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裡的艾滋「陰雲」

近日，有媒體報道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區106名大學生感染艾滋病病毒，迅速引發輿論關注。雖然這一數字是該區2003年至今14年的累計統計結果，但近些年大學生染艾者快速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2015年，我國15歲～24歲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均凈增長率達35%，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病例報告。該如何遏制並扭轉這一態勢？請看記者的調查。

高校染艾者80%為男同

「呲……」火光閃過，一縷青煙騰起。王林用兩根手指掐住火柴梗，直勾勾地看著火苗在空中搖曳，直到最後一截化作灰燼，才漠然說道：「也許不久，我也會這樣，燃盡，死去。」

王林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今年已是大三學生的王林就讀於位於長沙市嶽麓區的某高校。高中時，他便發覺自己和其他男生不同。「我喜歡同性。」王林說，高中期間他交了一個男朋友並發生了性關係，「但當時大家非常避諱，不要說出櫃，就是在校園裡談論同性戀話題，都會引來周圍人側目」。

但進入大學後，王林發現，高校對同性戀的態度變得包容，「很open（開放）」。走在校園裡，甚至能看到穿著情侶裝的男同，這樣的氛圍讓王林少了高中時的局促和不安。他先後交了4名男友，還通過社交軟體結識了三四名男同並發生了一夜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尚紅告訴記者，僅2015年，我國新發現的學生感染者中，經男男同性性行為途徑感染的佔82.6%。

渾身乏力，不停地咳嗽，感冒20餘天不愈。去年11月，看著身上一片片刺眼的紅色皮疹，王林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不祥的念頭——「是不是中招了？」每年一到世界艾滋病日，校園裡都會開展防艾知識講座和宣傳，尤其是近些年，男男同性性行為群體往往是防艾宣傳的主要目標。但王林不敢到疾控機構檢測，而是在網上購買了檢測試紙。

鮮紅的兩道杠刺入眼帘，王林不願相信這個結果。「我真的感染了？不會這麼倒霉吧！」於是，他鼓足勇氣到當地疾控機構再次進行檢測。「雖然同樣面臨社會歧視，但相比社會群體，大學生主動檢測的意願更強。」長沙當地的防艾組織左岸彩虹工作組負責人小熊說。

仍然是兩道杠。王林回憶，自己當時癱在椅子上，「沒哭，但是腦子一片空白」。他曾努力回想，到底是哪一次不安全性行為讓自己「中招」。「也許就是那次，和他。」王林喃喃道。

他，是另一所高校的大學生。王林與他通過男同群體常用的一款社交軟體走到了一起。

爭議四起的社交軟體

長沙市嶽麓區是湖南省的科教大區，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16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齊聚於此，僅中南大學和湖南大學的學生總數就有近10萬人。走在這裡，彷彿置身沒有圍牆的大校園。

「看，閃著亮點的就是。」王林指著手機上的社交軟體說，軟體顯示，有一名男同距他只有不到100米。「有了它，聯繫太方便了！」王林說，圈子裡絕大多數人都在用這個軟體，甚至一些感染者也在用，並且隱瞞自己染艾的事實，這些人往往是社會人群。「我懷疑的那個人就曾告訴我，他常通過社交軟體跟校外人員來往。」

對於社交軟體加速艾滋病傳播的指責，耿樂並不贊同。耿樂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同志社交軟體blued的創始人。他認為，社交軟體促進艾滋病傳播的說法都是基於App可能會讓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更加容易認識性伴這一假設，但目前尚無研究支持「社交軟體促進艾滋病傳播」這一結論。「從行為學角度看，感染艾滋病病毒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發生了無保護的性行為。」耿樂說，互聯網技術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社交軟體不但不是艾滋病傳播的溫床，反之是促進艾滋病病毒檢測和治療的載體，《柳葉刀》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手機App能促進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的性健康。

小熊卻不贊同這一說法。「App防艾並非全無用處，但有效性存疑。」他打比方說道：「當一個飢腸轆轆的人跑到餐館時，面對餐前便後要洗手、營養膳食要均衡之類的宣傳教育，能聽得進去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5年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似乎支持了小熊的論點。調查顯示，移動交友軟體的流行正成為亞州青少年艾滋病發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智能手機移動交友軟體的流行讓偶然性行為的發生率增加，與其他人群相比，男男同性性行為者、性工作者、注射毒品的人和年輕的變性者4類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顯著增加。

「失效」的安全套

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經性傳播的比例達94.2%。在防控性途徑傳播方面，國際上提出了「ABC原則」，即禁慾、忠貞以及使用安全套。前兩者強調的是道德自律，而使用安全套常被視為現實中最為可行，也便於實施的「防艾抓手」。

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安全套在高校卻遭遇到現實的尷尬。與嶽麓區相似，北京市海淀區也是高校雲集之地。記者隨機選取了其中一所高校進行實地採訪，發現校醫院等場所設置了免費安全套發放機。白色長方形的發放機上用粉色字寫著「安全套發放機」，只要在機器的感應區刷二代身份證，選擇所需葯具，取貨口便掉出一盒安全套。使用說明提示，每人每次可領1盒，間隔20天可領1次。一名學生告訴記者，大家對安全套已能坦然接受，但要自行購買，有時還不好意思，所以自行取用的發放機很有用。

該校在校園中共設置了3台安全套免費發放機。記者發現，在相對偏僻的地方，光顧的學生更多，其中一處，半小時內共有4名男學生使用，但設在校醫院門口的發放機則無人問津，機器上已有銹跡。

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說，安全套售賣機進校園曾引發爭議。一些學校管理者認為，在校內安裝安全套售賣機極有可能對學生造成性暗示，縱容學生的性行為。「看似是個安全套的發放問題，背後卻隱藏著當下高校管理者對性教育持有的陳舊觀念。」

要發揮安全套的效用，還面臨其他一些實際問題。小熊說，該小組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進行深度訪談後發現，青少年群體的性行為具有較大偶然性，加之安全性行為意識淡薄，安全套的實際使用率並不高。

新型毒品侵蝕校園

注射吸毒人群曾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近年來，經性途徑造成的感染人數顯著上升，而新型合成毒品的濫用正在助長艾滋病病毒傳播風險。「使用新型合成毒品的染艾風險在於易誘發使用者的性衝動，增加發生性行為的可能性。」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教授劉志民介紹，新型合成毒品主要包括冰毒、K粉、搖頭丸、麻古丸等，吸食這類毒品可導致使用者發展出複雜的性伴網路，甚至發生多次、輪換和群交等性行為，而使用者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保護意識。

據介紹，目前我國有近1/3的吸毒人員在使用化學合成的新型毒品。在大城市，阿片類傳統毒品與新型毒品混用的現象也逐年增多，而美沙酮替代治療的主要對象為阿片類毒品使用者，對新型合成毒品濫用，目前尚無有效的藥物治療手段，即便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只能採取心理治療。

0號膠囊就是近些年在男同群體中盛行的新型合成毒品，常用作「助性劑」。2015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會同相關部門將其納入管製藥品目錄。但記者發現，目前仍可在網路上輕鬆買到0號膠囊。在某知名購物網站，輸入「0號膠囊」後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無法顯示『0號膠囊』的相關寶貝」。但如果把「囊」字去掉，輸入「0號膠」，則會出現諸多打著情趣用品旗號的商家售賣的0號膠囊。

記者注意到，多位買家在評價中表示，使用後頭暈目眩，有強烈的致幻效果；有些人將其稱為毒品，並奉勸他人慎用。該購物網站客服表示，根據國家相關法規，已禁售0號膠囊，但由於「0號膠」這一關鍵詞可能是膠水等產品，因此未被限制，商家可能鑽了空子。對此，該網站將進行調查。

國家禁毒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登記吸毒人群中，35歲以下青年佔58.1%。這一比例到2014年猛增至75%，目前濫用合成毒品人員中，35歲以下青少年占近七成，低齡化趨勢明顯。相關專家表示，雖然官方目前尚無新型毒品在高校中使用情況的調查報告，但從部分城市對高校染艾者的深度訪談情況看，新型毒品在高校中的使用情況不容忽視。此外，由於涉嫌犯罪，相比公開男同身份，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隱蔽性更強，建議公安部門對此實施持續嚴厲打擊。

他們，還有沒有未來

談及未來，坐在記者對面的王林突然把頭深深地埋進雙臂，情緒一度失控。他告訴記者，現在一聽到「未來」兩個字，深深的無力感和絕望感便湧上心頭。

王林原本對未來有著清晰的規劃，大一時就開始在校外實習，染艾前已成為一家知名企業的儲備幹部，但確診染艾後他已離開了該公司，「即便畢業留用，也過不了體檢這一關」。王林邊說邊從書包里掏出藍色的藥盒，他現在每天吃藥都要東躲西藏，生怕被同學發現。此外，頭暈、噁心、乏力等長期服藥的副作用使其難以從事高強度的工作，「有編製的企事業單位又進不去，公務員更是毫無可能」。王林說，目前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包括艾滋病病毒檢測，禁止錄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關專家表示，不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也都參考公務員錄用標準，直接導致很多感染者被拒之門外。

「社會歧視是感染者謀生以及融入社會的最大障礙。」小熊說，不久前，因病需要手術的王林跑遍了當地醫院，在將自己的病情主動告知醫生後，王林被以各種理由拒絕收住院。無奈之下，他到當地的定點醫院尋求幫助，雖然醫生並未拒絕，但費用卻比普通醫院高出不少，醫院的理由是傳染病患者的手術防護要求更高，使用的設備更多。

小熊還提到，社會歧視亦是艾滋病高危人群主動檢測率較低的主因之一。「這同時意味著錯過了接受治療和關愛的機會，增加了傳播的可能，形成了一個負面的連鎖反應。」

「我的安全性行為意識太淡薄了，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我一定會保護好自己。」王林說。（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林、小熊皆為化名）

躑躅難行的性教育

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經性傳播的比例達94.2%。諸多應對之策中，性教育是重要抓手之一，但在中國這個素來對「性」羞於啟齒的國度，情況並不樂觀。

觀念開放 認知滯後

一項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34個城市高校本科生的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觀念，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婚前同居行為。

然而，開放的性觀念背後，卻是滯後的性認知。

1988年8月24日，國家教委和國家計生委聯合發出《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這標誌著我國將性教育納入中學教育內容。但此後的數年間，不要說中學，即便是高校的性教育，也仍屬於「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直到1995年，北大教授陳守良率先在該校開設《人類的性、生育與健康》課程。後來，這門課成為最受北大學生歡迎的通選課之一，被學生親切地稱為「三寶課」。「三寶課」這個昵稱來源於歌曲《吉祥三寶》中所唱到的「爸爸、媽媽和我」。

「三寶課」針對北大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約17%的女生在月經初潮時不知所措；約31%的男生在首次遺精時不知道這是正常生理現象。學生性知識的獲取渠道中，書本佔68%，網路54%，影視50%，同學38%，中學教育11%，父母17.6%，學校這一渠道排名墊底。2012年中國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狀況調查也顯示，青年獲取的性知識，僅有20%來自學校。

對於性教育進校園，目前普遍存在3種看法。一是性教育應該是家庭教育的範疇，而非學校責任。二是將性教育視為洪水猛獸，擔心助長學生的性行為。對此有專家回應，如果明知學生存在性行為，學校卻視而不見，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給學生講性，是羞於啟齒的事。總體而言，願意開設、講授性教育課程的學校和教師不多。多數大學生仍然談性色變，存在強烈的羞恥感，與此同時，性困惑、性無知，甚至對性的很多錯誤認識，又使他們焦慮不安，甚至因此犯下一些不該犯的錯誤，遺憾終生。

專業師資不足 開課少

記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高校開設了生理健康課。以北京交通大學為例，2012年便開設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大學生青春健康教育》選修課，每學期開設兩個班，每班學生50人，每學期上課8周共16個課時，課程包括性生理、性心理、人際交往等10個左右的主題，預防艾滋病就是內容之一，約佔2個課時。課程結束之後，結課的學生就變身為「青春健康使者」，每個人要負責向4名～6名沒有選修該課的學生傳播健康知識，並作為課堂考核的一部分。

不過，儘管開設了課程，學生選修熱情也很高，但學校仍存在專業師資不足的問題。北京交通大學校醫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授課老師主要來自學校心理素質教育中心的老師、校醫院婦科以及人口計生方面的醫生，專業教師不足。

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近年來致力於培養中學性教育的專門師資，但受培訓的老師卻面臨「上崗難」的尷尬。方剛說，這些年，共有4000多名老師參加過他的培訓，但後續跟蹤發現，目前中學開設性教育課程的比例甚至不到5%，「也就是說，能有100個人在上課就不錯了」。

「知道」並不等於有防禦能力

對於校園防艾教育，方剛提出了這樣的質疑：社會和學校傳播的「如何預防艾滋病」的知識並不少，很多學生清楚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為何高校染艾率反而上升了？他認為，原因在於僅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並不等於真正擁有對自己和他人負責任的意識，更不等於擁有負責任的能力。

方剛舉例說，美國的「守貞性教育」主要講性行為可能導致性病、艾滋病、懷孕、墮胎等，但大量調查顯示，「守貞性教育」下，青少年更早發生性關係，無安全措施的性行為更多，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更高。相反，歐洲國家採取的是全面綜合的性教育，它的目標不是讓青少年「守貞」，更不是單純預防性病、艾滋病，而是讓青少年學習對自己和他人負責。結果，歐洲的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有的國家甚至接近於零。

方剛認為，目前在中國，無論中學還是大學，全面綜合的性教育接近於零。一些學校打著性教育的名義講幾節預防艾滋病的課，基本無助於預防艾滋病和性侵犯。原因就在於沒有把精力投注在如何增強青少年負責任的意識和能力上，而沒有對自己和他人負責任的意識和能力，便不可能在誘惑面前保持冷靜，即便知道不安全的性行為是有危險的，仍無法達成安全的性行為。

為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教育部曾要求各地落實初中學段6課時、高中學段4課時的預防艾滋病專題教育時間，確保高校每學年每名在校學生不少於1課時的預防艾滋病專題講座時間。方剛認為，這雖是進步，但實際效果可能並不如設想的那樣好。「不能把防艾教育和性教育畫等號。現在我們只介紹艾滋病傳播途徑和預防性侵犯方法，但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並不是性教育的全部。」方剛說。（文/ 健康報 記者 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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