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哲學」

1937年9月18日的杭州，晨有微雨，午後放晴。這天晚上，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發表了開學演講，問了全體新生兩個問題：「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

當時的中國正被日寇鐵蹄踐踏，竺可楨的心裡其實也早有答案，那就是「科學救國」。今天，這著名的「兩問」常常出現在浙大：新生的錄取通知書、紫金港校門口的「兩問石」，以及浙大師生的各類演講中。

為國育英的使命，在浙大人的肩上一代一代傳遞至今。120年來，浙大人以銳意改革的勇氣，在拔尖人才培養上砥礪前行，成為一面引領我國高教改革的旗幟，努力回答著竺可楨的哲學之問。

美麗的混搭

1979年的夏天，浙江大學組建了改革開放以後的我國第一個赴美高等教育考察團，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這次赴美考察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混合班」的誕生。

第二年春天，參與考察的幾位老教授向學校遞交了一份教育革新方案——從全校選拔110名優秀學子，將浙大最優秀的工科學生混合在一起，強化理科的綜合分析、歸納演繹能力，用理工混搭的方式，培養「混合」人才。

實施「培養工科拔尖創新人才的英才教育」的首屆「混合班」1984年9月開學。取名「混合班」，表現出學生來自各專業，以表達培養方式的複合性。這也是改革開放後我國頂尖大學嘗試「寬口徑、厚基礎」培養拔尖人才的開端。

「一支軍隊需要有自己的『十大元帥』，一個學科也應該有領域裡的帶頭人。普通的教學或許實現不了這個願望，那就應該針對『帥才』找一條新的培養道路。」那時，物理學家李文鑄已年過花甲，但他帶頭給「混合班」一年級學生上普通物理課，用哈里德的英文版《物理學》當教材，全英文授課，在校園裡引起轟動，也引領了最好的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風潮。

「混合班」實行嚴酷的淘汰制，最後畢業時只有66人。日後，畢業生們成為社會各界舉足輕重的「帥才」。這便是中國高校第一所榮譽學院——竺可楨學院的前身。神舟飛船副總設計師宋征宇、大飛機C919副總設計師錢仲焱等，先後畢業於「混合班」。

在探索中不斷改進、穩步發展，是浙江大學教育教學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2000年成立的竺可楨學院，承襲「混合班」會聚名師、實施交叉培養的精髓，會集了全校理工農醫各專業優秀本科生，是浙江大學教育創新的「試驗田」。多項在全校推行的教育教學新政，前期都要在竺可楨學院完成「小試」。

隨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求是科學班」「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等在本科生中相繼展開。從2008年起，浙大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了系列「榮譽課程」，以基礎深厚、教法先進、知識交叉複合為導向，努力為本科生的課程改革積累成功經驗，從而推進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

在201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國際合成生物領域學科競賽上，由不同專業組成的浙大本科生隊伍拿回了金獎，而這個獲獎項目的創意思路，出自一位本是學外語的學生。這個金獎，為「交叉複合」的人才培養模式作了最佳詮釋。

更大的課堂

2017年5月剛剛公布的ESI學科排行榜上，浙大有7個學科進入ESI世界學術機構前1‰、18個學科進入前1%，有8個學科進入世界前100位、5個學科進入世界前50位，在內地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來，浙大在工程技術領域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第一對乒乓球仿人機器人、第一套懸浮三維成像系統、第一次實現可見光波段的生物隱形、第一條大型飛機數字化裝配生產線、第一套高精度計算機水轉印裝置、第一次實現燃煤電廠超低排放……

高水平的研究怎樣轉變為高水平的課堂？這是全國研究型大學都面臨的問題。「我們應該研究建立怎樣的機制，進一步促進科教互動，讓高水平的研究有效『轉化』成育人的力量。」浙大校長吳朝暉說。

對此，浙江大學歷史上曾歷經3次大討論。上世紀末，浙大找到了一個新的培養路徑——鼓勵學生走進教授的實驗室，自主進行立項申請。這項面向全校學生的本科生科研訓練計劃，有個英文名字「SRTP」。

浙大生命科學學院三樓的最東面，有一間56平方米的實驗室，這裡是SRTP產出的「大戶」。常年有近20名本科生到這裡做實驗，從大一到大四，除了本學院的學生，還有來自醫學、農學、動科、人文、管理等方向學生。每年這裡會誕生4篇左右本科生為第一作者的SCI論文，今年前3個月已有2篇論文被SCI雜誌錄用。

「他們才是實驗室的主人」，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萬喜笑呵呵地說。他在實驗室門邊隔了6平方米的地方，作為自己的辦公室。除了日常的課題指導，他會安排時間讓每個學生「帶上問題」與自己交流。他的電腦里，有一份詳細的談話計劃和記錄：談話時間、談話主題、給學生的建議，反饋狀況。「等到學生從這裡『畢業』，我會把整個談話文檔拷給他，讓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經歷。」

2016年，一名學生找到楊萬喜，因為家人患有一種特殊疾病，他很想做相關方面的研究。「好，來吧，雖不是我們的主流方向，但是你有興趣，我支持你做。」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名學生已在一本影響因子高於5分的腫瘤學雜誌上發表了文章。

「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研究者，每一個研究者都是教師。」英國愛丁堡大學副校長布雷蕭沒有想到，愛丁堡大學的這個流傳很廣的育人理念，在浙大找到了共鳴。

一等的教授

馬一浮先生任教浙大時，已經56歲了，時任浙大文學院院長梅光迪要求學生「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梅光迪說，「我確信這樣一位人物的存在定會提升我們的知識水準，升華我們的學術氛圍，而且對我們精神素質和風氣的促進也是巨大的」。

讓一流的教授上講台，對研究型大學來說是個難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何處理科研與教學的關係？浙大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設置，鼓勵高水平教師站到教學一線，真正體現了「教授的本質工作是教書育人」。

2009年，全球知名的化學家彭笑剛教授全職加盟浙大時，向浙大提出「必須為本科生上課，連續5年」。浙大校長欣然應允了他提出的這一「條件」，彭笑剛成了化學系物理化學課的主講教師。

「教授治學，首先體現在課堂上。」平時不苟言笑的彭笑剛，在課堂上是個「顛覆者」，鼓勵學生質疑和討論，不要迷信權威；課後，網上答疑的「彭彭」與同學們繼續討論：「哥兒們姐兒們，今天課上提到的……」碰到「靈」的孩子，他會用學生的名字給考試題目中的主人公命名。

浙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勵「第一等教授」上講台。2016年，又對院士、長江、傑青、千人等高層次人才提出明確要求：每位高水平教授，必須和院系約定年度教學工作時數或基本教學工作量，如果沒有完成教學任務，薪酬待遇將按比例扣減。當年，一位教授就因為沒有完成教學任務，被扣減了10萬元薪酬津貼。

浙大基礎醫學院在師資聘任考核制度中首次引入了「教學公共服務時間」概念，讓教授承擔課程組的運行和建設、本科生全程導師和專業導師工作、班主任工作、醫學院公用平台建設等各項公共服務工作。每門課的主講教師、課程秘書，都按學分、崗位設相應津貼。「發的不只是錢，也是表達一份尊重。」基礎醫學院院長歐陽宏偉說。

浙大有一個名為「新生之友」的寢室聯繫制度，要求浙大幹部教師與所聯繫的寢室成員相互認識、互留電話號碼和郵箱。浙大黨委書記金德水是丹青學園3—419寢室的「新生之友」。金德水說，立德樹人在浙大從來都是從小事做起。

判斷一個教授是否成功，就是看他的課堂「有沒有給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成長痕迹」。這，同樣適用於一所大學。

《中國教育報》2017年05月1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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