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唐太宗蓄謀已久的篡位行動？

不守古訓，唐太宗欲查「國史」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五月，當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淵去世。十月二十七日，這位唐朝開國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禮舉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親自查閱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實錄》，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絕。

貞觀十六年四月，唐太宗又問諫議大夫褚遂良：「你還負責記《起居注》嗎?記了什麼能讓我看看嗎?」褚回答：「史官記錄君主的言論和行動，好壞都要記載，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壞事。沒有聽說君主自己可以拿來看的。」唐太宗問：「那我如果有什麼不好的事你也記嗎?」褚答道：「這是我的職責，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在旁邊插話：「假如褚遂良不記，天下人都會記。」唐太宗又碰了一個釘子。不過就在兩個月後，唐太宗忽然下令將16年前被殺、並被追奪太子封號的長兄建成由「息隱王」恢復為皇太子，又將同時被殺的弟弟元吉由「海陵刺王」改為「巢刺王」，不知是不是這兩個冤魂在冥冥中傳出了什麼信息?

到了第二年六月初一發生了日蝕，到七月間民間居然傳出流言，皇上派惡鬼出來挖人心肝，用來祭天狗星。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太宗不得不派人到各地闢謠，撫慰百姓，一個多月後才平息下來。這些事是否與宮廷的變故傳入民間有關，已不得而知，但無疑促使太宗更關注史官給自己的記載，於是向監修國史的宰相房玄齡提出了第三次要求：「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樣。帝王想親自閱讀國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錯誤，作為今後的警戒，你可以按順序寫成了呈上來。」諫議大夫朱子奢極力反對：「陛下身負聖德，言行從無過失，史官記載的自然盡善盡美，所以陛下要查閱《起居注》並無不分。但從此形成制度傳下去，我恐怕到了玄孫、曾孫輩，難保沒有達不到上智的君子，會文過飾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罰懲處。這樣一來，史官為了保全自己，避免禍患，無不迎合風向，順從旨意，悠悠千載的歷史還能相信嗎?這就是歷來不允許帝王查看的道理。」太宗卻堅持要看，於是房玄齡只得與許敬宗等人刪改成《高祖、太宗實錄》各20卷呈上御覽。

其實房玄齡等心中都明白，太宗最關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太宗看了「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日：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記載後還是嫌他們寫得太隱晦：「當年周公殺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為魯國帶來太平。我這樣做是為了安定社稷，造福萬民。史官執筆時何必有勞你們特別隱諱呢?應該加以修改，刪除不實之處，直截了當地把事實記下來。」

有了這樣明確的指示，以房玄齡為首的史官們自然只能體察聖心，將兩朝《實錄》中有關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滿意為止。這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等書中記述的「玄武門之變」。

篡改史料，兩唐書自相矛盾

據欽定的《高祖、太宗實錄》：「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巢剌王(元吉)性本凶愎，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完全是流氓禽獸，顯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唐高祖李淵也是優柔寡斷，遲遲不敢起兵。既然這父子三人都成不了氣候，就只能依靠大智大勇、深謀遠慮的李世民了。「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只是這些說法實在過於荒唐，連囿於傳統史觀、奉太宗為正統的司馬光都有所懷疑，「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在編《資治通鑒》時沒有完全採用。

李世民生於隋開皇十八年，大業九年年僅15周歲，李淵正式起兵時也才19周歲，不論唐朝史官以後如何吹噓他才略蓋世，當時畢竟還不成熟。而李淵的長子建成當時已29歲，顯然更應該成為李淵的得力助手。《通鑒》明確記載，在李世民多次催促下李淵仍「遷延未發」，就是因為當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由於李淵抗禦突厥失利，隋煬帝一度要將他解捕到江都治罪。這種情況下李淵仍不願起兵，不正透露出要等待建成、元吉二人到晉陽後謀划起兵大事嗎?而且，一旦李淵公開起兵反叛，留在河東的兒子必定有生命危險，對此李世民不會一無所知。而且李淵的機要秘書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明確記載，李淵告訴世民：「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果然在建成、元吉離開河東、李淵起兵後，李淵庶妻萬氏所生兒子智雲就被隋朝捕捉，送至長安殺死。如果李世民真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據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載，李淵晉陽起兵的策劃和部署全出自李世民之手，李世民勸李淵起兵，李淵沒有同意，後李世民與謀士策劃用女色引他上鉤)，說明他與兄建成的矛盾由來已久，早就欲借刀殺人，將他置於死地，日後在玄武門弒兄屠弟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於建唐前建成、元吉的作為，《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說他們「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可溫大雅的記載完全不同。前面提到李淵對世民說的話，對建成的倚重溢於言表。河東是軍事要地，介於太原和關中之間，建成留在那裡，是負有李淵的特殊使命「潛結英俊」，而建成亦不負期望，「傾財賑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歡心，無不至者。」以後唐軍攻克霍邑後，河東沿黃河的百姓數百人爭先恐後，主動送來渡船」，足見建成此前拉攏人心的成效。

建成、元吉從河東趕回太原，隨即與世民共同指揮了關係帝業成敗的首次大戰，一舉攻克西河城，往返僅用九天時間，從此奠定了進軍關中、直取長安的基礎。而兩《唐書》涉及這一至關重要的戰役時，卻只說世民奉高祖之命征討西河，一筆抹殺建成的功績。西河之役後，建成因功封為隴西公，統率左軍，世民封為敦煌公，統率右軍，可以說建唐以前的全部軍事活動，定西河、取霍邑、圍河東、屯永豐、守潼關、克長安等，建成都是直接參与者和指揮者。溫大雅屬於李世民一黨，雖然當時不可能預料他們兄弟間日後的絕情，但絕不會故意貶低世民，抬高建成，他的記錄應該比《高祖、太祖實錄》真實可信得多。

蓄謀已久，「玄武門兵變」真相

舊時史家的記載，均眾口一辭稱建成、元吉嫉賢妒能，兩人狼狽為奸，多次陰謀加害世民，「玄武門之變」實在是他不得已之舉。據說「玄武門之變」發生前三天的六月初一晚，建成召世民到東宮飲酒，在酒中下了毒藥，世民當即「心中暴痛，吐血數升」，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宮。此事的真偽實在令人可疑，建成既然要置世民於死地，必然要用劇毒，世民當場吐血數升，說明毒性已經發作，回家後居然平安無事，莫非用了假冒偽劣產品?而建成居然沒有預伏甲士，聽任世民活著脫身，以建成的政治經驗，難道不知道毒殺未成的嚴重後果嗎?再說，既然世民早已掌握建成「淫亂後宮」等諸多罪行，又有叔父在場自己被毒的鐵證，為什麼還要等兩天後再向李淵告發，而且絕口不提毒酒事件?看來此事多半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

建成系高祖與竇皇后所生嫡長子，立為太子名正言順。他曾為大唐創建立下了赫赫戰功，掌握著東宮獨立的武裝長林兵，並且獲得手握兵權的四弟齊王元吉的支持。高祖最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堅定支持者，高祖寵愛的張婕妤、尹德妃等人經常說建成的好話。顯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穩固，完全沒有搞陰謀詭計的必要。而世民身為次子，正常情況下絕無做皇帝的可能，除非發生意外，或採取政變奪權，可見他才有背著高祖與建成暗中活動的必要。

世民確實早有奪取皇位的野心，據《舊唐書·杜如晦傳》記載，世民平定長安後，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員被調赴外地，使得他頗感不安。謀士房玄齡告訴世民，這些人調走得再多，也用不著可惜。但杜如晦就不同了，此人是輔佐帝王之才，如果你只想當一個藩王，杜如晦這樣的人也沒什麼用，但如果要「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屬。世民聞言大驚：「你要不說，我差點就失掉這個人才。」急忙將已外調為陝州總管府長史的杜如晦調回。這些對話不可能出自《舊唐書》編者的杜撰，想必本自貞觀史官的實錄。當年收錄此事無非是為了突出世民重視人才，卻無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他就在積極籌備「經營四方」，蓄謀奪取皇位了。

在這場儲位鬥爭中，高祖李淵的態度頗為關鍵。按兩《唐書》和《通鑒》的說法，早在晉陽起兵之初，他就許諾要立世民為太子，只是被世民堅決推辭了。到了武德四年高祖再次私下許諾立世民為太子。言之鑿鑿，似乎確有其事，但卻與同一來源的另外幾條材料相抵牾。

東都之役後，李世民逐漸以洛陽為基地、擴充自己的勢力，於武德四年設立文學館，招徠了杜如晦、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秦府十八學士」，武將則有「八百勇士」，引起高祖極度不滿。武德五年他對宰相裴寂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此後對世民的軍政權力加以限制，於同年四月將其兵權轉歸齊王元吉，不久又罷免了他的陝東道大行台、都督山東河南河北諸軍事的職務，由太子建成取代。接著又驅逐了世民心腹房玄齡、杜如晦，以至六月初三夜世民召二人密謀時，他們都是身穿道服化裝潛回的。高祖還曾當面斥責世民：「皇帝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可獲得的，你何必那麼急著想要呢?」

由此可見，李淵在立儲一事上，態度一直沒有改變，從未傾向於世民。在這種情況下，身為皇位合法繼承者的太子建成要除掉意欲篡奪的世民是再容易不過的事，謀士魏徵就「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儘管建成採取了不少維護自己地位、打擊秦王勢力的行動，但始終沒有採納直接刺殺他的建議。武德七年，齊王元吉自告奮勇要為建成除掉世民，「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即使史籍中所說建成等人「日夜譖訴世民於上」完全是事實，也只能說明建成一直希望能夠通過高祖做主，按正常程序解決兄弟爭端，而不願骨肉相殘。直到「玄武門之變」的當天，建成接到張婕妤密報，得知世民在高祖面前密奏自己淫亂後宮，高祖將召兄弟三人入宮「鞫問」，李元吉主張應該「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而建成卻認為應該與弟弟入朝，親自向高祖說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便坦然入宮，可見對他「性頗仁厚」，「親慈」的說法絕非子虛烏有。

而世民在種種情勢均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要奪取皇位，惟有孤注一擲，發動政變對自己的同胞兄弟下手。陳寅恪曾據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P2640《李義府撰常何墓志銘》考定，「玄武門之變」太宗取勝的關鍵在於收買了原建成的親信、玄武門守將常何。可見玄武門伏兵絕非倉促之計，這血腥一幕的出現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我們完全可以推測，這是唐太宗蓄謀已久的一場政變，而皇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卻毫無戒備，以致在獲得明確情報後也沒有採取相應的對策，遭伏擊後才奪命而逃，自然必死無疑。被武力脅迫的唐高祖只能就範，在完成了宣布兒子建成、元吉的罪狀，殺死了10個年幼的孫子，改立太子，轉移權力的手續後，老老實實做太上皇了。

據《我們應有的反思：葛劍雄編年自選集》文/葛劍雄、周筱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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