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視角下的溥儀小朝廷文物流失問題

引言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宮博物院採用近代博物館陳列方法向公眾展覽紫禁城瑰寶，同時宣示了故宮文物的國有產權屬性，由此遏止了溥儀小朝廷時期故宮文物的嚴重流失問題，進入了系統保護、整理和陳列故宮文物的新階段。然而，故宮文物產權屬性的明晰和最終確定並非瞬間完成，而是與溥儀小朝廷糾結了12年之久。

模糊的產權關係

清帝遜位，小朝廷向民國臨時政府移交了全國統治權，同時對以紫禁城為核心的皇家財產做了不徹底的分割。這種財產分割只局限於對大型建築物的分割，如西苑、皇家祭壇廟宇和紫禁城，其中西苑成為大總統辦公和日常起居處所，紫禁城前半部分成為古物陳列所以及北洋政府舉行重大典禮活動如大總統就職儀式的場所。

由於沒有進行交接和簽署有效的契約，故宮文物在沒有明確產權歸屬的情況下，事實上被小朝廷所掌控。雖然《優待清室條件》（以下簡稱《優待條件》）明文規定「清帝私產由民國政府特別保護」，但對為數巨大的古玩字畫的產權歸屬，即究竟系公產還是小朝廷私產，卻沒有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約定，為日後故宮文物流失留下了很大漏洞。

小朝廷雖然沒有主動提出將故宮文物定為「私產」，但在小朝廷看來，宮廷古玩字畫是點綴皇家居室空間必不可少的陳設物品。小朝廷雖然放棄了對全國的統治權，卻沒有放棄復辟清王朝的圖謀，對喪失紫禁城的前三大殿尚且於心不甘，遑論向北洋政府拱手移交宮廷古玩字畫了。1924年，紫禁城內外已經風聲鶴唳，但小朝廷仍不放棄對故宮文物的據有。金梁曾向溥儀條陳：「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圖恢復為第一。恢復大計，旋轉乾坤，經緯萬端，當先保護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財產，以維財政。蓋必有以自養，然後有以自保，能自養自保，然後可密圖恢復。三者相連，本為一事，不能分也。」

當時，處於新舊交接的中國法律無法為解決故宮產權問題指明路徑。儘管產權是法學上的重要命題之一，但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實踐上，都無人提及故宮文物的產權問題。清末新政時期，雖然實行法制改革，改變了刑民不分的弊端。但是，由於當時皇權不可侵犯，清末法制改革自然不敢涉及宮廷珍寶的歸屬問題。北洋政府成立後，法律建設一時難以提上日程，北洋政府就暫時沿用清末新政時期頒布的法律。1912年3月11日，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暫行新刑律令》，規定「現任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以資遵守。」由於基本沿用晚清法律體系，人們自然無法找到解決故宮文物產權關係問題的相關法律依據。如何儘快恢復國內社會秩序乃是當時極為迫切的現實問題。後來國內局勢日趨動蕩，更是鮮有人顧及故宮文物產權之歸屬。

北洋政府對小朝廷實施的優待工作雖然安穩了清朝皇族，也使得辛亥革命期間一度失控的滿漢關係得以緩和，但留下了不少疏漏，不利於故宮文物產權關係問題的解決。

但《優待條件》也為北洋政府提供了收回故宮文物的依據。《優待條件》第一項第三款明文規定：「清帝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一旦此項規定得到落實，則北洋政府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收回故宮文物，免除日後糾紛不已的產權問題之爭了。因為，就實際情況而言，這批隨時可以搬移的文物實際上已與紫禁城建築不可分離。如果沒有陳設的珍貴文物，紫禁城徒有磚木石瓦結構，必然魅力頓減。但由於種種原因，小朝廷遷居頤和園的計劃遲遲未行，留居紫禁城的小朝廷依然在事實上佔有故宮文物。

正處於起步階段的近代文博事業尚難以承擔保護故宮文物的職責。早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張謇上書張之洞，提議成立「京師帝室博覽館」，讓公眾參觀宮廷收藏的古玩字畫，為此張謇希望皇室能將古玩字畫「廓然昭示大公」。自然，該提議在當時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1912年，剛剛北遷的臨時政府在國子監成立國立歷史博物館。但該館藏品極少，且保管條件極差。6月25日，魯迅在參觀國立歷史博物館後寫道：「午後視察國子監及學宮，見古銅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剝落，其一曾剜以為臼。中國人之於古物大率爾爾。」魯迅在留學日本期間，曾參觀過博物館，又諳熟中國歷史知識，自然不滿意這個草率開設的博物館。可見，在紫禁城外另闢館址保藏和陳列故宮文物絕非理想的保護途徑。

由此可見，當時尚不具備順利解決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問題的條件和時機。與產權歸屬問題相比，如何完整無損地保護故宮文物，避免發生歷史上因改朝換代而帶來的宮廷文物散失悲劇的發生，也是十分緊迫的問題。就當時情形而言，實行宮禁管理制度的小朝廷不失為理想的故宮文物保護者。

故宮文物的流失

賞賜是皇室帶有物化色彩的政治交易行為。帝王用賞賜物品的方式來換取貴族、臣工、平民或外國的擁戴或支持。溥儀曾多次將宮中物品賞賜遺老遺少和中外知名人士。依有關史料來看，這些賞賜大都是常見的古玩或比較貴重的生活用品，如扳指、如意、鼻煙壺、馬褂等，如溥儀曾將「帶膆貂褂一件」賞賜給其英文教師庄士敦。

饋贈也是小朝廷無償出讓故宮文物的一種形式。1919年，溥儀以父親載灃的名義，向張作霖饋贈《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和一對乾隆款的瓷瓶。這種饋贈的動機不外乎換取金錢或爭取外界的支持。在國外，小朝廷曾捐出故宮文物以賑濟災民：日本關東大地震發生後，小朝廷以溥儀名義向日本捐送價值30萬美元的古玩字畫，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代表大正天皇進宮致謝。雖然善舉可嘉，但卻造成了文物的流失，而且這種捐寶賑災的舉動更多是出於改善自身形象的動機。

小朝廷依然維持奢侈的皇家日常生活，北洋政府撥發的400萬元年度經費無法滿足浩大支出。財政困難的北洋政府也屢屢拖欠經費，更是加劇了小朝廷的財政危機。小朝廷不得不依賴公開變賣或典押故宮文物來維持財源。所幸的是，小朝廷對故宮文物的售賣和典押是通過規範的商業交易程序而進行的，留有比較可靠的商業記錄，為追回部分流失故宮文物提供了線索。1950年，新中國就成功地從香港贖回了被典押在銀行的《中秋帖》和《伯遠帖》。

混亂不堪的宮禁管理更是加劇了故宮文物的流失。一些太監和王公大臣與宮外的不良商人勾結，通過種種途徑將古玩字畫偷出紫禁城，加以變賣。溥儀從庄士敦那裡得知，地安門大街新開設了許多古玩店，「有的是太監開的，有的是內務府官員或者官員的親戚開的」。

盜賣故宮文物現象引起了小朝廷的擔憂。1923年，溥儀下令清點紫禁城文物。結果，故宮文物損失情況大大超出了溥儀等人的估計。溥儀回憶稱：「毓慶宮的庫房門鎖給人砸掉了，乾清宮的後窗戶給人打開了。事情越來越不像話，我剛買的大鑽石也不見了。」小朝廷沿用傳統的懲戒手段整肅宮禁，懲辦失職太監。為此，太妃曾下令會審當事太監，甚至動了肉刑。但此次清點和整肅非但沒有收到遏制內外勾結盜賣文物的效果，反而造成一場災難。6月27日夜，建福宮發生大火，主體建築物化為一片焦土。

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問題的凸顯

故宮文物的流失自然無法避開社會輿論。社會各界普遍擔憂故宮文物的安危，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問題也迅速凸顯出來。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曾試圖通過建立博物館的方式來挽救宮廷文物。1914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前朝部分的武英殿和文華殿設立「古物陳列所」，從盛京行宮（即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徵集和調撥來的宮廷文物，集中陳列於古物陳列所。在籌建過程中，北洋政府比較重視爭取小朝廷的配合，由內務部任命前熱河都統治格任古物陳列所所長。由於小朝廷已經無法有效控制盛京和承德這兩處遠離京城的行宮，就未做抵制。據統計，從熱河行宮和各園林運來的文物數量是117700件，從盛京行宮運來文物是114600件。

與前述國立歷史博物館一樣，這個古物陳列所的社會效果也不理想。由於古物陳列所只是簡單陳設古玩字畫，不注意分類，陳列無序，而且既無文字說明，又無解說人員。在一些學者看來，古物陳列所「殆如骨董店耳」。

而且，古物陳列所沒有起到推動故宮文物收歸國有進程的作用。北洋政府是以出價收購的方式來調撥這批文物，但是所需款項巨大，無法一次性支付。為此，北洋政府和小朝廷約定，這批文物以清室暫時出借的名義，由古物陳列所展覽，待北洋政府財政狀況好轉後，再行支付收購款項。如果此議得到落實，這種商業交易形式下的文物產權國有化也不失為可行之道。但北洋政府財力維艱，未能最終支付陳列所收藏文物的收購款，而小朝廷也礙於情面，更懾於北洋政府的強勢地位，沒有強行收回古物陳列所的文物。實際上，北洋政府以爽約的方式無償從承德和瀋陽徵集了清宮文物。自然，這種情形不能不嚴重挫傷小朝廷主動向北洋政府移交故宮文物的積極性。因此，成立古物陳列所的舉措仍未根本改變小朝廷控制絕大多數故宮文物的狀況。

1923年6月的建福宮大火事件加重了社會各界對小朝廷護寶能力的質疑，火災後的次日，《京報》刊登了一篇措辭極為激烈的文章。

自清帝退位之日起，一切主權已移於民國，則今番千萬以上之損失，實民國國家所有之財產也。非但物質上橫遭暴殄，而與歷史有關之古物盡付一炬，則尤為堪痛也。因清室不肯遽行遷讓之故，使民國所應保存者皆葬送於咸陽焦土之中，其責任應誰負之？此豈可以勿問哉。宜速將溥儀及其家族為適當之處置，以杜將來禍源，而正中外觀聽。

社會各界大都認為故宮文物應當歸國家所有。1923年9月26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發布公函，強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故宮文物，處置盜賣行為。

1923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憲法》（又稱《雙十憲法》）頒布，其中第5章第24條第13項規定，「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由國家立法並執行，或令地方執行。由此，關於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和日後的處理就有了法律依據。一些國會議員就行使憲法規定的權利，要求北洋政府處理故宮文物流失問題。

5月3日，「賄選總統」曹錕下令與小朝廷協商解決保管故宮文物的問題。馮玉祥、顏惠慶、薛篤弼和程克等十人受任為保存國有古物委員，會同清室所派人員共同籌劃保管辦法。5月5日，在時任內務部總長程克的宅中召開保存國有古物討論會，討論保管辦法。

由於第二次直奉戰爭即將爆發，北京內外形勢極為緊張，北洋政府與小朝廷就解決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問題的協商被迫擱淺。

故宮文物國有產權屬性的確立與博物院的成立

1924年北京政變的發生，使得小朝廷的合法地位戛然而止，讓民眾懸疑數年的故宮文物產權歸屬問題也通過強制手段得以解決。北洋政府單方面修改了《優待條件》，其中規定：「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就在鹿鍾麟驅逐溥儀一行的次日，北京《晨報》就以《溥儀昨日遷出皇宮，可注意清室古物之保存》為題，刊發文章，提請公眾關注故宮文物的保存問題。

其時，社會上傳有馮玉祥和鹿鍾麟私下侵吞故宮文物的謠言——勝利者入宮，將前朝宮廷珍寶據為己有是歷史上改朝換代時的必演劇目。為此，反對修改優待條件的胡適致函當時的攝政內閣外交部部長：「清宮故物應由民國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辦法，由國家宣布為『國寶』，永遠保存，切不可任軍人政客趁火打劫。」

1924年11月，北洋政府以當時尚在軟禁中的大總統曹錕的名義，發布將紫禁城充作博物館的大總統令：「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布施行，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

11月25日，財產整理委員會就接收清室財產之事，致函內務部禮俗司：「清室取消帝號，出居宮外，所有遺產已由善後委員會分別處理。惟清室古物，與歷史文化美術有極大關係，本部有保存古物之責，理應接收。且內務府所屬之地畝、房產均系官產，亦應由本部管理，可由主官司擬定籌辦博物館章程暨接收官產辦法，繕具議案，提出閣議議決。」

胡適曾提議由北洋政府出資補償已經出宮的溥儀等人，儘管胡適此議頗受訾議，被人指責為袒護清室。然而，此議並非毫無積極意義，因為作價補償既是對溥儀等人今後生活的資助，也是延續籌建古物陳列所時所蘊含的產權有償轉讓的思路，有助於鼓勵溥儀等人贖回已經典押在外的故宮文物。但在當時幾乎眾口一詞的反對下，非但對前小朝廷成員未做任何獎勵，連承諾發放的50萬元年經費也在無形中被取消了。自然，這種情形加重了溥儀等人對北洋政府的仇視。所幸溥儀等人的復辟活動對故宮博物院的運作並未造成危害。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通過了《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決定在紫禁城設立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設立董事委員會，由嚴修、盧永祥、蔡元培等21名董事組成，董事委員會下還設有理事，理事分別是李煜瀛、黃郛、鹿鍾麟、易培基等。細察董事會和理事會的人員構成，沒有一人是前小朝廷成員，可見，即將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徹底斷絕了與溥儀等人的關係。

至此，故宮文物由小朝廷私產變為民國所有，故宮博物院的成立使得故宮文物的國有產權屬性被固化。

結語

平心而論，小朝廷雖然對於故宮文物流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在戰亂頻仍，甚至京郊楊村和長辛店也未能免遭軍閥戰火的北洋時代，小朝廷對故宮文物的佔有客觀上避免了外界局勢動蕩和戰爭的破壞，為日後移交北洋政府提供了比較好的基礎，自然也為故宮學的發展保存了豐富的資料。而且，小朝廷對太監盜竊文物現象也有所制止。溥儀下令遣散大部分太監就是出於杜絕太監盜竊文物，並挽回建福宮大火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的考慮。同時，自建博物館以保護文物的計劃也在小朝廷中有所醞釀。

簡言之，小朝廷在守護故宮文物的作用方面，既有消極的一面（在可控範圍之內），也有積極的一面，其積極的一面應當得到肯定。如果北洋政府適時引導，並予以資助，假以時日，小朝廷轉變觀念，致力於護寶，並非沒有可能。只是小朝廷與北洋政府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已經無法把這種可能上升為現實了。

故宮博物院的成立以物質形態明確了故宮文物的國有產權屬性。無論是在顛沛流離的抗戰搬遷途中，還是因為內戰而造成的分離於海峽兩岸的狀況，都沒有改變故宮文物國家所有的產權屬性。海峽兩岸故宮博物院都視護守珍寶為自己的職責，這不能不歸功於故宮博物院這一牢固的外在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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