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專訪：我們喪失了對當下世界的把握感

專訪戴錦華 置死地而後生？

人類，可能正面臨危機或一個極為艱難的時段，我甚至不知道我們能否整體地安度這次前所未有的挑戰。當我說極為艱難的時候，我已經選用了我能想到的最溫和的修辭。——戴錦華

拒絕偶像，是我從大學階段開始的一種自我訓練。因為學校里的老師、同學、訪客身上都帶著太多光環，要麼是某個領域的泰斗，要麼在成為泰斗的路上，我剛從小地方來到大城市，大開眼界的同時，也備受震創，好像必須通過這種拒絕，來篩選周圍的聲音，也重新建立自我。也是一種傲氣吧。來自這所學校的基因，也來自自己的年輕，以為狂熱地追捧任何人都是一種愚蠢的、喪失自我的表現。

那時電視娛樂業剛剛興起，新的偶像橫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強度被製造出來。李宇春出現在時代周刊的封面，被視為中國轉型的符號，很快也來到我們的校園。媒體還在爭論娛樂明星進入最高學府的合理性，學生們已經把她團團圍住，和他們歡迎喬姆斯基、安德森等大學者來訪時差不多熱情。

我也在那些歡迎的人群里。但心裡仍暗自努力，拒絕那些受到擁戴的聲音。

這種努力最終在戴錦華面前宣告失敗。在知識的場域，她也是明星。在課堂或任何公開活動的現場，她像一顆轟鳴的行星，用語言和修辭製造出強大的重力，學生和聽眾圍在她身邊，向她提問，陪她抽煙，匯成一段小小的銀河系。與此同時，她保持著女性的魅力，配合高大的身材，穿及腳的長風衣、戴莊重的飾品，有時我會盯著看好一會兒——她是多麼懂得打扮自己。除了最受歡迎的電影課，她也講別的，比如當時正在進行的全球 60 年代研究，一段巨大的「青春期」敘事。切·格瓦拉、蒙面司令馬科斯……那些「行不可能之事」的「現實主義者」，曾是她的偶像，那一刻又通過她，把新的年輕的聽者和全世界的貧窮與不公聯繫在一起。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從戴老師身上獲得自己求知和審美的尺度，在閱讀中操練她的理論方法，像她在畢業典禮上說的那樣去生活——「探索生命的極限。」 21 世紀最初的幾年，變化還沒有這麼急切，烏托邦還響著回聲，追逐某種形而上的理念，似乎還有可能。理想主義還沒有變成一個壞詞。在這個意義上，我擁有了我的榜樣。「她」標示出一個可能的現實位置，同時超越了世俗化的價值系統，忠於那些日益艱難的公共道德和逐漸退場的人類理想。

隨後幾年，在資本與技術的推動下，變化陡然加劇， 20 世紀迅速被拋棄，攜帶著那些富有總體性、先鋒精神和血腥的偶像們，成為過時的遺產，成為封死的雕塑。而「自我」被實現出來，個人慾望成為最大的正義，每個人都開始展示自己。精英的特權在名義上隕落了——儘管實際上權力轉交給了另一部分精英，偶像的意義也被改寫，他們僅僅作為個人的延伸，成為徹底的觀看和模仿對象。世界像一座福柯意義上的動物園。

和這個過程（大眾與精英失聯）同步發生的是，我們的想像和實踐也失聯了。我們的言語求美，行動失真，我們批判別人，縱容自己，我們不斷索取，拒絕犧牲，我們慣於存異，放棄共識。我們任由潮流沖刷我們，還要向它送上光滑的右臉。這也是 20 世紀的債務吧。現代主義以來的理論工作高度抽象化、隱喻化，讓生活與藝術分開，最終丟失了生活。在 60 年代世界性的反叛運動中，人們也是因為局部社會的激進，忽視了生活本身強大的保守的慣性。

年輕時的戴錦華

戴錦華的軌跡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她進行政治經濟學轉型未果之後，她又回到了文化的戰場。在她結束了自己尋訪第三世界的全球旅行之後，她開始接受大眾媒體採訪，頻繁公共發言。她的個人選擇，再一次呼應了世界的結構，在知識瀕臨失效的時刻，對行動的呼喚是空前的。儘管此時，任何關於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想像，都會和當下簡單粗暴的生存法則產生倫理上的衝突，我走出校園之後的社會經驗，已經在理念之田投擲下許多懷疑。

理想還可能嗎？尋找反叛和另類力量的努力失敗了嗎？人性有什麼新的含義？共同體呢？現代性的歷史已經走了自身的極限？還有什麼新的思想資源？而作為個體，人生的極限又在哪裡？是愛嗎？還是革命？新的歷史主體在哪裡？

於是這次訪談才得以成立。放下對偶像的凝視，相信她也與我們同在困惑中，同時繼續尋找火把，等待走出洞穴。她重新講起墨西哥的薩帕塔運動。因為工作關係，我曾翻譯過約翰·伯格的一篇小文，記述他去拜訪馬科斯的經歷，他在文中寫到薩帕塔的主張，「只有對強者而言，歷史才是線性上升的，他們在當下總是處於巔峰。而對於底層來說，歷史只能在回溯過去和想像未來之間才能被解答，從而創造出新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在我們上空盤旋。伯格撰文之時，抵抗運動就已在危機之中，而戴老師告訴我，運動最後沒有毀於政府軍的大規模軍事圍剿，而是毀於政府對周邊區域都給予經濟援助，任它自生自滅。那些試圖重新聯結大眾與精英、把理念付諸實踐的行動，都逐漸偃旗息鼓，在新世紀的狂嘯中畫上句點。

戴錦華的辦公室在一片如同困局的建築之中，像在層巒的世界歷史中搭出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她拒絕對世界做出即刻的悲觀判斷，但近來的變化讓她第一次失去了對世界的把握感，也第一次接受「代溝」的存在。這位 20 世紀的信使，作為鬥士的偶像，或者說作為偶像的鬥士，無奈而深情地，選擇留在自己的世界。而她從各個層面展開的懷疑、辨析和警醒，都預示著，如果真正的變化到來，那將是整個認知範式和歷史結構的徹底轉型。

我們聊了許久，房間里只開了一盞檯燈，她一直添茶、抽煙，直到燕園的夜色在她身後漸漸弱下。煙霧和微光在屋子裡盤旋，後來我已幾乎看不清她的臉。而窗外黃昏凜然而至，彷彿還差那麼一點，就要傾覆一切了。

戴錦華

那個時代在他們離去之前已然落幕了

單讀：2016 年，我們一直在送別上個世紀的老人，卡斯特羅、陳映真、約翰·伯格、鮑曼等等，製造出一種終結的感覺，或者幻覺，背後好像是一場整體性的對 20 世紀的告別。 20 世紀也一直您研究中最重要的坐標之一，這些人物的去世，給您帶來了怎樣的震動？

戴錦華：坦率地說，痛，卻不是震動——是我開始變遲鈍了吧，畢竟我已經開始送別同代人。而對我自己，大概是五十歲時給自己定了個命題：「學會迎接死亡」。最早在村上春樹的書中讀到，不需要太年長，你就應該轉換頻道，開始學習迎接死亡。因為死亡是一件很難學習的事情，尤其是自己的死亡，也許是在這個意義上，死亡於我不再是一個突兀的題目。

但如此多特別的、在 20 世紀獨具意義的人物相繼離世，的確令人唏噓，但我個人並沒有體驗到強烈的震撼感。至少你剛才提到的幾位，卡斯特羅、陳映真和伯格，可能也包括鮑曼。他們的離去並非昔日那個大時代的落幕，那個時代在他們離去之前已然落幕了。他們死在自己的時代的終結之後，而他們呼喚的未來，尚在遠方。卡斯特羅、約翰·伯格和陳映真，他們都曾在 20 世紀，也在我個人生命中佔據過特殊的位置，但他們的死對我構成的不是直接的衝擊，而是追憶，是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哀悼回聲。我不是在說他們符號學的死亡先於生物學的死亡，而是相反，他們曾攜帶的符號學意義即使作為幽靈，也終將回返。他們在有生之年，都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秒鐘，他們身後，仍對今日主流社會傳遞著某種無名的威脅，但他們創造與標識的時代已消逝，或者說，早已遭到宣判甚至葬埋。

因為關注他們的死訊，也間接地關注了世界的反應。哀悼者滿懷悲情，哀悼中充滿了某種無力的憤懣，而歡呼者則集體表達了對歷史、或現實的淺薄無知，他們中的多數事實上並不真的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曾經做過什麼，他們的時代是怎樣的時代，他們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們基本上是在 20 世紀最後的勝利者的宣判書上獲知這些名字的，是以宣判那個時代的立場來認知這些人物。因此，我是這樣理解你的問題：我們如何記憶 20 世紀？如何記憶 20 世紀，始終是一個如何理解和想像 21 世紀、如何在 21 世紀生活和行動的問題。很有意思，這是一個關於過去的命題，也是我們當下的命題，進而是一個未來的命題。

單讀：在您的劃分中，對於20世紀的宣判，是在何時完成的?

戴錦華：20 世紀是個「短世紀」。因為19世紀綿延不休，「侵佔」了 20 世紀最初的十年，而作為一個特殊的世紀、「極端的年代」， 20 世紀伴隨 1989 — 1990 年冷戰終結，已然落幕。我可以知道宣判何時開始： 1973 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圍繞反戰的全球社會運動退潮，宣判已在醞釀之中。而 1980 年，以里根、撒切爾開啟全球新自由主義時代，審判已然開始。何時完成？我不以為他們真的可以「完成」，仍在進行中……對於 20 世紀後半葉至今，我自己大致有一個分類法：分為「冷戰」、「後冷戰」和「後冷戰之後」三個時期。

約翰·伯格

冷戰和後冷戰的區隔，並不絕對以全球冷戰終結——也就是 1989 年、 1990 年作為節點，比如對中國來說，我們實際上率先開啟了後冷戰時代。從改革開放開始，甚至再誇張一點，從 1973 年便已然開啟——我個人認為，「文革」終了於 1973 年，伴隨中美聯合聲明發表而來的是事實上的「改革開放」，引進設備，整個中國社會開始秩序重建，各種「砸碎」、停滯的機器再次啟動：大學局部恢復招生、各類期刊復刊、電影恢復生產……而 1990 年全球冷戰終結後，中國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處於「全球後冷戰的冷戰情境」之中。冷戰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文化特徵是意識形態對抗；而後冷戰的社會文化特徵，並非是這類意識形態對抗的消解，而是某種強化，通過審判失敗者，令勝利者的意識形態獲得普世價值。這才是所謂宣判 20 世紀的高潮。對我，後冷戰時代有兩個基本的特徵：一是整個世界沿著冷戰的地緣政治「邊境」重繪地圖，一是勝利者在將失敗者妖魔化的同時，瓜分戰利品。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是蘇聯解體——蘇聯成了「地圖上消失的名字」，另一邊則是歐洲的彌合與歐盟的出現。而歐盟的出現，準確地說是歐元的發行，同時意味著歐美之間在冷戰時期的戰略同盟關係開始出現裂隙。

而「後冷戰之後」，整個冷戰地緣政治格局完全改觀，世界基本上是在金融資本的秩序之下重組，這中間最重要的一個變數是中國崛起。中國崛起，中美開始形成某種新的制衡關係，以及金融海嘯的發生，不期然使得剛剛彌合的歐洲又開始呈現破裂趨勢。「後冷戰之後」另外一個重要特徵是，「全球化」不再是一個修辭，它在金融資本和新技術的意義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整合在一起，此時，資本主義不再具有它的外部，而在資本主義內部，也不再有值得關注的差異。這種局面是在五百年的現代歷史當中前所未有的，「後冷戰之後」改變了思考世界和思考中國的基本坐標。

再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卡斯特羅、約翰·伯格基本上是冷戰時代產生的標識性人物，而且他們代表的卻是一些冷戰結構無法闡釋的意義，比如古巴革命，它不是又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代表了一種蘇聯模式之外、亦不同於中國模式的革命可能性。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是所謂「20世紀的騎士」，象徵著一種奇蹟、精神、理想，或者說傳奇。約翰·伯格是非常典型的新左派美術史學家和藝術評論家，新左派原本就是冷戰結構當中的第三種力量，他們曾經在冷戰的整體結構之下代表著一種新的可能性和希望。但很有意思的是，冷戰結構中的第三種力量，事實上也隨著冷戰終結同時喪失了活力，你不得不正視，這第三種力量正是依託冷戰政治結構才獲得了力量和意義。

而陳映真作為一位左翼作家，作為一位在台灣白色恐怖之下的左翼思想家，也是原初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挺身抗暴的人。他的特殊之處在於，一是他的基督教背景，二是後來浮現出來的在統/獨關係中被顯影的角色意義。伴隨著整個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完成，始料未及地使台灣政治的掌控性力量變成了統/獨政治，就是說民主化進程並沒有使台灣的左翼力量得以浮現並且集結，相反，大部分為台獨勢力所吸納。在這個意義上說，陳映真不論是作為左翼還是作為統派，很快遭到邊緣化。這當然聯繫著中國經歷的錯位的後冷戰境況。陳映真的角色和位置，也是被這一特定參數所限定。他在北京離世，本身就含有痛楚、辛酸的味道在其中。

聯繫著 20 世紀討論鮑曼，對我來說，重要的參數是大屠殺、法西斯主義，以及相關論述在整個冷戰結構當中的位置。猶太大屠殺的符號化，恐怕要有另外一個龐大的思想、學術脈絡，但顯而易見，今天關於猶太大屠殺的議題日漸固化，也日漸淡化。說「固化」是因為大屠殺被鎖定為猶太大屠殺/種族滅絕。事實上，納粹集中營的一千一百餘萬的死難者中，有六百萬猶太人，而三百萬蘇軍戰俘，數百萬歐洲共產黨人（包括西班牙內戰流亡的共和黨人）、反法西斯戰士、同性戀者、吉普賽人……他們都淡去了，不再被提及、被討論。這一事實聯繫一個關於 20 世紀的、非常重要的線索，即在 20 世紀前半葉，一戰到二戰之間，包括其後，最重要的世界性衝突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對抗。抹除這一歷史線索，也就成就了關於冷戰時期「自由世界」的經典表述——將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列，將其表述為 20 世紀的災難之因——這一判斷在後冷戰階段成為世界性「知識」。而今天，猶太大屠殺則為諸如巴以問題、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中國和以色列的外交等問題所浸染，其自身的色彩愈加含糊。否則很難去想像《朗讀者》、《帝國的崩塌》這類的影片可以全球熱映，而幾乎未看到抵抗。如果說，僅只討論大屠殺，那麼鮑曼及其論述似乎已屬於過去，但如果認真回溯他的命題與論述起點：「現代性與大屠殺」；再聯繫他在中文世界引發關注的另一組命題：「工作、消費、新窮人」、「流動的世界」，那麼他不僅屬於當下，也屬於未來。因為今天世界最突出的問題，正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盛行，以及與其相隔一步之遙的法西斯主義的復活。而這背後，正是全球性的急劇的階級分化與固化。當特朗普當選更新了右翼民粹領袖的名單，我們只能說，鮑曼的命題不僅是當下的，而且是急迫的。因此，重複我的觀察：近期離開我們的20世紀的思想者與行動者，在其死亡之前便一遭宣判，而另一邊，與他們的死訊相伴隨的那種無知、輕薄的態度，本身已是清晰的現實預警。

齊格蒙·鮑曼

單讀：相比起冷戰到後冷戰的變化，「後冷戰之後」這個階段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上都異常快速的過程，這可能也是我剛才說到那種震驚的來源之一。突然之間，此前的問題都失效了，都被刷新，被忘記。這種加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戴錦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最大的結構性因素。另外便是這一次的技術革命。後冷戰之後，全球的非政治化過程，也被稱為後意識形態時代，同時伴隨著兩件事，一是在快速發生並且完成的社會分化和階級固化，全社會的上升空間整體封閉，而全球性的流動重合并含混了階級與種族的議題；一是社會整體性地喪失了反抗、變革的動力。非常有意思的是，二戰結束後，在西方世界內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也日漸壯大。今天，資本主義陷於低靡，世界整體抗衡性的力量也大幅喪失活力。

也許這是一個遇強則強的結構。二戰後的世界動蕩和革命活力，不僅源自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給出了反抗爭取變革的社會空間和可能，也是在於那時的全球反抗在結構上依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隨著 20 世紀終結，西方陣營不戰而勝，人類經歷了一次踐行理想的大挫敗。用德國導演施隆道夫的說法，冷戰終結，失敗的不僅是社會主義陣營，也是全球的抗衡力量或另類夢想。沒有了阻力，資本的輪盤才旋轉得如此高速，而被拋出輪盤的人們寂寂無聲。

另一個原因是新媒體。這無疑是本期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問題是它完全為資本養育、為資本掌控，「天然」親資本。於是，資本的無/跨國界流動，同時攜帶著它形構並不斷變幻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和生活內容。它在迅速地沖毀、重繪、變形的同時，封閉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因此，這輪技術革命快速重塑世界，「全然未經討論，幾乎未遭抵抗」。陡然獲得了「自由」與「自足」的宅男宅女們，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密度被綁縛在、或自我綁縛在空前巨大的全球系統與網路之上——儘管人們未必不知道，這系統是何其脆弱而且充滿漏洞。當然有更多、更複雜的因素，但資本巨大的、甚至無需人格化的力量的君臨，看似不再有任何另類的出路與選擇，無疑是其主要動因。

我們喪失了對當下世界的把握感

單讀：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就像您說的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變局，您個人是怎麼來應對的？表現在社會情緒上，我們會發現普遍蔓延的是種種的焦慮、無助和虛無。

戴錦華：可以說我沒有在情緒層面上受到衝擊，沒有感受到個人情緒的低落或無力。儘管近二十年來，「愁城困守」是某種左派的自況，「憂鬱症」正成為全球性的流行（精神）病——遠不僅「左派」。但二十年來，儘管經歷震蕩，經歷精神危機、甚至崩潰，經歷尋找新知識、新思想的挫敗，我一直在嘗試更積極的生命態度：我做，我心安。但近年來，我開始體驗著一種新的緊張，最強烈的感覺是，對當下、對世界，我們喪失了清晰的把握感。我當然不是在奢談或相信自己可以在思想上把握世界格局，但此前，我會階段性獲得一種把握感，我會嘗試建立自己思考的參數和坐標，形成自己的理解和預期。今天，這種清晰的喪失了把握感的認知，不是焦慮，而是一種不安。

迄今為止，人們仍習慣於參照既有的歷史來定位今天的現實，殊不知，一個如此真切的全球化的現實，一個不再有其外部的世界結構，是沒有任何先例可援引、可參照的。既有的坐標與參照大都老舊或失效。在沒有坐標的圖紙上，我們是否仍可能形繪、思考我們的世界？在這份不安深處，我無法肯定，自己所謂喪失把握感是否包含著某種自欺，是「沒有把握」？還是希望暫時擱置或者延宕自己的憂慮和警覺？我希望自己是「沒有把握」，而不是即刻對世界做出某種整體悲觀的判斷——是悲觀的判斷，而不是悲觀的情緒。某種漸漸清晰的認知不斷擾動我：我們——整個世界，誇張點說是人類，可能正面臨危機或一個極為艱難的時段，我甚至不知道我們能否整體地安度這次前所未有的挑戰。當我說極為艱難的時候，我已經選用了我能想到的最溫和的修辭。

最近我會比較多地談未來，談技術，談媒體。對我，這是嘗試直面的方式，而不是繼續規避。的確，新技術革命以鮮見的強度、深度地改變著人和人類社會。很久了，我們不再談論人類，作為一個社群，而不僅是一個種群。因為，今天我們的很多變化已然跨過了臨界點，關係著人類整體：核能源、人工智慧、器官移植、人工器官或「上傳大腦」。賽博格不再是科幻小說的想像， VR 應用帶來的不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庄生夢蝶，而是真與假界限的融化……那麼，何謂人？何謂人類？還是《美麗新世界》式的、被生物技術固化的阿爾法、貝塔、伽馬？或是生命常駐、青春永在的賽博格與肉體凡胎、速生速死的「普通人」？也是在今天，我們前所未有地難以談論「人類」。

儘管在全球化的現實中一切息息相關，儘管在緊密的鏈條上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當綁縛在全球化系統中的人們，已經分化到了如此程度，幾乎很難想像不同階序上人們能有共鳴、同感或同理心。我總喜歡舉這個例子：為蘋果手機的全球生產鏈所串聯起的非洲礦場當中的奴工、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和全球蘋果手機最新型號的消費者，他們之間是否可能相互認同？更可悲的是，也許，非洲奴工最高的夢想是成為中國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而富士康的工人最高的夢想是躋身中產階級，購買最新型的iPhone，而蘋果手機的使用者，事實上可能正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中堅力量。在不同的階序上，大家都處在某種困境或者絕望當中，但似乎，大家只能將希望的目光朝向上一個階序，而向上的階梯已不再為他打開。最近我談得較多的另一個問題是郭台銘、馬雲聯手斥資研發自動化機器人，其中一部機器人 Pepper （胡椒）即將投入市場，繼而是富士康一次性裁員六萬的新聞，讓富士康青年工人連環跳的難題一勞永逸地獲得了解決。但從非人的流水線上「解放」出來的工人會到哪裡去？社會安置、吸納他們的空間在哪裡？當新一輪全面自動化的技術進步開始，如何安置過剩勞動力？效率和效益進一步的增長是否註定伴隨著新的、向下的排斥？依照老人、窮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殘疾人或任何一種強勢-弱勢的階序依次排除？在（新）窮人的問題之外，可能是日漸嚴重的棄民問題。不僅關於富士康，也關於全世界。在發達國家，人工智慧所製造的失業衝擊，已大規模地波及白領階層。

有趣的是，這一話題在中國卻始終圍繞著棋類比賽，從年初的 AlphaGo 橫掃國際象棋高手到年末的 AlphaGo 化名 Master 「碾壓」圍棋冠軍，但真實的問題遠不只發生在這個層面上。 2016 年，作為媒體所謂的「人工智慧元年」，遠不只「人腦/機器腦」的比拼，而是對全球產業結構、勞動的位置、就業市場的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改變。我曾以「未來已至」為題做過演講，談的正是在很多意義上，我們已生活在科幻小說所想像的未來當中。然而，當我們歡呼想像變為現實的時候，人們似乎完全忘記了， 20 世紀的科幻寫作大多不出兩種慣例：一是，高科技的未來，在科幻作家的筆下是夢魘，他們的未來圖景同時是文明預警；另外一種所謂樂觀的「技術」篤信者，其敘事也大都包含著一個必須的預設：從今天到未來，人類難逃一場甚至不止一場大劫難，在那之後，人類才可能重建新文明。其中最典型的解決方案無外乎現代主義邏輯的延伸：星際殖民主義、開發外太空、星際移民等等，即使在阿西莫夫開啟的類似敘事中，地球大劫難也成為不可迴避的「段落」，儘管類似敘事為現代資本主義贏回了它在地球上已然窮盡的、無窮的外部。

我在討論未來的時候，最重要的參數在於我們還有沒有未來？我們正面臨著新的「逐鹿環球」的世界格局，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危機明確昭示著能源危機與的核能隱患的深度，朝鮮半島的緊張再度提示著戰爭、甚至是核戰的威脅……如果這有危言聳聽之嫌，退後一步，看我們今天切近的現實。一邊是嚴峻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固化，一邊是新技術革命的自動化、智能化過程，急劇地形成並擴大了結構性的棄民群體，它使得這一全球性的問題再次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但在今天世界的基本政治結構下，人類似矛盾無從解決，甚至沒有人嘗試正視或解決；這便是右翼民粹主義開始逐步蔓延的原因，因為很容易形成一種暴力性、排斥性的社會動員結構。而右翼民粹主義離法西斯主義僅只一步之遙。希望這一次我、我們懷抱的僅僅是憂患，我強烈地希望我的感知系統出錯，我希望在今天的世界上已有不一樣的社會政治結構在形成，已有別樣的可能性在準備和實踐之中，我將滿懷欣喜地擁抱任何一種否定和笑罵。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極為強烈地寄希望於我們自己能夠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包括 20 世紀的歷史當中，發現某種別樣的思路，最好是獲得別樣的資源，以便我們去嘗試引領或者開啟別樣的道路，嘗試去化解災難，將其延宕，無限期地延宕。不錯，這是一種「悲觀」的判斷，但我的「樂觀」在於我強烈地渴望去戰勝它，否定它。我想，這不是我在無病呻吟。早在 1990 年，樂黛雲老師舉辦《獨角獸與龍》——比較文學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我最心儀的義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也是最近離開了我們）出席會議，應邀閉幕致辭。我記得很清楚，演講是這樣結束的，他說，全世界的統治者都弄錯了，他們以為發生的是全球移民，但事實上，這是個大遷徙的時代，它正引發著人類未曾遭遇的問題。天下大亂了，朋友們，這是我從歐洲帶給你們的消息。

單讀：這個故事您在課堂上也講過。

戴錦華：是啊。最近再次憶起，是因為在阿蘇拉·勒奎恩（ Ursula K. LeGuin ）——一位我最喜愛的美國科幻小說女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被嚴肅文學界接受的科幻作家——的獲獎儀式上再次聽到了這個「壞消息」。還記得是尼爾·蓋曼為她頒獎，後者也是我鍾愛的作家之一。發表獲獎演說時，勒奎恩說，朋友們，苦難的時代就要到來了，你們有準備嗎？補充一句，勒奎恩是《道德經》的英譯者，在她的小說中，你可以讀到某種古典哲學的基調，和普通西方作家的思維結構頗為不同。事實上，女性科學家、思想家唐娜·哈拉維（ Donna J. Haraway ）也曾把她的作品推薦給我，以期「校正」我的「悲觀」。還不只埃柯和勒奎恩。一個月以前，法國攝影師、導演貝特朗帶著他的新片《人類》來北大。他是《鳥瞰地球》的攝影師，《家園》的導演、法蘭西學院歷史上第一位攝影師院士。在演講結束的時候，他的結束語是如此相似，他說：苦難的日子近了，大家要有所準備。我們知道，他談的是環境、能源、地球，也是他新片的主題：人類。有趣的是，演講結束後，回答同學提問時，他建議：找一個你們愛的工作，快樂地生活。他的重音放在「愛」上，你們「愛」的工作。在這個唯一信奉的價值是「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所謂「小時代」，甚至愛——愛好、熱愛、快樂也成了華而不實的奢侈，人們求做房奴、求做車奴、求做孩奴，唯恐求而不得，為此預支、「售罄」了自己的生命和未來——這是題外話了。不僅和貝特朗對話，看他的新片深深地震動了我，他和勒奎恩、哈拉維一起，再度提示我們一些簡單的基礎命題：人、人類。不僅是哲學與科學的：何謂人？而且是社會與政治的：何為人？今日地球上的七十億，有多少人有資格做人？有多少人過著人的生活？在「暫時坐穩的奴隸」、奴才，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選項之間，人的選擇何在？這些問題都已老邁，在今日的時尚中，顯得十足矯情、情懷黨……但也前所未有的真切。

機器人 Pepper

我們面臨的世界命題是新的，坐標與參數必須更新或重設。因為今日中國在全球體系中是近乎唯一的變數，因為平行於歐洲的、連續的中國歷史，因為這是唯一一個非西方的、為現代革命所造就的大國，因此我夢想，或者說熱切地希望，在新坐標中，能夠嘗試把中國文化變為一種內在的結構性因素，而不是一個角色扮演或替代。

單讀：您談到中國的崛起，以及重新從中國尋找資源。如果說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影響力已經開始顯現，比如特朗普專門會見了馬雲，但文化上似乎還沒有什麼真正的表現。如果要討論領導全球化進程的話，我們的可能性或者主張到底是什麼？

戴錦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是否由中國人來領導的問題。這裡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是我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它類似於女性參政是否一定不同於男性政治？太直接的例子是撒切爾夫人。對我，重要的不是是否有女性的政治領袖，而是她是否具有女性意識，而且從女性的生命史、被壓抑的女性歷史當中獲得並攜帶不同的資源，否則她的女性身份是沒有意義的。世界的中國領袖亦如此。由此引出其二，我完全相信中國的年輕一代當中會出現越來越多不同領域中的世界級人物，但他們準備好了嗎？他們是否不同？他們準備用什麼來引領世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藝術家、科學家獲得國際大獎，贏得世界性聲譽，他們並非近年來才寫成了這些作品、做出了這些成就，而是他們唯有在中國獲得了可見性，方才被世界看到。其中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的例子最有趣，令其獲獎的青蒿素的發現和提取，無疑出自 20 世紀 60 - 70 年代（基本重合於「文革」時期）國家的中西醫結合政策及其廣泛實踐。因此，對我說來，重要的不是中國產生了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而是她讓中醫藥體系得以顯影。這裡的中醫藥已不是它原初的存在——作為古中國文化中一個結構性層面，而是經過了 50 - 70 年代的歷史，經由了那個時期的政治結構所產生的中醫藥體系的現代性轉化，因此才能和西方現代醫學發生接觸和對話。

中國人能否攜帶和現代西方文明不一樣的資源、知識和想像進入世界，必然要求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再度叩訪。不要以為所謂中國的思想資源是既存的、自在的歷史知識，可以直接執行「拿來主義」。你可以伸手拿來，但如此獲得的中國知識難免無效——還是借用福柯吧：在前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文化間存在著知識型的區隔，這間或可以局部地解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籲請了近百年，仍只是一個願望和目標。中國傳統、中國文化、未來的中國資源，也並非「儒釋道」所能全面覆蓋，綿長而連續的中國歷史中包含了更為豐富也更為龐雜的思想與知識脈絡。重啟中國知識，不可能是信手拈來，不可能是充當時尚、流行的皮毛，更不是鬼魂西行、沉渣泛起。我們需要有高度的自覺和共識，這不僅是再度叩訪、發掘、重組，而且必須去創造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對話、對接的平台。這是急迫的議題，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得以完成。

到現在為止，整個中國經濟起飛的奇蹟，包括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中國業界、文化領袖，都不同程度地借重著這個因累積和偶然而造就的奇蹟。如果我們在經歷這一過程時，不同時創造文化躍遷或新的累積，相反只是一味的揮霍和消耗，尤其當奇蹟時段過去，中國的發展不再能提供那麼多奇蹟與契機，新一代起跳的踏板在哪裡？我以為，現在已不再是去討論中西文化異同的時候了，我們應該有餘裕、有自信，在人類的維度上探討中國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不僅是前現代中國，也是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我以為可能性確實存在，但類似的可能性不能僅僅在國別、國籍身份的層面上發生。如果意義僅僅建立在「中國人」的層面上，那麼就可能出現女性史、女權史上的悲劇回聲：當年無數女性——主要是女工，真的「拋頭顱灑熱血」去為婦女參政而鬥爭，最後成就的卻是鐵血首相撒切爾——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20世紀最後一場宗主國捍衛殖民地的侵略戰爭的發動者與勝利者（馬島戰爭），民主、人權的踐踏者（愛爾蘭共和軍的獄中絕食抗爭）。對我，這是某種身份與政治的寓言。中國人，不該僅僅是一種身份，而應該是不同的文化、視野、價值與路徑。

我已經在許多場合、多次談過我的判斷：我們正同時迎來現代文明沖頂（數碼轉型與生物學革命）和文明見頂（能源危機和環境災難）相遇的時刻。同時，在 20 世紀終結，馬克思主義遭遇漢娜·阿倫特之後，漢娜·阿倫特又遇到皮克提( Thomas Piketty )，全球性的核心問題由經濟問題的政治解決是否是 20 世紀歷史性的錯誤，轉換為，無法經由經濟手段解決的經濟問題，已然成了全球共同的政治問題。但面對如此變局，全球政治機構大都麻木不仁或束手無策。事實上，這場新技術革命正整體衝擊、甚至威脅著既有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當我們開始享有簡單的便利——手機支付的時候，我們大約不會想到我們正參與著由中國引領的非貨幣化過程。這一次，直接省略了信用經濟、信用卡階段，一步跨入了虛擬經濟，資本流動和速率即時達到無時差狀態。馬雲所標識的不僅是成功者神話，不僅是「中國夢的形象教材」，而且是金融資本、全球商業、貿易、物流系統的新形態。在新技術所負載的金融資本格局之下，經典的華爾街、證券交易所的場景大約已不必存在，資本的正以零時差、絕對數字的形態在全球涌動。北京街頭上，賣烤白薯的大爺都接受手機二維碼掃描付款，對不擁有智能手機的小販說來，非此，便不再有任何生計可言。我們正置身在這一過程中，巨大衝擊是在文明層面上發生的，已不再是僅針對某個國家、某種體制、某一種生活生產方式。再諸如 3D 列印到現在為止還只是一個噱頭，但它展示著可能性之一，資本、勞動、生產、消費都在急劇改變中。然而，迄今為止，這變化除了飛速加劇著貧富分化的速率，始終不曾為任何意義上的勞動者提供任何福利或紅利。當公司白領已十足的布波族（「波爾喬亞-波西米亞」）的姿態，上午十一點端著咖啡、牽著狗走進公司大門，同時意味著他可能夜裡四點鐘還聚在辦公室里「頭腦風暴」。極端諷刺的是，「駭客倫理」正作為資本主義精神之新教倫理的最新版本：自我約束，自我奴役，自我僱傭，甚至無需體製為你支付社會保險的成本。勞務公司的出現、勞務派遣制度，甚至「中介」了勞資關係，民工無處討薪，剝削已是冤無頭債無主。持續了僅兩個世紀的工運與共運、巴黎公社社員浴血鬥爭的成果——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保障已在這一新結構面前喪失了意義。在世界範圍內，工作時數甚至已經不再是勞動合同中必須的組成部分。

我說自己沒有受到情緒上的衝擊，因為我拒絕陷於無力、無助，拒絕時代的流行病：犬儒。我自己的生命曾不斷地、間歇性地陷於犬儒基調，在類似基調當中，最積極的態度也就是作壁上觀，關我何事，我是觀察者、描述者、記錄者，最多思考者。但今天嘗試做出更積極的回應，既然一切在變局中。因此我高度評價《雪國列車》，更多不是在電影藝術上，而是在社會文化上。在影片「老舊」的結局部分，我喜歡其中的對白，大意是：這兒有一扇門，因從未不打開，你就以為它是牆。加上我的理解，被牆圍住的地方一定有門，不過門可能鎖起或被銹住，也許打破了牆便是門，就像划去鏡子背面的塗料，它就會是窗。打破牆，你可以走出去，別人可以走進來，一扇窗便不是用來照見自己，而是可以望出去，與別人彼此看見。

▍本文經戴錦華教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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