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專訪｜真正的學者，從來不討好任何人

5月11日，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對易中天先生進行了專訪。易中天穿一件黑色T恤，往太師椅上一坐，神采飛揚，彷彿到了百家講壇的現場，侃侃而談，跟我們聊起了自2013年以來，開始創作的《易中天中華史》。

《廣州日報》記者：吳波、劉黎平

2013年5月2日，易中天老師在自己的新浪博客發表長篇的致讀者書，稱自己預備用5年時間，把中國歷史重新梳理一遍，「從女媧寫到鄧小平，寫出36卷本的《中華史》」。計劃從2013年開始，每季寫出兩卷本的《中華史》與讀者見面，在2018年出齊三十六卷本。

事實上，這是一個宏大的計劃，雖然，易中天老師作為一名知名的文學教授，有著相當好的學術素養和知識面。但是此次寫作，畢竟跨度長達數千年，要寫盡5000年中華文明，從上古到中古到近現代。所需要查閱的資料，思考的視野和格局，和單一領域單一時間段的研究，都有著本質的不同。

為此，易中天潛居於江南某小鎮，每天讀書寫作15個小時，算得上是嘔心瀝血。

易中天老師甚至將這部《中華史》視為「我一生最後也是唯一的做皮」。

但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歷史的拐點肯定不放過

從女媧到鄧小平，跨度幾十個世紀，每天發生這麼多事情，被記錄下來這麼多事情。那麼，寫中華史最大的問題來了，那就是選材。

「就是哪些說哪些不說。」在我們的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說。

五千年文明，——用易中天的寫法，是3700年文明，五千年文化。這麼多人，這麼多事兒，總不能什麼都寫吧。張三李四這些無名小輩都往書上寫，別說36卷本，三萬六千卷本也寫不完呀，這也是當易中天宣布自己準備寫中華史的時候，遭受諸多質疑的原因。所以必須有所篩選，並且要提高篩選標準。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一個想法，絕不求全責備，絕不面面俱到。例如，我想在糾結的一個事情，王陽明要不要寫。我寫了王陽明，我寫不寫李贄呢？如果王陽明和李贄都寫，不就變成思想史了嗎？」

王陽明是明中期的心學集大成者，和朱熹都是齊名的；李贄是明代末期的思想家，思想比較前沿，甚至於公開批判君主制。這些人雖然很偉大，對歷史的影響也著實很大，但在易中天老師的眼裡，他們可能還是夠不上寫入《中華史》的標準。

那麼對於易中天來說，標準是什麼？在我們採訪中，易中天老師告訴我們，是拐點。

「肯定的一條是，歷史的拐點肯定不放過。」什麼叫拐點，例如魏晉南北朝，胡漢開始融合，中國第一次出現南方和北方，名教禮治崩壞，人的個性全面釋放。相較於秦漢，這就是一個歷史拐點，是一種社會階層的大變革，也是社會思潮的大轉向。

易中天老師形容自己寫中華史是：「像新疆的坎兒井，下面一條河流是通的，水是通的，但是地面上的井是一個一個隔開的。」《易中天中華史》正是如此，從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流動來看，36卷本一定是一以貫之融會貫通的，但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又一個歷史拐點，那些象徵著社會大變化的事件，才能被寫出來。

用寫偵探小說的筆法寫《中華史》

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每個時代的歷史，都是寫給當代人看的。《史記》是寫給漢代人看得，《三國志》是寫給西晉的人看得。但嚴格來講，在今天，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是寫給現代人看的。

白話文運動之後，現代人的話語體系和古人的話語體系有著本質差別，包括紀年法都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續資治通鑒長編》，還是《續資治通鑒》，它所有的紀年，都是干支紀年。天干地支，甲子乙丑。熟悉的人知道，不熟悉的人就能完全不知道。」

為了讓現代讀者能夠讀得順暢，易中天老師還專門進行了轉換，把古人的紀年法，轉換成現代人熟悉的初一初二初三，十一十二十三，方便現代讀者閱讀。

為此，他還專門做了一個表，記載著歷史典籍上娜寫日子又發生了什麼事兒，然後進行排序，前前後後。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詳細解釋道：「例如甲子就是朔望，朔就是初一，然後你順著往下數，就數得出它是初幾了。然後這樣做出一個年表，你看得清來龍去脈，哪件事情發生在前面，哪件事情發生在後面，這樣才知道歷史的真相在哪。」

在筆法上，易中天老師採用的是偵探小說的筆法，這一方面源於他經常看偵探小說，另一方面，偵探小說最講邏輯，而邏輯，正是中國歷代歷史典籍中最缺乏的。這一點，他深有感觸。在我們的採訪中，他說：「我們這個民族，傳下的一個傳統，不太講邏輯，你會發現兩個問題，一不太講邏輯，二不太講證據，主要講立場。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先問你是哪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選邊，站隊，然後表達，表達都是情緒化的。」

這樣的傳統，在中國以往的歷史書籍中，都可以明顯看到。站隊比證據，比邏輯重要。易中天老師認為，邏輯和證據，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講邏輯，講證據，才能把歷史的真相擺出來，否則，寫出來的歷史就是御用歷史，沒什麼意義。故而在考證時，易中天老師也尤為慎重，「能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的，就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不能，就用古文字，如果一定要用歷史文獻作證據的話，一定要仔細甄別。」

當然，用現代化話語體系和偵探小說的筆法寫《中華史》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好處，那就是通俗便讀，真正的歷史，寫起來應該很有意思，讀起來，也應該很有意思。

不討好任何人，堅持自己的史觀

易中天老師有一次接受採訪談自己寫的《中華史》時說：「我不討好任何人。」既不媚於上，也不媚於大眾。不是說，上面的人要我怎麼寫，我就怎麼寫。也不是說下面的想看什麼，我就寫什麼。易中天寫《中華史》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擺脫眾人的羈絆，堅持根據事實得出自己的看法。

在我們的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講了幾個例子。

例如王安石變法，以前的人多支持司馬光，覺得司馬光的做法才是對的，王安石太沖了；現在的人多支持王安石，覺得司馬光太保守了。尤其是王安石說過的那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萬丈，熱血沸騰。相比之下，司馬光無疑保守多了。擱在現代，很多人支持王安石的理由正在於此，王安石敢幹，敢變。

但易中天老師不這麼看：「我認為一個執政者，不能有大無畏什麼都不怕的精神，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當時就說了，說皇上最怕的就是天命，因為皇權太大了，皇權是不受制約的，不受監督的。如果濫用起來怎麼得了呢？那麼大一個國家，權力那麼集中，他還怕個老天爺嗎？那你現在天命不足畏，是不是就是胡來呢？膽大妄為啊。」

再例如隋煬帝，在我們的意識里，對隋煬帝一貫持有批評態度，因為他太暴虐了，修運河，征高麗，自己也是窮奢極欲，老百姓沒法活。而易中天老師給的評價卻是這樣的八個字：「功德無量，勞民傷財。」

因為京杭大運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了太大的作用了，不僅是經濟層面，文化層面更甚，以前中國是沒有南北概念的，只有中央和四方的概念，中央就是中國，四方就是夷狄。南北概念是在南北朝之後才形成的。「而隋煬帝的京杭大運河的文化意志打通了南北，把南北打通了。」這就為後世唐太宗融合胡漢打下了基礎。「所以，這兩個人，隋煬帝和唐太宗，共同締造了後來的，這個盛唐氣象，打通南北，融合胡漢。」

採訪中，易中天老師強調：「我必須先去看史料，因為你不能先入為主，帶著這個結論去找材料，我的做法是，先把事實擺出來，再來討論。」這便是易中天老師所堅持的史觀。

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

《南方周末》在評價《易中天中華史》時，如此寫道：「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重新發現自己。打鐵還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這就是《易中天中華史》的任務。」

這本書從上古中華文明開源之始，下迄近代，跨度數千年，而寫成這樣一本書，除了堅實的學術素養，還需要多麼宏闊的眼光和胸懷。

古人寫史，是給古人看的，那麼今人的歷史在哪裡？幾乎沒有。所以我們很迫切需要一整由現代人寫的套梳理中華文明的中華史。

它必須足夠通俗，用現代話語體系寫就，沒有閱讀障礙；

它必須足夠有趣，文筆足夠優秀，能夠把歷史的血肉寫出來，插科打諢，令人不忍棄讀；

它也必須足夠有信服力，作者必須有足夠的學術修養，不會瞎扯，考證有力；

它也必須足夠寬容，擺脫意識形態的牽絆，擺脫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儘可能貼近歷史中每一個人物，寫出他們的正義與邪惡，自私與大局觀，還有對現實的妥協無奈；

它也必須有足夠大的視野，縱向深挖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橫向比較中外兩種文明體系差異。

在本次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採訪中，我們發現，上述所有要求，易中天老師的《易中天中華史》都達到了。

對於我們而言，出入五千年文明，懂得過往，方知未來，在新的認知層級上，以更大的胸懷視野和格局看待世界，便是歷史對於個人的價值所在。

圖文來源：國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