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晚年為什麼不再禁煙？

提到林則徐，人們就會想到「虎門銷煙」。為了和帝國主義做鬥爭，林則徐不顧個人安危，把英國傾銷到中國的鴉片全部付之一炬。然而，林則徐後來竟然改變了看法，建議清廷鼓勵老百姓種植大煙。一向以禁煙著稱的林則徐，此時也贊同樂意內地種植、消費鴉片。他所反對的只是吸食洋煙而不青睞土煙。

這是為什麼呢？

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清廷在客不雅觀上不能抵抗鴉片的大量輸入，也不能、無奈防止利劍銀的大量外流，但通過樂意栽種罌粟、消費創造鴉片，卻成功地抵抗了洋煙的放肆輸入，較為有效地防止了利劍銀的外流……

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後，洋葯暢行全國，掠取了大量利劍銀。這時的清朝廷禁煙政策已破產，已無奈奢談禁煙，便想方設法防止利劍銀外流，倡導開禁鴉片種植，以土抵洋的不雅觀點便又在朝野高下，趁時而興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報告》刊登了《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提出了片面開禁，寬泛種植、消費鴉片，課取重稅，以增多國庫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張。指出：「鴉片煙土為禍甚烈，然果能盡弛其禁，其有益於國也亦甚多」。其一，「中國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縱民耕種，令其腳供民間吸食，國家可以歲收稅銀，每年可減二千數百萬出口之銀，不歸於印度而盡存於中國，為計豈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稅，使其價日昂，不僅貧民無計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將吝惜而不能暢所欲為，是不由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國富民之一道也。」本日看來，這種不雅觀點只是一廂同意的紙上空談，因為開禁後的百餘年，中國鴉片之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越演越烈矣。

然而，開禁鴉片卻是其時的次要呼聲。一向以禁煙著稱的林則徐，此時也贊同樂意內地種植、消費鴉片。他所反對的只是吸食洋煙而不青睞土煙。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則徐默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不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楊國楨：《林則徐傳》第433頁)

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請開禁，以抵抗洋煙的湧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而制止內地各省種煙，必將使洋煙處處販賣，掠取厚利。因而，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而加重洋葯之稅厘，使外洋煙土既無厚利，自不進口」，這樣「不僅奪洋商利權，並可增多稅項」。假設外洋煙土不來，再嚴禁鴉片，也容也癆到了。李鴻章官高權重，所提出的主張又冠冕堂皇，似乎著實可行，因而影響很大，以致於開禁的主張擺布了政局，開禁終於被清廷樂意了。

鴉片戰爭後，地方政府默許之下的國產鴉片種植，開始迅速而悄然地推行。

罌粟儘管原產於阿拉伯，但傳入中國光陰很久，中國內地亦有很多省份私自小規模地種植。至此，在開禁的呼聲和官員的默許、鼓勵下，罌粟的種植迅速停頓，全國各行省在都種植罌粟，清廷對土煙收稅，但較洋煙稅率為低，從而鼓勵了土煙消費，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規定洋煙每百斤收稅銀86兩，而對土葯徵收60兩。

地方政府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能徵收超出糧食20倍的稅收，「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於常賦」（郭嵩燾）。農民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力又復減省」（郭嵩燾）。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進口鴉片被明確合法化，鴉片的種植區域，從雲貴川等地，迅速擴展到全國。到1879年，全國鴉片的國產化程度竟達到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三年後（1882年），大清國的鴉片就完全實現了自給自足，成為第一個實現國產替代的行業，並且開始出口創匯。

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國出口鴉片的始作俑者英國，其本國也並不禁止鴉片，甚至還有專供嬰兒的鴉片糖漿，以讓孩子安靜下來，直到1914年才要求憑醫生的處方才能購買鴉片相關製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鴉片也是英國財政的支柱之一，一如大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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