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化」「殖民」與「帝國」的爭論

摘自《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如何重新理解「漢化」？一說到「漢化」，有的歐美學者會很反感。最具有標誌性的，當然是羅友枝關於清朝「漢化」的論點。

在1996年夏威夷舉行的全美亞洲年會上，羅友枝以前任會長身份發表演講《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這篇演講中，她提及何炳棣有關清朝成功統治中國是由於「漢化」的說法。

她批評說，這是20世紀中國的漢族民族主義者的中國歷史詮釋，因此「去除『漢化』理論將成為今後一段時間中國歷史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她呼籲「重新評價許多統治過中國的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貢獻」。

「漢化」的說法確實有很多問題。不過，以上爭論多少有些「失焦」，因為「漢化」並不僅僅涉及清朝的統治是否以及如何成功，也不僅僅涉及滿族統治精英的文化認同。

事實上，這不僅是一個政治史或制度史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史或社會史問題，「漢化」涉及這個帝國的疆域、族群、社會和文化的變遷。

我們理解，西方學者批評「漢化」論，往往是基於捍衛多元文化合理性的自由主義立場。他們認為，中國學者常常不自覺地把「漢／中國」的文化當作普世文明，而把其他族群的文化當作需要改造的特殊文明（落後文明）。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不把「漢化」當作帝國的統治策略，也不把「漢化」看成是某一個族群文明的勝利，而只是視為一種曾經在社會史和文化史上發生過的現象，那麼，完全否認「漢化」是否也有一點兒矯枉過正？

確實，在傳統帝國時代，很多士大夫把漢族文化當作「普世文明」，有了這種「文明」才能建立理想「秩序」，因而使異族文明化，不僅是國家、官僚，也是士紳以及讀書人的責任。

在歷史文獻中，有關異族被「漢化」的資料也確實很多。其實，從漢代文翁「化蜀」到宋代王安石「一道德，同風俗」的歷史就可以看出，「毀淫祠，興學校」「崇禮儀，嚴名分」「讀經典，興科舉」等做法，既是傳統官僚士大夫覺得絕對應當遵循的文化舉措，也是歷代朝廷大力支持的政治策略，它確實曾經使得很多原本並非漢族的地區，文化發生了改變。

從社會史或文化史上看，這無疑是極重要的轉變。這是兩千年歷史中士大夫官僚們一以貫之的策略。

明清兩代的西南改造，大體上還是這一方式。從這一點來看，「漢化」論是不是也有一點點道理？

一方面當然有血與火，有殘酷的征服，才把西南各民族逐漸納入帝國版圖、當作政府管轄下的編戶齊民。

但另一方面在清帝國推動的「化生為熟」過程中，官員與士大夫也在強調男耕女織、識字守法、婚喪禮儀這樣的一些來自漢文化的生活習慣，也恰恰是「漢化」，即在推廣漢族風俗當作文明標準，來改造、馴服和想像那些邊陲民族。

清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嗎？

最近二三十年里，由於全球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大潮流，相當多的歐美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對中國史相當有挑戰性的說法：東方的大清帝國對邊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國的對外政策是一樣的。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都是「近代早期」特別是18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

清帝國對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嗎？對西南的改土歸流是「殖民」嗎？如果我們不在價值意義上評論「殖民」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把「殖民」當作一個全球史過程，似乎這也無可非議。

那麼，清帝國「殖民」說有沒有道理呢？它與「漢化」說一樣，一半有道理，一半沒有道理。

為什麼說一半有道理呢？因為，這裡確實有可以引起我們反思的死角。18世紀前後，世界上各個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18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恰恰在擴張的巔峰狀態中。

古代中華帝國的疆域不斷移動與變化，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時期還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國」，更不必說收縮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繼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內」。

清代把西域拓為「新疆」，在雲貴「改土歸流」，帝國在邊緣族群的地區派駐軍隊，設置機構和官員，大量興辦學校，徵收齊民的賦稅，使這些地方逐漸「從異域到舊疆」。在全球史上來看，確實也可以稱之為「殖民事業」。

新疆古稱西域，西域一詞特指新疆地域範圍從古代一直延續至清朝中期乾隆帝統治時期。乾隆（公元1736～1796年）時期，將最後由自己所確立的清政府統治的地區稱為新疆。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後，力主在天山南北建省，他在給清朝皇帝的奏摺中稱新疆是「他族逼處，故土新歸」。1884年新疆建省，正式定名新疆省。

為什麼我說「殖民」這個說法還有一半沒道理呢？這是因為當歷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被來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發某種誤解，覺得清王朝對於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國家對亞非拉的殖民，無論性質、目的與方式都一樣。

之所以我不能無條件接受「殖民」這個概念，是因為我無法簡單地把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齊觀。以歐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來跟中國明清改土歸流進行對比，要看到有三個不同。

第一，是跳出本土遠征海外，還是從中心向邊緣的逐漸擴大。

第二，是為了掠奪資源，還是納入帝國。

第三，是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異質性，還是要逐漸用漢文化把蠻夷同質化。

我很贊成西方學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歷史確實有相似相近之處，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學者也許應當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別。

何謂「帝國」？歷史上中國何時是帝國？2013年5月，歐立德教授在中國復旦大學進行演講時曾提出有關傳統中國是否「帝國」的問題，在這一演講中，他不贊成把歷代王朝的中國都籠統地稱為「帝國」。

雖然歐立德沒有明說，我個人猜測，作為一個清史研究者，他大概會特彆強調一個與傳統中國不同的清代，由於清帝國並非一個像宋明那樣的漢族國家，它疆域廣大、文化多元、族群複雜，所以更應當稱為「帝國」。

可是，由於歐立德這篇演講常常引用歐洲文獻來證明，很晚歐洲才把中國稱為「帝國」，更晚中國則自己把自己稱為「帝國」，這就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反駁，他們也從歐洲文獻中引經據典，反對中國被稱為「帝國」很晚的說法，這樣一來，似乎焦點引向了有關中國稱為「帝國」的概念史。

我的看法很簡單，名實之間，先應當看「實」。關於傳統中國是不是一個「帝國」，不必先糾纏命名或概念，應當著重觀察歷史。儘管秦漢以來奠定了傳統漢族中國政治—文化核心區域的基本輪廓，但秦漢以來的各個王朝，仍往往試圖超越漢族中國的核心區域，只要王朝力所能及，它也還是會逐漸滋蔓延伸，開疆拓土。

詹姆斯·布賴斯在描述中世紀帝國的時候曾經歸納過「帝國」的三個要素，「第一個同時也是比較而言最不重要的原則是：國家作為一個君主國而存在。第二個是神聖國家的範圍和神聖教會的範圍完全吻合……第三個是它的世界性」，這當然說的是歐洲的情況，但大體上也符合東方世界。

如果說，由不受制度約束，具有神聖光環、軍事和政治權力的皇帝管轄，龐大而沒有邊界並時時表現出向外膨脹趨勢，並由不同形式不同制度管理多個族群、不同區域與異質文化，這就是「帝國」的話，那麼，即使在清代之前的「中國」，也有眾多族群、廣大地域和多樣文化。

因此，這個中國無論王朝是漢、唐還是宋、明，當然都可以算作「帝國」。

可是，我也贊成這個看法，就是比起漢唐宋明來，蒙元特別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更像是一個「帝國」。因為，在大清帝國疆域內，前面所說的這種帝國多元性與複雜性表現得格外明顯：

其一，帝國內有由六部管理的十八省，它是延續傳統中國郡縣制的道府州縣等行政以及法律、賦稅、戶籍等制度，加上八旗駐防的方式來管理的。其二，帝國內還有理藩院，理藩院管理蒙古、青海、西藏和回部。其三，在大清帝國的龍興之地滿洲，則又採取與內地略有不同的制度。

當我們用全球史視野，把歐洲、亞洲都放在早期現代世界歷史進程中來觀看，就不會把清王朝的歷史看成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二十四史之後的一個王朝史，也許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此起彼伏、交錯往複的圖景。

我想，這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當疆域最大化的大清帝國在亞洲東部、中部進入征服的巔峰狀態的18世紀中葉，世界上其他帝國也此起彼伏。

不幸的是，在後一個世紀的各個帝國的競爭與衝突中，大清帝國成為失敗者，漸漸成為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欺負的弱國。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過去幾千年即秦漢唐宋元明以及衰落之前的大清，不是一個具有「帝國主義傾向」的帝國。

我們生活在當代，免不了後見之明，即站在當代回看歷史；也免不了循名責實，用現代概念重新定義「中國」。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有這種意識，也就是當現代概念遭遇歷史事實，所有現代概念在歷史面前都會顯得太簡單，而歷史一旦被現代概念敘述，它就會模糊或衝突起來。當我們面對「概念」之爭的時候，其實，不妨先回到「歷史」。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原文載《復旦學報》2016年第6期，原文約1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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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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