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經濟對清帝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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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研究19世紀中英關係史的學者，幾乎完全一致地認為，英國之所以對鴉片貿易鍾愛有加、特別重視，是因為鴉片貿易是英國維持與亞洲乃至全球貿易的基礎。這已經是學術界的共識。但問題的另一面，學術界關注卻不是太多。

在19世紀後期，實際上不僅清政府，而且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也是嚴重地患上了「鴉片依賴症」。

這一點頗讓人難堪和費解，但我們只有深刻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認識為何鴉片毒害中國人如此之深、如此之久，也才能真正認識清政府為何在禁與弛之間搖擺不定，甚至明禁暗縱，最後索性將鴉片貿易視為合法並公開徵稅。

清帝國對鴉片經濟的依賴在鴉片政策問題上，清政府經歷了一個否定一肯定一否定的過程。

第一個過程，清政府嚴禁鴉片，結果導致中英衝突，中國社會經歷了19世紀以來的第一次大震蕩。

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標誌進入第二個過程，既然鴉片不能禁止，清政府索性放開，不僅允許鴉片進口，而且默許國內自產鴉片，這是造成鴉片深重災難的一個直接原因。

第三個過程，在清王朝即將謝幕前夕，清政府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即開始全面禁止鴉片的生產、銷售和吸食。

中國自古有罌粟種植，但19世紀以前皆為花卉欣賞、藥材或正常食用之目的。用於吸食鴉片的罌粟大規模種植開始於19世紀以後，大約在19世紀20年代。

多種因素促使農民擴大罌粟種植面積，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種植罌粟能獲得相對較高的經濟回報，用以維持生計以及繳納政府稅收和地主地租；其背後最重要的推動因素則是，經過清前中期一百多年和平環境下的休養生息，人口數量增加迅猛，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漸嚴重，人們為了增加收益，往往選擇收益最高的經濟作物。

如果只從農民的現實處境而不是從所謂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農民選擇種植罌粟、茶葉、棉花等經濟作物是正確選擇，因為只有這些經濟作物能帶給他們較多的經濟收入。

鴉片又叫阿片，俗稱大煙，源於罌粟植物蒴果，鴉片是用罌粟果的汁烘乾製成。公元七八世紀的時候，罌粟作為藥材從印度等地傳入中國，中國人把「阿」音又發成了「鴉」音。從此，在中國就有了「鴉片（或雅片）一詞。目前鴉片在藥物中仍有應用，如阿片粉、阿片片、復方桔梗散、托氏散、阿桔片等，主要用於鎮咳、止瀉等。（圖為罌粟花）

相對於普通糧食作物，農民種植罌粟有三大優勢。

一是單位面積的相對收益高，對廣大農民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二是罌粟種植勞動密集，可吸納大量剩餘勞動力，與其他作物相比，種植罌粟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

三是罌粟種植有利農時，罌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長期短，秋種春收，播種時間晚而收穫時間早，避開了農忙季節，有利於農時安排。

此外，罌粟這種作物全身是寶，其汁液可以製作鴉片，煙籽可以榨油，葉子可以餵豬，桿莖可做燃料，粟殼可做藥物，等等。另外，國產鴉片由於價格低於進口鴉片，市場銷路好等因素，都是農民樂意種植的深刻的經濟原因。

尤其到19世紀後半期，因為印度、美洲原棉進口以及西方工業品的衝擊，中國的棉花種植、家庭紡織等受到嚴重影響，中國農民生存狀況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選擇罌粟種植是必然之舉。

當然，罌粟種植對農民的這種誘惑需要客觀分析。

從短期看，罌粟種植給農民帶來了實際的利益，增加了農家收入；但是從長遠眼光來看，罌粟種植則不僅沒有改變廣大農民嚴酷的生活環境，反而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悲慘。

其一，因種植罌粟而染上鴉片癮的農民越來越多，使他們陷入更加困苦甚至萬劫不復的生存狀態。

其二，因種植罌粟而佔用大量耕地，糧食產量受到很大影響，這是造成19世紀中後期經常性大饑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世紀，清帝國範圍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受到了鴉片經濟的影響。不僅廣大農村地區深受影響，而且各主要貿易港口和中心也深受影響。

早在19世紀前半期，鴉片貿易就是香港的生存基礎，因為早期的香港除了作為英屬印度通過各種渠道銷往中國的鴉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貿易。

據學者研究，到19世紀40年代末期，印度所產鴉片的四分之三都要運經香港再轉賣到內地。

上海自1843年開埠後，很快成為進口鴉片的重要口岸。在19世紀後半期，上海成為鴉片最大的進口口岸、最大的轉運口岸和最大的消費口岸。

乾隆中期以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來說比較好。從乾隆後期起，政府的財政收入開始呈下降趨勢；至嘉慶、道光年間，政府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己經降至很低的水平。到咸同年間，因為內憂外患加劇，政府財政更顯困難。

從內憂看，一是因為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財政最主要的來源長江中下游地區長期控制在太平軍手中；二是因為全國各地災害頻仍，多年糧食大幅減產。

從外患看，一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時間上都超出第一次鴉片戰爭，軍費支出當不會少於4000萬兩的數額，二是戰爭賠款也達到了1600萬兩。

在晚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鴉片稅收佔了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因此，所謂「寓禁於徵」的禁煙政策，實質上乃以征為目的，即政府變相鼓勵了種、吸鴉片。自光緒中葉起，清政府實際上基本放棄了以前的嚴禁政策，承認鴉片種植和吸食的合法化，以便從各環節中收取稅金，緩解財政困難。

在19世紀，鴉片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消費品，有人戲稱鴉片成為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後的第八件事了，可見鴉片被人們接受的程度之廣泛。

吸食鴉片，在任何地方人們都不僅不需要避諱，而且成為日常的待客之道，猶如現在之煙酒待客。

鴉片和煙具就堂而皇之地擺在每個家庭的廳堂里，以便隨時供家人或客人享用。無論在普通民眾之家，還是在官宦商人家庭，吸食鴉片都是一種正常的消費行為，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煙毒文化」，多數人不以為恥，這是19世紀中國文化最顯著的一個特點。

「煙毒文化」表現在方方面面，比如對鴉片質地與吸食工具的講究，就非常典型。吸食鴉片同樣成為中國新興城市文化的一個重要媒介和組成部分。

隨著口岸城市的對外開放，中國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加快，以鴉片吸食為典型特徵的中國新興城市消閑文化發展到了極致。

罌粟種植和鴉片貿易不僅為從事鴉片種植、運輸、經銷的人們提供了豐厚的利潤，各級政府在財政上也相當依賴於鴉片經濟，從中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稅收。

更值得注意的是，鴉片還是當權者實現政治極權的工具，是近代民族主義產生的根源之一，並成為國家政權建設進程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晚清時期吸食鴉片者

鴉片對強化清政府的權力，確切說，對維持清政府的繼續統治極為有效。

我們都知道，鴉片消耗了帝國的財力，大量財富要麼流入列強以及中外鴉片販子的腰包，要麼被大量煙民在騰雲駕霧中化為烏有。

但我們上面也已指出，晚清政府恰恰利用這種畸形的鴉片經濟，從大量罌粟種植者和鴉片吸食者身上榨取了大量財富，從而解決了部分財政困難，勉強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為了維持對華貿易的利益，尤其是鴉片貿易的利益，以英美為首的列強並不希望清政府垮台，不希望中國陷入分裂和無政府狀態。英國政府正是巧妙利用鴉片貿易這個槓桿，維持了其在東方貿易的霸主地位，清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藉助於鴉片的幫助和麻醉，勉強延續了幾十年。

隨著鴉片吸食的擴大化、普遍化，絕大多數中國人事實上已經習以為常，包括原來的禁煙英雄林則徐後來也主張用國產鴉片驅逐進口鴉片，李鴻章更是對國產鴉片持堅定的支持態度。政府官員中僅有極少數堅決主張禁煙，比如張之洞和錫良等。

從目前所見材料來看，大部分政府官員都主張弛禁。真正堅決反對鴉片生產和貿易的多數是地方精英，儘管他們不能直接影響政府決策，但他們在19世紀末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地方大員有時利用鴉片政策來協調國家與地方精英之間的關係，並通過鴉片問題的討論將地方精英拉攏到權力結構中來。

總之，鴉片問題的討論助推了民族主義情結，精英的廣泛參與國際反吸毒組織的結合，則促成了清末禁煙運動的成功。

實際上，鴉片貿易的繁榮以及國產鴉片的迅猛增長，導致國民經濟發展處於崩潰的邊緣，這也使清政府長期陷入「弛」與「禁」的兩難處境。

但總的來看，清政府長期採取了「弛」的政策，因為只有如此才能苟延殘喘。而這種政策的實際結果，導致清帝國一步步邁向災難的深淵。

加上19世紀戰爭與外患不斷，最終導致國力的衰落，國家始終在風雨飄搖之中。儘管清政府在20世紀初力圖通過新政挽救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但最後仍未能擺脫滅亡的的厄運，其中鴉片所造成的危害不容低估。

END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原文載《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原文約1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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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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