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羅神父街的愛情故事

文 | 周成林

▍一

約會只能在外面。澳門北區黑沙環勝意樓的大陸勞工宿舍，六層頂樓，殘舊燠熱，兩房一廳住了六個人。我和肥仔住最小一間，大約十平米，擺了一張雙層鋼架床；不在床上，兩人幾乎轉不過身。

然而盡量收拾乾淨，包括床對面那個兩屜矮櫃。有晚，從樓下街邊的垃圾桶旁，我和肥仔把它抬上六樓。打開抽屜，很多蟑螂，黃褐瘦小，像有些廣東人；用開水淋，噴殺蟲劑，上面一層我裝書刊，下面一層肥仔放衣服。

物以類聚，老羅他們幾個住的房間大些，但也髒亂。共用的客廳、廚房和廁所，地上鋪的小格瓷磚到處黑污，洗碗池堵了半盆浮著菜渣的油水，馬桶一層黃垢，二手冰箱是蟑螂溫室：沒人想管，管了也沒用，自掃門前雪吧。

肥仔也是省城人，小我五六歲，也在工程師室。他是助理工程師，我是主管植叔的助理，成天翻譯香港總部「撲街」經理（即Project Manager，撲街是粵語罵人的話，跟project讀音相近，這是公司本地同事的刻薄語）轉過來的英文傳真：歐美客戶產品要求，工藝流程，技術規格。植叔不多言笑，沒到五十歲，廣州新移民，定居澳門十多年，不會英語。狹長的工程師室，植叔坐在最裡頭靠窗，我坐他前面（雖然慢慢成了大老闆Eric的文字秘書，這個位置我還是坐了好一陣）。

剛到澳門，過了短暫的工廠實習期，從樓上工場「空降」寫字樓，這是我在公司的第一個落腳處。鐵質的寫字檯漆成暗白色，桌上沒電話。從Eric另一個秘書敏思那裡（她是澳門人，齊耳短髮像婦女主任，眼鏡常常滑下鼻樑，是個老姑娘），我領了一支圓珠筆，一疊A4白紙，一本筆記簿，一瓶塗改液，一個文件打孔機，幾張塑料文件夾。做文員，需要的東西不是太多。

我感覺植叔不太喜歡我，但有Eric罩著，對我還客氣。每天，不像助理，更像勞動改造的犯人，我坐他前面，總覺一雙獄卒的眼睛盯著後背。他不吭聲，我也不敢吭聲。植叔和其他主管或本地職員閑下來，可以看看《東方日報》和《澳門日報》，聊聊馬經和六合彩，我和肥仔幾個大陸勞工，只能小老鼠一樣埋首文件，沒事也得裝著很忙。

除了大陸勞工低人一等，這也是「公司文化」。然而，常居香港的Eric只要來澳門，不論本地人還是大陸人，寫字樓誰也不敢看報紙或閑聊，大家都忙，或假裝忙。Eric一旦出去拜訪殖民地高官、駐澳的中方要員或本地工商名流，幾個高級職員就會去跟老姑娘敏思打聽：「老細幾時返香港？」敏思鼓起眼睛，從滑下鼻樑的眼鏡上方瞪著你：「暫時唔知。」也有皆大歡喜的答覆，像送瘟神：「下午就返香港。」只是，剛到工程師室那幾個月，不管老細在不在，我都像蹲監獄。

後來我知道，植叔更願意QC部（品管部）那個廈門妹來做助理。她跟肥仔差不多年紀，比我們這幫四川佬先來幾年，掛著職員廠牌（我的廠牌還是長工），不怎麼正眼看我們。她不漂亮，但耐看，長相有點東南亞，不怎麼化妝，一肩長發略微蓬鬆，額頭有點啵兒。肥仔說她有個男友從廈門去了菲律賓，她遲早也得移民；菲律賓不算好選擇，但也是移民。廈門妹的粵語講得很好，偶爾會來工程師室，跟植叔聊聊工作什麼的，順帶也跟另一個廈門勞工阿松說幾句閩南話；阿松是大陸勞工裡面唯一的工程師，跟廈門妹一樣，也是職員。跟我和肥仔不同，阿松偶爾可以翻翻報紙。

我到寫字樓不久，公司接了一個OEM（代工生產）大單，給美國一家公司生產工業用途的防毒面具。Eric在美國拿過工商管理博士，還在美國大學教過書，很看重這單生意；做了十多年玩具廠，這是他口口聲聲本地工業轉型一大突破口。美國客戶來了，總裁，帶著個子不高身軀肥大的項目經理阿Joe和幾個工程師。香港的「撲街」經理Alex也來了，年紀跟植叔差不多，一口流利的港式英語。Eric和「撲街」經理不可能一直陪著美國佬。澳門工廠沒幾個人講英語，接手防毒面具的阿松也說不了兩句。我和廈門妹（原來她會英語）給大家翻譯。然而，粵語還不熟練，技術英語聽得像坐飛機，我更像陪襯或學徒，帶著驚奇和妒意，看著廈門妹跟美國人談笑自如。

美國客戶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靚仔工程師，ABC（America Born Chinese），根本不會講中文。這是有生以來我見過的第一個ABC，膚色五官跟我同種，眼睛也是黑的。我很稀奇，暗暗盯著他看，但又隔了千山萬水。美國佬住在港澳碼頭附近的五星級文華東方酒店，那裡也是Eric每次來澳門的短暫居處。不用說，文華東方也跟北區黑沙環骯髒悶熱的勞工宿舍隔了千山萬水。生產防毒面具的前期準備順利，我跟著植叔等人，去文華東方的義大利餐廳跟阿Joe和ABC他們吃飯；廈門妹也在，和ABC出雙入對，好得有點不尋常，也讓我心羨；來澳門沒多久，我已明白大陸勞工移民無望，除非你嫁一個本地人或鬼佬。

美國佬在澳門大概十來天。他們走後，一切復歸正常。我繼續坐在植叔前面翻譯技術文件和客戶傳真（多半有關防毒面具），對著工程師室唯一的386電腦，抽空熟悉正體字辦公軟體（幸好有拼音輸入，我始終沒學會繁雜的倉頡輸入）。然而，從大陸把我招來澳門的Eric，對我一見鐘意，並非真的讓我只給植叔當助理。再過幾年，澳門就要「回歸」，本地工商名流想在未來政壇有所作為，更看重跟中方的關係。Eric需要一個「價廉物美」的大陸人，熟悉中方那套官式用語，幫他起草跟中方有關的信件和演講稿。我就是那個人。

▍二

過了大半年，從工程師室搬到寫字樓大堂，胸前掛上職員廠牌，座位靠近秘書組眼鏡滑下鼻樑的老姑娘敏思，我不再是植叔助理，而是大家公認的Eric的「文膽」了。我的辦公桌有了電話，有了一台專用的486電腦（Internet還沒出現）；Eric要我多多了解港澳台和大陸政經動向，上班時間我也可以大翻各類中英報刊了。儘管還跟肥仔他們住在黑沙環的勞工宿舍，我在公司的「地位」，已經超越所有大陸勞工（從工場到寫字樓，公司至少有六七百大陸勞工），超越坐我後面不遠的廈門妹；她也從QC部調到出口部，因為粵語好，英語不錯，主管李生讓她去跑船公司的貨運單和澳葡政府相關部門的文件單據。

大概那時，負責防毒面具的美國中年肥佬阿Joe，帶著兩個工程師和技師又來澳門，上次跟廈門妹出雙入對的ABC靚仔卻沒來。這一次，我在美國佬面前的表現有改觀，但依然不如廈門妹。她的燦爛笑容，她的流利粵語和英語，她的敏捷反應，她的善解人意，讓我像個獃頭獃腦的大陸悶包。

然而，因為工作，我和廈門妹多了接觸。她漸漸不再斜眼看我，反而常跟阿Joe開我玩笑，說起老姑娘敏思姐姐對我很好（雖然我和敏思全無化學反應），說起公司本地職員給我起的綽號：Prime Minister（Eric是港澳幾家工商機構和管理雜誌的執行主席，我負責給他打理文字，就像日理萬機的總理）。

應對客戶的能力不如她，但不知為啥，我沒爭強好勝，而是讓著她，甚至依賴她，暗中欣賞她的能幹。雖然兩個人都心高氣傲，我們似乎不再是彼此一大威脅；同是低人一等的大陸勞工，我們在澳門的苦樂相近，更無身份上的天差地別。再有，勞工宿舍睡我上鋪的肥仔，表面呆萌，很快討得公司幾個高級職員喜愛，跟廈門妹也熟絡起來，常跟她八卦我倆睡前聊些啥，怎麼嘲笑宿舍里老羅他們的邋遢慳吝。聽多了，她覺得有趣：不苟言笑的「總理」（Prime Minister），不僅愛看書，似乎也沒那麼呆板。

阿Joe和另外兩個美國佬要走了，請廈門妹和我吃葡國餐，又去酒吧喝酒，陪著美國佬從香港過來的「撲街」工程師阿琪也跟著去。那晚，我們在文華東方的lounge bar聽菲律賓樂隊唱歌，廈門妹點了Billy Joel的Piano Man；我倆聽的歌原來相近。

那是仲夏夜，正逢葡國一個節日，澳凼大橋海傍有盛大的焰火表演。煙花散盡，我們又去西灣澳督府旁的Sunny Club接著喝。阿Joe興緻高，喘著胖人粗氣，喝著雞尾酒，卷著舌頭，開著「總理」玩笑。廈門妹和我要了一杯加冰的Jack Daniel。靦腆的阿琪幾乎不說話，要麼結結巴巴，像個初出茅廬的大男生。自來澳門，我很少進酒吧了。嘆著Sunny Club飄著酒香的冷氣，聽著jukebox播放的葡國Fado，嗅著一旁廈門妹的縷縷體香，我真的不想回到沒有空調一股汗臭的黑沙環六樓：半夜，鋪了草席的床鋪還燙；凌晨兩三點，對面黃金商場門外的大型垃圾車總是把我吵醒。

回想幾次戀愛，似乎都從借書開始。阿Joe他們走後，廈門妹找我借書借雜誌了（我應該是澳門所有勞工最捨得買書的）。我和她往來更多，確切說，一開始，我和睡我上鋪的肥仔跟她往來更多。然而，三人聚會只能在外面。我們去水坑尾和板樟堂看電影：《七宗罪》和《神父同志》；去高士德路那家茶餐廳吃我們都愛吃的豉椒炒蜆；去葡京酒店玩老虎機；去新口岸逛日資百貨八佰伴；去三盞燈附近的東京唱片行買台灣新出的羅大佑CD。聽我和肥仔老說勝意樓勞工宿舍如何髒亂，廈門妹開玩笑，周末要來「總理」住處看看。我和肥仔當真了，回去商量怎麼招待客人。周末，我倆把自己的房間弄得整整齊齊，一起到佑漢街市採購，做好飯菜，擺在雙層鋼架床前的兩屜矮柜上，等著她來。

但她沒來。肥仔和我又失望又不好意思，周一見到她閉口不提。下了班，我們仍舊聚會，吃飯逛街。我察覺表面呆萌的肥仔有點喜歡她，但也感覺她喜歡的，既不是肥仔也不是我，而是她不時提到的那位ABC靚仔，他倆一直通信和電話。但我還是想跟廈門妹單獨見面，找借口和她又去Sunny Club喝加冰的Jack Daniel，她告訴我她想去美國念書（她的二姐已經嫁到美國），她和ABC怎麼要好。這不出奇，大陸女人總是比大陸男人更容易出去，雖然我內心沮喪。

聖誕快到了。我跟她提到中區俾利喇街的Talker Bar，那是葡國佬和本地鬼佬愛去的小酒吧，我倆都想去看看。周末傍晚，在勝意樓吃完飯，把肥仔搪塞掉（我和肥仔不僅同居一室，亦常出雙入對有如夫妻），我第一次坐上Talker Bar高高的圓凳，等著她來。這一次，她真來了，一件蓋過臀部的紅色寬鬆毛衣，對應一肩蓬鬆長發，有點啵兒的額頭髮亮，薄施脂粉。仍是加了冰的Jack Daniel，仍是jukebox點播的Billy Joel。Talker Bar的客人，我倆是唯一的大陸勞工，然而無人知曉；驕傲加自卑，我們羞於講遭人白眼的普通話，英語粵語混雜。

那晚，她繼續說起ABC靚仔，他們的關係好像出了問題，畢竟隔了千山萬水。她也告訴我，肥仔跟我八卦過的菲律賓男友，她跟他早已分手。這是暗示？還是跟朋友傾訴？似乎都有。不管在哪兒，尤其在這兒，好感加孤獨，讓人彼此靠近，一起喝一杯總比一個人喝一杯好，就像Billy Joel唱的那樣：Yes they『re sharing a drink they call loneliness，but it』s better than drinkin『 alone。夜深了，周圍是喝得微醺的葡國佬。有個鬼妹，身段性感，光頭，很沉醉，隨著jukebox的音樂起舞。我和廈門妹也暈了。接下來，則是俗套：我吻了她，她吻了我。

東搖西晃，手牽手，我倆走在凌晨的澳門街頭，從鬼佬和土生中產居多的中區，走回新移民和大陸勞工聚居的北區。我把她送到靠近關閘的台山屋邨，她在那裡租了單間，房東夫婦是福建新移民。我倆在電梯口擁抱，吻別。她沒邀我進電梯；這個俗套，顯然還不到時候。然後，我慢慢走回不遠的黑沙環，沿途幾幢工業大廈，燈火通明還在加班。勝意樓周遭，市街一股垃圾臭，老鼠在舊樓之間狹窄的巷道遊逛。勞工宿舍又臭又悶，肥仔和老羅他們還在呼呼大睡。

▍三

有晚，肥仔跟我們去了Talker Bar。他很開心，似乎蒙在鼓裡。身段性感的光頭鬼妹就在鄰桌吞雲吐霧。肥仔醉眼迷離望著光頭鬼妹，一臉呆萌，或貌似呆萌，把嘴湊到我的耳畔，用省城話悄悄說：「我想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我們依舊喝到凌晨兩點過。這一次，我和肥仔把廈門妹送到台山屋邨的電梯口。跟肥仔一起走回黑沙環，我暗自抱歉，因為肥仔似乎覺得他有機會。但他沒機會，他更不知道，有晚睡到半夜，我突然下樓，跑去對面黃金商場街邊的公用電話亭，給她打電話：「I love you.」

平安夜來了。約會還是只能在外面，只是原因不一樣：不能讓肥仔曉得。Talker Bar已是兩個勞工情侶的約會首選。我和她在jukebox點了好幾遍Elton John的Blue Eyes；我倆不約而同買了這位「樂壇姨媽」新出的情歌專輯。曲終人散，站在台山屋邨的人行高台，一隊報福音的本土天主教徒隱約穿行夜街；或許也是我倆福音？黎明前，露天的耳鬢廝磨中，我竟拉破蕾絲內褲。租她單間的福建新移民一家早已熟睡。踮起腳尖穿越暗黑客廳，門內一側的財神龕泛著微弱紅光。她的房間很小，但有空調，跟勝意樓一樣，也是雙層鐵架床，然而只有一個人睡，除了今晚。在沉默或低語中，喘息，戰慄，英語粵語混雜；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可憐的肥仔。Talker Bar繼續令他陶醉，或是故作呆萌自甘麻醉。那些有份好工作每晚來跟朋友喝一杯的土生葡國佬，那個肥仔想把手放她屁股上的光頭鬼妹，永遠不會也沒興趣知道，好幾次，這三個不時出現的中國人（澳門人？香港人？反正不可能是他們鄙視的大陸勞工），午夜喝完酒，兩男會做護花使者，繼續把一女送回台山屋邨。如同演戲，我和肥仔會跟她電梯口道別。往回走了一半，我會突然跟肥仔說，就像比我後來澳門的另一個四川勞工冷冰冰，跟你說話總是彎彎腰，神經兮兮：「我想再走一會兒。」肥仔也會彎彎腰：「您慢慢走。」然後，她會在樓下等我折回，我倆會一起進電梯，踮起腳尖穿越暗黑客廳，回到她有空調的房間。等天快亮，我會再度踮起腳尖，穿越無人的客廳，穿過街邊粥面檔熱騰騰的霧氣，像個心虛的偷歡者，回到黑沙環。

這樣的遊戲難以持久，雖然樂天的肥仔已經認命，習慣了三番五次我的夜半蒸發。有天一大早，福建佬夫婦和女兒在客廳喧嚷。穿越不再可能。她把我反鎖在沒有洗手間的房內，到了公司讓肥仔代我告病（肥仔終於成了同謀）。困在斗室，聽著客廳里鳥語一般的福建鄉下話，就著塑料水樽小便（幸好沒有更大危急），我在中午「脫險」。

那一陣子，我曾懼怕的植叔已經另謀高就，負責防毒面具的阿松也回了大陸。跟廈門妹上床前，因為黑沙環勝意樓住得實在難受（到了漫長夏天，夜裡更像火爐），也因留在澳門改變身份的前景暗淡，我寫了一封辭呈；Eric不願我走，讓廠長劉生再三勸說，給我加了薪，還說只要將來老細有所作為，我自然也有光明前景。光明前景有點遠，然而廈門妹也許就是意料之外的一大前景？雖然留下來也沒出路，但在這個即將「回歸」的殖民小城，暫時逃離我倆厭憎的另一片大陸，我們都想好好享受這段不期而至的二人時光；時空錯位，又有愛情，我們的短期憂慮其實不多。

為了不用每次都在外面約會，為了不再穿越「危機四伏」的客廳，只得另覓住處。臭烘烘亂糟糟的北區我們受夠了，滿街的本地和大陸打工妹打工仔，隨時有警察或便衣街頭查證（即使你有勞工證，他們看你的神情也讓人受不了）。在葡京酒店附近的南灣租房不現實，在土生葡國佬和本地中產居多的中區租房，稍微像樣的，光靠我倆薪水只會捉襟見肘。看來看去，中區雅廉坊街盡頭，靠近買菜方便的紅街市，離Talker Bar近，去公司只要十來分鐘路程，正好是北區和中區之間的「灰色地帶」，一棟五六層舊樓，二樓一隅隔成幾個狹窄單間，公用廚房在過道頂端，一個四五平米的死角。這條小街不長，沒啥商店，白天也很清靜，許是街對面有家天主教聖心女中，街名很好聽：羅神父街。

拖著行李箱，告別肥仔，告別空下來的半張雙層鋼架床，告別我和肥仔從街邊垃圾桶旁抬上來的那箇舊兩屜櫃，我從黑沙環搬到羅神父街。房間真的很小，十來平米，陳舊的日產窗式空調嵌入釘死的鐵窗，窗玻璃刷成暗綠，塗料不勻，室內很暗，空氣潮悶。一張大床和靠牆的衣櫃兼電視冰箱櫃佔了大部分空間，廁所和淋浴則像鴿子籠里的鴿子籠。我和她都懷疑這裡曾是港澳特色的「別墅」，不知多少舞女和恩客出入，在那張大床上翻雲覆雨。然而這裡暫時屬於我倆。因為借錢來澳門做勞工，我還在欠債。羅神父街最初的按金租金是她出的。但是會好的，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除了從小跟著祖母長大，這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跟年輕女人同居；羅神父街，也是有生以來我的第一個家：陌生又熟悉，局促又自然。你把自己的里外呈現給對方，反之亦然。從小到大，你覺得自己總算有了一個比較正常的私人空間，哪怕是在一個不正常也不長久的環境；第一次跟愛你的女人一起生活，你也愛她，會有一種虛幻而實在的安全感，彷彿可以永遠，可以互為命根。你用英文給她寫了一封短柬，把她譬為讓你渴望的oasis；她也用英文回你，darling you are my life。夜深，她在鴿子籠里沖涼，你靠在床頭聽羅大佑那首《家II》，你會聽得落淚：

每一次牽你的手，總是不敢看你的雙眼

轉開我暈眩的頭，是張不能不瀟洒的臉

給我個溫暖的家庭，給我個燃燒的愛情

讓我這出門的背影，有個找到了家的心情

然而日常生活，「愚蠢」卻得用心。我去高士德大馬路的惠康超市買了一本真皮的「行政人員」記事簿送她。而她有晚，住到羅神父街不過幾天，突然讓我換上一套英國牌子的暗藍睡衣，她一個人去新口岸的八佰伴買的，我生平的第一套睡衣。我們租了一個石油氣罐，就著過道盡頭狹小的「廚房」做飯（除了後來住進來的香港王太，這裡只有我們不時做飯）；她炸的紅蔥頭有股陌生的熗味，她突發奇想給我做的雞蛋omelette放了太多牛油。然後，我和她從迷你冰箱拿出兩罐喜力啤酒，邊喝邊看街角影音店租來的錄影帶，我倆喜歡的Almodovar，或是香港兩家公共英文台九點半的歐美電影；她在床頭靠著我，不施脂粉的額頭有點啵兒，有著台灣國語文藝片似的清新樸實：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同居男女，都有這樣的開頭，淺顯而又溫暖，可以一輩子？

我沒忘記肥仔，就像我送他的生日禮物，香港滾石的老狼CD所唱：睡我上鋪的兄弟。獨自躺在黑沙環半張雙層床的上鋪，每晚睡前，他可能還是翻翻樓下報紙檔那裡買的最新一期香港成人雜誌，聽著深圳電台午夜清談女主播的柔性嗓音入眠。肥仔是羅神父街唯一的客人，進門就直奔洗手間，鴿子籠中的鴿子籠，故作呆萌，端詳她晾在那裡來不及收的底褲。

那晚，我們三人坐在地板上喝啤酒，肥仔繼續八卦勝意樓的老羅他們又有什麼新的邋遢慳吝，肥仔也說他打算再做半年就回大陸，留在澳門沒出路，做勞工更沒前途；這是我們的共識，沒出路沒前途，但是我和她還可暫時相依。「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肥仔臨走前撒著嬌，借著酒勁。如同那次在Talker Bar，我陪他下樓，陪他在北區和中區的「灰色地帶」走了一截，彷彿這樣可以讓我心安，也讓他心安。最後，我倆繼續像冷冰冰那樣道別，彼此彎彎腰，神經兮兮。

【作者簡介】

周成林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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