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喜劇電影的開山鼻祖，特別牛逼

文 | 閔思嘉被奇愛博士譽為「文慧園路三號」的顏值擔當

中國電影早在發軔之初，就捉住了其帶有娛樂功能的一面，這同世界電影的發展有著階段性的同步。早期傳入中國的影片當中，喜劇電影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包括法國百代公司的齊卡、林戴鬧劇片、啟斯東的警察追逐片、卓別林喜劇等。

喜劇片以其輕鬆詼諧的劇情、引人發笑的表情與肢體動作、出人意料的情節設置，被廣大的市民觀眾所接受。

其所表現的生活場景亦是觀者所熟悉和生活的日常空間，喜劇電影以光影這樣一種新穎、陌生的藝術表現形式展現熟悉的生活空間，無疑讓觀者產生更多的認同感，再加上拍攝成本低廉，也使得喜劇片更容易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勞工之愛情》（1922）

由張石川導演、鄭正秋編劇、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勞工之愛情》作為中國現存的最早影片，描繪了上海弄堂中克服困難終成眷屬的小市民自由戀愛故事，它的成功有多層次的喜劇模式、深厚的中國倫理與城市文化氛圍支撐。

喜劇模式

《勞工之愛情》的喜劇首先來源於其誇張的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導演非常強調單鏡頭的連續動作的內部表現力。

在鏡頭的大特寫之下，老醫生瞪大的老花眼的疑問狀，水果販賣力切西瓜的誇張動作，醫生女兒吃到情人扔過來的水果時的羞澀微笑，都被放大出了更多意味。肢體動作在表現人物性格、交待情感關係、幫助敘事推進的基本作用之下，衍生出忍俊不禁的喜劇效果，為影片帶來輕快而幽默的視覺感觀。

片中的頗多細節設置都帶有詼諧的市民風格。例如醫生女兒為了不讓父親發現自己和水果販眉目傳情，遂將父親的老花鏡擲給水果販。

導演使用特寫鏡頭表現了水果販帶上眼鏡後主觀化的誇張變形的世界、以及暈頭轉向的表情，與老醫生找不到眼鏡的摸瞎形成對比。在生活化的伎倆里同時將觀眾置於全知視角，從而帶來發笑體驗。

而影片的高潮部分，水果販為了讓老醫生醫館生意好起來而故意在樓梯設下機關，同樣是設下一個觀眾與主角已知、劇中人未知的喜劇點。這種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與空間位置設下的必然發生的喜劇情節，同卓別林喜劇有著非常大的相似之處。

在電影語言的探索方面，導演也使用了相當多的手法來增強喜劇效果，除卻上文提到過的特寫鏡頭以外，水果販思念情人的疊化手法、老醫生治療傷者的降格攝影，都讓觀眾在發笑之餘，驚嘆於電影藝術的獨特魅力。

反觀同時期的無聲喜劇，大都如《勞工之愛情》一般受到了國外喜劇電影的影響。在技術與影像敘事尚未發展成熟的早期中國電影里，簡單誇張的肢體動作組合、擺脫聲音限制就能使觀眾發笑的喜劇橋段成為了當時喜劇片的共同特點。

空間背景

《勞工之愛情》的場景設置在上海，由於當時拍攝環境和條件限制，影片並未能全景式的展現上海的城市空間。場景構建也相對簡單，布景單一。但是我們依舊能從這樣單一而幾乎平面化的場景設置當中窺見上海的城市文化空間。

狹窄的弄堂是男女主人公構建愛情空間的基礎空間，也是構建同為第三者矛盾衝突／主人公情感推動力量的基礎空間-----水果攤旁的茶鋪。其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空間在弄堂兩側相對而建，狹窄的弄堂過道既構建了愛情的障礙，也營造了美妙而朦朧的情感距離。作為第三者的矛盾空間—茶鋪在水果攤隔壁，構成了感情故事中最為常見的三角關係。

導演給有限的空間承載上了更多的元素，同時在水果攤、醫館、茶館三個場景的空間設置上都體現了濃厚的上海氣息。弄堂這種最基本、生活化的市民場景空間，為敘事提供了親切而真實的場所和可能性。場景設置小而不亂、簡而不陋，盡量表現了上海所特有的，即便是在小與簡陋中依然要追求生活質感的特性。

影片的另外三個敘事空間分別是水果販的家、俱樂部與俱樂部樓下---影片高潮發生地。後兩者皆被做了簡化處理，甚至有幾分想像中的舞台空間的質感。

這一與當時場景設置和技術原因限制有關，一則因為當時的電影布景範式依然受到戲劇舞台布景的影響，一則在於為主人公的想像場景和「樓梯機關」提供一種虛擬中的真實可能性。

水果販設想的打架場景原本就是虛幻想像，利用「樓梯機關」讓人受傷就醫也是難以實際執行的。但將這樣的情節替換到一個相對虛擬或留白的舞台空間中，便是可以實現的了。

教化意義

故事皆大歡喜的結局，是對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戀愛的肯定，同時也符合當時社會價值觀中的新思潮，屬於當時的新劇類影片範式。但其本質上，依然是遵從中國傳統儒教道德禮義守則的教化影片—「自由戀愛須得在父親的同意之下方可進行」，「對女兒好是不夠的，必須要讓父親的生意好起來」。

其間透露著濃重的父長為先，孝道為重的理念。明星影片公司當時拍攝的一系列影片，都帶有這樣的教化意義。例如1923年的《孤兒救祖記》。同一時期的其他公司製片也都帶有此類準則。比如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就在當時給中國政府的呈文中明確指出「冀為通俗教育之助···表彰吾國文化」。

《孤兒救祖記》（1928）

早期中國喜劇電影多數產生於上海，大多為市民通俗喜劇，張石川在1913年為亞細亞影片公司拍攝了近10部滑稽短片，使1913年成為早期中國電影的「喜劇片年」。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也於1919-1922年拍攝了大量的喜劇短片。這種植根於市民生活，通俗易懂，「唯興趣是尚」，有些許庸俗無聊但又不低俗的影片，作為一種大眾藝術獲得了廣泛的關注與認可。

早期中國喜劇電影在結構和製作手法上都有其幼稚之處，但其貼近市民生活的態度卻是尤為可嘉的。在一門藝術尚未建立起自己精緻的講述範式之時，最好的辦法就是走下神壇，走入民間，或者說藝術原本就是源自民間，它需要人民的煙火氣的滋養才能抹上搪瓷的釉色。

而城市空間與文化，則是滋養這門藝術的現實空間。上海的城市文化造就了市民電影中的喜劇範式，觀眾們是這個城市空間中的群體，他們充塞著這類電影的表現空間，也分享著它的社會空間和觀看空間，同時也是這個空間中最為重要的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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