：

陳樂民（1930—2008），國際政治與歐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前歐洲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戰後西歐國際關係（1945-1984）》《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東歐巨變和歐洲重建》《戰後英國外交史》（主編並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編並主要撰稿）、《歐洲文明的進程》《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20世紀的歐洲》《歐洲文明十五講》《萊布尼茨讀本》《文心文事》《徜徉集》《陳樂民文集》（九卷），以及譯作《有關神的存在和性質的對話》（馬勒伯朗士著）等。

史傅德（Fred E. Schrader，1948— ），原籍德國，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歐洲近代史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客座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復辟與革命：1850-1858馬克思的手稿》《奧古斯特·戈山與法國大革命》《莫斯科審訊的社會史》《歐洲市民社會史（1550-1850）》《民族國家以前的德意志（1648-1806）》《法國大革命的語義史》等。曾獲斯賓諾莎獎和法蘭西學院政治與道德獎。

書籍摘錄：

為什麼啟蒙？

史傅德

「啟蒙的世紀」很漫長，自 17 世紀初持續至 19 世紀，其間湧現出大批思想家、作家、科學家、法學家、政治家（包含幾位女性）、醫學家和教育學家。「啟蒙者」指的是教化別人的人，擁有一批願意接受教育的受眾。接受並非一項消極的活動，相反，它具有極強的主動性。它是個人的與社會的自我教育。即使在荒郊野外，在偏僻落後的農村，人們也可以通過讀書，翻閱《百科全書》上的圖片，討論報紙新聞，通信往來，接待旅行者或旅行，而受到啟蒙。啟蒙運動就像一片前所未見的文化實踐的廣闊天地，在西歐和北美以及從東普魯士直到西伯利亞的一些孤島地帶，構建起一個全新的社會。

這些實踐的堅實基礎存在於已具有發達的市場、商業、工業、手工業和貿易的社會裡，比如在荷蘭、倫敦、蘇格蘭、巴黎、波爾多、漢堡等地，並且植根於許多領域中，比如法院機構和科學院這樣的學術社團。

啟蒙時代首先涉及精英，就是那些擁有決定權的人，而後也擴展到被統治者，他們嘗試以這種方式參與決策過程。首先精英們因其良好的社會或政治背景，受過教育，有利於從事閱讀和寫作活動，與各種不同出身的「同類人」一起參與知書達理的辯論。資產階級見到貴族，國王會面哲學家，尚賢者認識商人，軍人相遇音樂家。路易十六和他的宮廷近侍閱讀並探討那些正是由他本人審查和嚴禁的書籍及宣傳冊，還以此為樂。

人民既是啟蒙被動的受眾，又是主動的參與者。企業家、資產者和貴族充分認識到新社會需要高素質、受過訓練的人才，因此出現了學校。此即常識。但一種隱患也隨之而來：底層人民看見並發現一個比他們日常生活更為豐富的世界，這一落差只能引起強烈的失落，進而轉換成對社會的不滿，發展為反抗。

史傅德，來自：fudan

啟蒙的全新之處在於其開拓的目標。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強調個人與人類的作用和幸福的價值。一方面，人們意識到了，另一方面，人們也被震驚了。這一原則不言而喻，主張與其背道而馳是荒唐的。而我們並不知道這一顯著事實的威力來源於何處，它像是從天而降。

危險接踵而至。對幸福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沒有限制和節制。此前的世紀參閱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著作，通過對感官愉悅的節制來追求靈魂的安穩。自此以後，什麼都無法阻止對豐富物質和快感的積累與再投入，無論快感源於饕餮或情色。薩德的幻想在噩夢中結束，性愉悅以謀殺和集體屠殺而告終，沒有一場源於理性的道德審判得以介入。對幸福必然的追求被無限延伸，卻終止在人們肆意相互殘殺的狀態和對歡愉的恐懼中。

正是這一點證實了啟蒙時代存在的社會局限性。若我們確信精英們知曉自控，可以掌控感官的歡愉，對財富和權力有自制力，普羅大眾和社會各階層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此時，我們情願以「順勢療法」來實行啟蒙思想，就像讓孩子嘗一下葡萄酒，但是必須先摻水稀釋。

被命名為「啟蒙時刻」的現象隨處可見。精神在覺醒，人們意識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個體和社會的精神層面重建秩序，恢復光明。康德把這種狀態比作沸騰的海洋中間的一座小島，社會層面的魯濱遜式的覺悟。盧梭試圖解決一個明顯的矛盾——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簡言之，就是給人性的覺醒一個方向，給無序的社會一個秩序。

然而，我們無法掌控社會上的一切。物質財富、金錢、資本，擁有盧梭稱之為一種「物質的力量」的東西，這種力量通過積累和再生產造成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平等和矛盾。盧梭看不到能夠理解和掌控這種力量的可能性。唯一的措施就是政治干預，時不時除去市場經濟中的「毒草」，國家徵收過分的私有財產權，這在盧梭那裡被認為是神聖的。

陳樂民（右）、資中筠（左）夫婦，來自：sina

因此，啟蒙時代預示了個人與社會的自由，讓人呼吸到新鮮空氣。然而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對待那些不要自由和理智的人呢？盧梭以為，需要「強迫他們自由」。這句話經過詭辯，殘忍而可怕，很久以後再次出現在納粹集中營的大門上，在那裡既要強制人們勞動，又要大規模消滅人群中的「異類」，也就是不受歡迎的那類人。

啟蒙時代最有針對性的發現之一就是通過實踐認識到社會永遠會製造理性無法解決的矛盾。蘭蓋是研究這一矛盾的大師，他揭示出一個簡單而有趣的狀態，從而獲得學術上的成功和智識上的話語權：社會永遠在製造難題，而人們卻努力通過社會來解決這些難題。路易十六很欣賞這個洞察先機的玩笑。

在商業社會，市場經濟既不可預知也不可控制。為了避免在諸多變項中徹底迷失方向，至少一些政治參數應該是穩定的。啟蒙時代確定了「法治國家」的原則。康德認為，共和體制正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它和社會收入正當分配模式的傳統構建決裂。法律並不必然公正，但它給未來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法律廢除特權，使所有人都平等享有權利，這就是迫使所有人自由。

具備了三四個世紀的實踐經驗後，趁著還不算太晚，我們應做一份總結。啟蒙時代確認個人是商業社會的人或者公民，並尋求給予「人」一個政治社會導向，強化並將其引領到人與個人的狀態。這一規劃首先是針對社會精英，即決策者的。這不是毫無道理的，為了實現這一規劃，個人和道德都必須足夠強大，而精英們理應如此（否則他們會在篩選中被淘汰）。康德把法人的範圍局限在經濟和思維上自由的人當中，也就是說自立、自主的人。直到幾十年後，工薪階層才大大增加了康德概念里責任人的範圍。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一個市場社會的存在前提是個體和法律規則，即為理性所引導，同時與他人進行理性溝通的法律上的人。這一切息息相關。

伏爾泰，來自：kent

啟蒙時代被稱為百科全書時代，所有人應該可以獲悉所有的知識，沒有例外。然而知識的秩序或傳播應該在個人的意識中建立起來並且不斷更新。還有，這並非亘古不變、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有生命力的過程。就像生活，其過程中會走偏，會犯錯，也會進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以其宏大工程成為最後一位啟蒙時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的批判並不僅局限於政治經濟領域。這個意義上的最近一次嘗試不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維也納學派「唯一科學的全球社會」項目，最終讓步於科學工作的分工，這一分工從此不可逆轉。

這樣的進程不由政治命令來決定或禁止。開明專制主義只是政治上服從於公民乃至商業社會精英們的要求。啟蒙思想逃脫了諸多種類的主觀意志後不自覺地在人類意識中確定下來。就像馬克思在批評黑格爾時所說，問題在於各種意識形態要適應公民社會的不同功能，還必須要保證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轉。這是一個整體，作為社會物質生產所必需的理想形態發揮作用。人的平等與自由抽象卻必要的形態由此而來。這無法立即等同於政治民主，而是共和政體，即意味著法律關係和「法治國家」，否則社會將無法運行，甚至可能導致市場社會解體。

這是否意味著已經進入市場和資本領域的整個社會也同樣應該進入了啟蒙時代？如果將啟蒙時代看成是唯一的、機械的模式，而不是逐漸融入社會演變洪流中的過程，那是對啟蒙時代的誤解。這需要將 400 年來的歷史變化進行比較。但馬克思的評判仍具有說服力，且毋庸置疑：每一個社會都使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功能上與其相對應的精神工具。商業社會必然會要求併產生法人即政治意義上的人的自由與平等。四個世紀以來，形態已改變了許多，仍處在發展之中。但是顯然，沒有這些原則，這個根本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將在人的意識中坍塌。

把這些不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實踐聯繫起來的正是確信新的公民社會本身獨立存在，確信商業的、金錢至上和資本的公民社會病入膏肓並攜帶病原，不僅僅因為其污染而不健康的行為，尤其是因為其道德和心理上的問題。不採取行動，不給它解毒，貪婪的毒液會侵蝕人類社會。這一共同的信念解釋了那些在當今社會裡看來如動物磁氣說一般玄乎和不理智的實踐。也正是基於這一信念，日後的革命者惺惺相惜，試圖尋找治癒社會病體的良方。他們在共和體制雅各賓專政的恐怖中相遇了。

就像公民社會、市場社會同時帶來的其他現象，例如現代民主或政治代議制，啟蒙根本不是既成的事實，或者是標準的解決方案，而是一個難題的表述，永遠在追尋一種讓矛盾運動起來的動力，找尋一個解決方案；不是處於統計的狀態，而是從時間上不斷擴展和延長。啟蒙時代因此被認為是永無終點的進程，而非一勞永逸的結果。通過藝術、美學、感官、智力、友情、愛情、交際等種種元素，啟蒙使得市場社會的殘酷性至少暫時可以忍受。啟蒙為沒有任何道德可言的市場社會至少帶來了一些倫理原則，儘管這些原則很脆弱。啟蒙絕不是革命性的，它至少為這樣一種信念打開了社會前景：從物質和精神上超越那種「急需的」（根據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表述）公民社會，是可能的。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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