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書店與書攤：民國上海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建構

明清時期的城市中，書籍在私人藏書樓中存放，在坊間書肆中流通。清末民初，江浙地區的地方精英與清廷合作，逐步開始建立講求「公共性」的新式藏書機構。民國時期各種公共圖書館先後建立。伴隨新式出版業的發展，圖書館、書店與書攤，是現代城市中書籍存放與銷售流通的主要場所。作為現代城市文教事業的一個重要空間，圖書館負載著對公眾進行知識普及與文化教育的作用。書店與書攤，則是遵循市場規律運作的出版業最主要的圖書銷售終端。這幾個與書籍有著密切關聯的城市空間，是知識群體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幾個空間。

圖書館——知識群體的公共閱讀空間

民國以來，為普及教育，除加強學校教育外，還特別重視社會教育，故各種通俗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教育館等社教設施紛紛成立，數量日增。館藏的內容，亦由深奧趨於實用，尤其是五四運動及平民教育運動以後，收藏的圖書種類不再限於珍本、秘本、孤本、鈔本等，而漸以一般讀者的需要為主，講究實用性。時為學生或低級職員的青年知識群體，由於經濟條件低下，難以擁有私人藏書，更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書房，故圖書館對他們而言，是一個理想的公共閱讀空間。近代上海都市人口的劇增引發了巨大的閱讀需求。與出版業蒸蒸日上的發展相呼應，政府也在公共文化設施方面有所作為。清末民初，就已有上海平民書報社、通俗宣講社附設圖書館、江蘇省教育會附設圖書館、松坡圖書館、南洋公學圖書館等各種私立圖書館及藏書樓。較具規模的如南洋公學圖書館，「前臨操場，其建築分四層……校外人惟星期六星期日可入閱，余供本校師生參考之用，來賓有介紹者得入內參觀」。1934年出版的《上海導遊》列舉了上海市內的各主要圖書館：上海市商會圖書館、天主堂圖書館、江海關圖書館、地質研究所圖書館、松坡圖書館、社會科學研究圖書館、明復圖書館、工部局洋文圖書館、科學社圖書館、市圖書館。

17～18世紀，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一種要建設吞攬一切圖書的圖書館的烏托邦計劃。這類包羅一切人類迄今所寫就文獻的圖書館、百科全書和大字典，是啟蒙時代的幾項最重要的文化事業。而將所有圖書都包含在一個圖書館的企圖，暴露了現代性初期的文人在文化問題上的一個內在張力：能夠包羅所有圖書的普世圖書館只可能是非物質性的，如目錄，而作為物質性存在的圖書館則是有限的，只能包括已知知識總體的局部。這種張力從一個側面也體現著現代性計劃的總體張力。商務印書館下屬的東方圖書館因其規模宏大的圖書收藏與系列文庫和教科書的出版，不僅承擔著上海最大的公共圖書館之職，還頗類啟蒙時代歐洲圖書館的現代性總攬方案。許多知識分子都對該圖書館有深刻的記憶。據董滌塵回憶，圖書館在編譯所最高一層，「所藏圖書相當完備，供編譯所備用的古今中外各種參考用書，已相當豐富，凡中外包括西文日文最新出版的書，往往能及早購進」。「除善本另有手續外，是予取予求沒有限制的。」沈百英甚至認為「圖書館藏書豐富，要什麼有什麼」。胡愈之認為自己一生中「讀書主要是在商務讀的」。

商務印書館下屬的東方圖書館

然而，近代上海的其他各級圖書館建館之初就沒有如此的雄心壯志。這些圖書館藏書情況各有不同，知識分子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有些圖書館儘管藏書較少，但卻給知識分子帶來閑聊的意外收穫。唐弢回憶了自己穿梭於幾個圖書館之間的情形：

郵局的工作時間短，又比較集中，我利用這個便利，經常跑圖書館。郵政工會在福生路（武進路的支路）辦了一個，藏書本來不多，大革命失敗，稍有意義的都被清理掉了。附近寶山路上，卻有個藏書豐富、全國聞名的大圖書館——東方圖書館。離我住處更近，還有河南路橋的市商會圖書館。我消磨於這三個圖書館的時間，比到郵局上班還要多。從《國粹叢書》到《南社叢刻》，東方圖書館都有全套，但借書手續麻煩，最方便的是工會圖書館，卻又借不到什麼。借不到就閑聊。它給我的唯一好處是：我從借書人口中，聽到了許多郵政工人在三次武裝起義中的故事……要弄到一本好書很費事，圖書館裡進步書借不到。

此外，上海一些頗具特色的學校圖書館也成為知識分子時常光顧之地。始建於1986年的上海南洋中學，其圖書館藏書源於校長王培孫先生的私人藏書。在清末民初時，南洋中學圖書館內藏有王氏先人所藏多種古籍與哲學、歷史、政典、方誌、文學、筆記及珍貴的藏本佛經等約4000種圖書。圖書館甚至還藏有一部分西文圖書，分設中文閱覽室和西文閱覽室。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圖書館經過改造與擴建，其藏書量不斷增加。黃炎培就曾多次去該館翻閱圖書。1928年4月底至5月初，黃炎培就頻繁去該館翻閱有關邊疆與地方志方面的圖書：

晨，至南洋中學，訪培蓀、天放，參觀圖書館。

至南洋中學圖書館閱書，飯於培孫、天放所。

至南洋中學閱書。

在南洋中學閱書提要：《中山沿革志》、《使琉球實錄》。

至南洋中學閱書：《中山傳記錄》、《讀史方輿紀要》、《平定台灣紀略》。

然而，上海的圖書館畢竟良莠不齊。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條件優越，「館內的桌椅，都是極漂亮的木料做的，館內的工程書籍當然很多，線裝珍本與英美小書也是應有盡有」。而一些私立大學因辦學條件過於簡陋，給知識分子帶來極大不便。1927年，蕭公權留美歸來，居滬六個月。其間經介紹，先後在被他視為「野雞大學」的私立南方大學與國民大學任教。由於學校沒有圖書館，他對這段任教經歷頗有抱怨：「我知道在這樣的學校里任教，不是長久之計。學校沒有圖書館，使我陷入無書可讀的苦境。我由美國帶回來的一些書只能作『溫故知新』之助，不是取之不盡的學問淵藪。同事當中很少可與切磋的人，使我更有離群索居之感。」

一些懷有革命熱情的左翼知識分子試圖在小範圍內創辦私人圖書館。1930年代，同在銀行系統任職的樓適夷與應修人就做了此嘗試。

算盤、銀元、鈔票，使我們感到衷心的厭惡，周圍唯有金錢能支配一切的處境，更使我們對人生懷著美夢的青年，發生嘔吐似的感情。十幾個在同樣環境中受同樣苦惱的青年，由貪婪的求知慾和服務文化的熱情，大家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創立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大家捐書捐錢，利用業餘時間，把藏書無條件地出借。我們就是在這一工作中互相結合起來，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然後每人挾一大疊郵包，送到郵局裡去寄給借書人……館址也從銅臭的商業區搬到比較有文化氣息的北四川路。工作廣泛地發展開來，會員一下子增長到三四百人，藏書上升到上萬冊，經常有上千人的借讀者。

圖書館也會偶爾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接頭地點。1932年,金丁到上海後，通過趙銘彝找到周起應，趙銘彝「在四馬路附近一間書局裡做編輯，他為我和起應約好，準時在馬斯南路的一個圖書閱覽室見面」。朱正明回憶自己加入左聯時與組織談話的情形，「當時左聯另一位同志，約我在螞蟻圖書館見面，我們在一個幽暗的角落裡，合坐在一條長凳上，秘密交談一次」。

新舊之別——四馬路的書店與城隍廟的書攤

而作為近代中國出版業與傳媒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城市空間的變化體現在文化空間層面上即是，越來越多以售賣各種中西文新式出版物及二手書為主的書店集中在福州路與北四川路等新興的城市繁華地帶，而城隍廟一帶則成為以售賣線裝書、古籍為主的書鋪與書攤的集中地。新興書店與傳統書鋪及書攤三者並存，共同構成了上海最主要的文化空間。相較於舊書業，新書業由於具有資金周轉快、利潤高、更便於短線作業、面向顧客群體更大等特點，吸引了一大批懷揣各種目的的文人與商人投身其中。隨著中國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業的盈虛消長也出現了變化，上海的新書業獲得了發軔勃興的機運。

上海出版業的老前輩朱聯保和包子衍在回憶中將1930年代福州路及北四川路一帶的各個書店依次述及：

在福州路上，自東而西，店面朝南的，有黎明書局、北新書局、傳薪書店、開明書店、新月書店、群眾圖書雜誌公司、金屋書店、現代書局、光明書局、新中國書局、大東書局、大眾書局、上海雜誌公司、九州書局、新生命書局、徐勝記畫片店、泰東書局、生活書店、中國圖書雜誌公司、世界書局、三一畫片公司、兒童書局、受古書店、漢文淵書肆等；店面朝北的，有作者書社、光華書局、中學生書局、勤奮書局、四書局門市部、華通書局、寰球畫片公司、美的書店、梁溪圖書館、陳正泰畫片店、百新書店等，可見文化街上，書店確實是多的。在弄堂內、大樓內的，還不在內。在蘇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帶，可說是第二條文化街，那地方除商務印書館分館外，有新知書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水沫書店、天馬書店、春野書店、南強書店、大江書鋪、湖風書局、創造社出版部等十餘家，而且都是在三十年代前後，出版進步書刊的。

從上述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分布在福州路與北四川路一帶的新書店在密度與規模上都處於上海圖書市場的中心地位。如果說北四川路文化街主要是因政治弱控而形成，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則緣於鱗次櫛比的茶樓、酒肆、書場、妓院等娛樂場所的繁榮為書報業提供的無限商機。除此之外，在靶子路、虯江路還有不少以賣廉價中西文教科書及古舊書為主的舊書店。而文學史家阿英則詳細描述了城隍廟一帶以書鋪、書攤為主構成的舊書市的情形：

你去逛逛城隍廟吧。……你可以走將出來，轉到殿外的右手，翻一翻城隍廟唯一的把雜誌書籍當報紙賣的「書攤」。……再通過迎著正殿戲台上的圖書館的下面，從右手的門走出去，你還會看到兩個「門板書攤」。……在城隍廟正門外，靠小東門一頭，還有一家舊書鋪……如果時間還早，你有興緻，當然可以再到西門去看看那一帶的舊書鋪；但是我怕你辦不到，經過二十幾處的翻檢，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的了……

上海城隍廟一帶的書鋪與書攤，無論是其門面大小還是店面設施均既無法同開設在四馬路等繁華路段的新式書店相比，也無法同江浙一帶以售賣文房四寶及古籍善本為主的傳統書市相比。為了維持售價的低廉，他們的營業場所不得不因陋就簡，舊書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腳鋪起他們的店面；舊書攤大多在壁角和轉彎處，放幾個木板釘成的書架，插上舊書便算數了。

老上海城隍廟書攤

不但書店與書鋪、書攤之間有新舊之隔，且在書店內部也有無形的等級之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書店在給人以氣勢宏偉、琳琅滿目之感的同時，也以其龐大的陣勢與昂貴的價格構築起門檻壁壘，讓人望而生畏，無形中將那些文化場域中的弱勢者拒之門外，以至於曹聚仁撰文指出，「商務、中華那幾家大書店的勢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在書籍的上架排列上，「把一切書籍高高地擱在架上，架前立著『店員』，在店員之前又深溝高壘似的造了黑漆漆的高櫃檯，不用說買書的人不能夠縱覽書的內容，連小學生去買書也像進了裁判所一樣」。

而一些中小規模的新書店則通過簡潔樸實的店內裝潢等給讀者營造出一種親近感。30年代中期，時為中學生的黃裳第一次在四馬路買書時對於商務、中華等大牌書店「不無『宮牆數仞』之感，只能懷著肅然的心情進去參觀，那裡的書許多看不懂， 更多的是買不起」。而位於寶山路寶山裡的開明書店則讓他眼前一亮，「店面里是一片明亮的、生氣勃勃的景象, 新書多而印製精美, 絕無大書店出品那種老氣橫秋的面目」。

至於舊書店及書鋪與書攤，其店面裝潢較新書店簡陋許多，圖書的擺放也不像新書店那樣整齊劃一，往往任由顧客隨意瀏覽翻閱，這反而令顧客感到輕鬆自在。開設在福州路的傳薪書店，由於店老闆徐紹樵大大咧咧的個性，書架上的書東倒西斜，長短不齊，台上、地板上亂七八糟都是書，甚至同一部書散亂放在幾處，有別於新書店裡井然有序的狀態。然而正因如此，讀者在這裡可以隨意挑書、亂翻亂扔，不受拘束，較為隨便，尤其是一些年輕貧窮的讀者，更願意到傳薪書店買書。有一些喜歡淘舊書的老顧客，一有工夫就溜達到傳薪書店，甚至每天不去轉一轉，好像少了點什麼一般。

因此，書店、書鋪與書攤三者主要面向的顧客群體有所不同。分布在福州路與北四川路一帶的中西文書店日漸成為出版業從業者、文學青年、大學教師等新型知識群體的光顧之地，而主要分布在城隍廟一帶的書鋪與書攤則成為作家、報人等具有傳統文人特徵的知識群體的淘寶之地。夏衍開始以翻譯為職業之後，「就經常到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去買書」。由於日本的漢學醫藥書籍較多，以行醫為職業的陳存仁「常到北四川路『內山書店』去買日本的漢醫書」。魯迅購買的各種外文圖書很大一部分也由內山書店提供。1930年代在上海從事美術編輯工作的蔡若虹回憶道：「四馬路的書店街是我們常去的地方；虹口的內山書店更是我們每星期必到之所，因為這個日本書店有許多介紹西方美術的圖書畫冊，可以隨便翻閱，不買也不要緊。」朱生豪在上海時，最常去的是四馬路和北四川路上的書店。30年代的徐遲「到北新書店去買魯迅，到現代書店去買戴望舒……外國書貴些，買外國書就上舊書店或舊書攤去買」。馮雪峰一到上海，就去逛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內山書店和在海寧路及吳淞路一帶的日本舊書店；「望舒（戴望舒——引者注）到上海，就去環龍路（今南昌路）的紅鳥書店買法文新書」。施蟄存「到上海，先去看幾家英文舊書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圖書公司和別家書店」。

而如周越然、阿英、唐弢、郁達夫等帶有傳統文人特徵的知識群體則熱衷於光顧書鋪、書攤及舊書店。唐弢「一有閑錢，也常常去逛書攤。城隍廟是每星期要去的」。除了四馬路與城隍廟兩個較大的圖書市場外，三馬路上也有不少舊書店與書鋪。陳存仁「每天下午診務完畢，總要抽出一些時間，到三馬路一帶舊書鋪去搜購舊書，興趣濃厚」。郁達夫更是對舊書情有獨鍾。陳翔鶴回憶起同郁達夫在一起的日子，「總愛一同跑舊書店，逛馬路……而上舊書店的時候更特別多」。

「舊」的偏愛——知識群體認同感的建構

儘管許多知識分子既光顧新書店也光顧書鋪與書攤，但四馬路一帶的新、舊書店與城隍廟一帶的書鋪、書攤兩者主要顧客群體的不同，使得後者一方面被視為面向中低經濟收入、在文化資本場域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底層知識群體的場所；另一方面被視為更具內涵與文化素養的飽學之士的樂園，具有那些位於四馬路與南京路上的新書店無法替代的人生體味。左翼文學史家阿英對護龍橋、城隍廟一帶的書市頗有好感：

這一帶是最平民的了。他們一點也不像三四馬路的有些舊書鋪，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齊楚，而且你只要腰裡有一毛錢，就可以帶三兩本書回去，做一回「顧客」；不知道只曉得上海繁華的文人學士，也曾想到在這裡有適應於窮小子的知識欲的書市否？無錢買書，而常常在書店裡背手對著書籍封面神往，遭店夥計輕蔑的冷眼的青年們，需要看書么？若沒有圖書館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請多跑點路，在星期休假的時候，到這裡來走走吧。

阿英這段帶有個人傾向性的描述反映出他隱匿在文字背後的民眾立場，也道出了城隍廟書市所面向的顧客群體有別於四馬路的書店這一客觀事實。而葉靈鳳強調的則是對舊書店的偏愛。有別於新書店以銷售新書與暢銷書為主，舊書店及書鋪、書攤上的書多是已經退出流行商品銷售渠道的陳舊之書，這使得顧客在這些地方需要花費大量的閑暇時間，才能從中揀選出自己喜好的圖書。在葉靈鳳看來，逛舊書店具有新書店無法替代的功能和收穫。

每一個愛書的人，總有愛跑舊書店的習慣。因為在舊書店裡，你不僅可以買到早些時在新書店裡錯過了機會，或者因價錢太貴不曾買的新書，而且更會有許多意外的發現：一冊你搜尋了好久的好書，一部你聞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從不曾想到世間會有這樣一部書存在的僻書……對於愛書家，舊書店的巡禮，不僅可以使你在消費上獲得便宜，買到意外的好書，而且可以從飽經風霜的書頁中，體驗著人生，沉靜得正如在你自己的書齋中一樣。

購買舊書無疑在經濟上更為划算。施蟄存坦言：「英美出版的新書價高，而賣英文書的舊書店多，故我買的絕大部分是舊書。」

相較於西門，城隍廟的舊書鋪更是一個實惠的淘寶之地。唐弢回憶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時談道：

當時上海賣舊書的地方除漢口路、福州路外，還有兩處：城隍廟和老西門。這兩處離我居住的地方較遠，不過書價便宜，尤其是城隍廟。護龍橋附近有許多書攤，零本殘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尋找，總不會毫無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邊有一兩塊錢，我便常常到那兒訪書去。

宋元明清以來民間出版業的蓬勃興起，使得書籍的傳播與流通日益大眾化。而清末民初伴隨機械化印刷等技術的普及運用，促成了現代出版業的發達。這一方面使圖書的種類日益繁多，所面向的讀者也逐漸擴展至社會各個階層；另一方面也使得圖書由過去作為文人士大夫的專屬象徵轉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市民開始成為圖書市場消費的主體。《創造周報》出版以後受到青年人的喜愛。「從每到星期日，在上海四馬路泰東書局發行部門前的成群結隊的青年學生來購買《創造周刊》的熱烈，便可窺得一個梗概。」

《生活日報》的主編鄒韜奮當時已經注意到報社每天貼在門口的「號外」讓「數千成群的讀者靜悄悄仰著頭細細地看著」。

在這種情形下，逛書店並非只是讀書人的專有行為。當書店與書籍都進入讀書人與非讀書人的日常生活時，讀書人如何尋找新的有別於其他階層的行為方式以構築其作為讀書人的身份認同感？很顯然，在城隍廟的舊書店、書攤前細細觀摩、瀏覽比在四馬路的書店裡走馬觀花需要更多的閑暇時間，而且舊書店與書攤上，這些人文藝術方面的圖書只有在具有一定文化積累的讀書人眼裡才是寶貝，在以實用技術與體力為生的普通市民眼裡不過是一堆破爛。一個懂得讀舊書、懂得欣賞舊書的人必定是有文化、有素養、有閱歷的人。因此，知識群體通過對舊書、舊書店及書鋪、書攤的歌頌來達到維護自身與其他群體相區隔的目的。這或許是儘管許多知識分子既光顧新書店也光顧舊書鋪與書攤，但在他們所留下的關於書的回憶性文字中，多半是津津樂道於舊書鋪、書攤上的種種趣聞以及對舊書的讚頌，而鮮見對新書、新書店的描述的一個內在原因。

本文出自《公共空間與民國上海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建構》，有刪節。原文載於《城市史研究》第34輯。作者胡悅晗，任教於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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