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刑庭的中國大法官和實習生

（本文文字、部分圖片作者為李嘉怡，由本號約稿，編輯，取得授權後發表於本號）

5月，在荷蘭鬱金香怒放的時節，筆者很高興經歷了一次篤行明知之旅。從荷蘭萊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筆者懷著無比敬畏的心情，申請了聯合國前南斯拉夫特別問題刑事法庭（前南刑庭）的實習。非常幸運的是，在幾百名申請者中筆者被上訴庭選中前去實習。更加幸運的是，筆者被法庭分配給來自中國的劉大群大法官做法律助手。

最有效率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

在國際法領域，前南刑庭大大促進國際人道法的發展，促進了國際和解。截至目前，前南刑庭共起訴了161人，所有被起訴者全部被緝拿歸案，成為國際上最有效率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其中37人在審判中去世或被撤銷指控，13人被移交國內管轄。剩餘的111被訴人中，83人被證明有罪並被宣判，18人被無罪釋放，6人在上訴程序（波利奇等人案），1人正在審判庭受審（姆拉蒂奇案）。

在此期間，約7700名證人前來荷蘭海牙作證，形成了約250萬頁的庭審資料。今年11月，前南刑庭將結束審判這兩個案件，並完成其歷史使命，餘下的審判將由聯合國國際刑庭余留機制審理。

前南刑庭成立的背景是，在1991年至2001年10年間，發生於1991年的斯洛維尼亞戰爭，1991年至1995年的克羅埃西亞戰爭，1998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以及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事件，使得前南斯拉夫這片土地滿目瘡痍。大屠殺，種族清洗，強行遷移，集中營等惡行大規模的發生在這裡。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中，僅僅7天時間，塞族軍隊對穆斯林平民的殺戮就達到8000多人。

為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安理會於1993年5月25日通過了827號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並將其設在荷蘭海牙，專門負責起訴、審判自1991年來在前南斯拉夫地區武裝衝突中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犯罪嫌疑人。

發展中國家的實習生表現不俗

在實習期間，感恩遇到這麼多可愛的老師朋友，都是筆者人生寶貴的經歷。時刻保持「求知若飢，虛心若愚」的心態，就是筆者這次實習經歷中的最大收穫。

在前南刑庭法庭（Chambers）實習的實習生分為兩類，一類被分配給法官做具體的研究，一類則為各自的審判或上訴小組工作。目前在法庭的實習生來自不同法律體系，不同的國家，如中國、法國、澳大利亞、英國、美國、辛巴威、科索沃等，與他們共事使筆者更好學習到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特點，學會尊重並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思維習慣，相互學習，一起進步。

筆者發現有一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實習生，雖然他們的國家欠發達，但是，他們的法律理念並不落後，法律技能不弱於其他國家的實習生。筆者發現並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金錢搞定，最關鍵在於教育。

在筆者的辦公室，同事們均來自英語或法語為母語的國家，正就讀於或曾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和荷蘭萊頓大學。大家相處非常融洽，也經常為在做各自研究的同伴們提供很多的精神支持以及巧克力。

在4個多月的實習中，筆者主要研究關於臨時釋放（Provisional Release）、徵用財產（Appropriation of Property）、剝奪自由（Deprivation of Liberty）、幫助與煽動的責任（Liability of Aiding and Abetting）、共同犯罪組合（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和武裝衝突中對文化遺產的保護等問題。

筆者查閱了大量的書籍和期刊資料，涉及的具體案件問題筆者逐一找到相應的證據資料，確保最終判決中事實清楚，因果關係明確。因為完成工作及時、認真也得到了領導（Supervisor）的表揚。同時，建立在查閱的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筆者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正在寫一篇關於武裝衝突中文化遺產保護的論文。

我為來自中國的劉大群法官做助手

在萊頓大學學習國際刑法課時，筆者就讀過劉大群大法官在「佩利西奇案（Peri?i?）」中的反對意見，劉法官力排眾議，在幫助和煽動中的行為要素中是否需要「特定指向Specific Direction」的問題上，挑戰了國際刑法界最高權威的理論。

隨後，劉法官在其擔任主審法官的「賽諾維奇案（?ainovic）」中，力挽狂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推翻了以往上訴庭的案例，奠定了他在國際刑法界的地位。在前南刑庭的判例中，劉法官還提出過共同犯罪組合的第三種類型（JCE III）不應適用在要求有特殊犯意的罪行中，例如滅絕種族罪（Genocide）和迫害罪（Persecution）；繼任指揮官應承擔刑事責任；彈劾法官的標準等一系列法律創意。

出乎筆者意料的是，當筆者見到劉法官時，發現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兒法律權威的架子。劉法官聰慧睿智，學識淵博，在法庭中威望極高，是法官們通過選舉而產生的副庭長。

這不禁使筆者聯想起余秋雨先生在《行者無疆》里描寫史久鏞大法官時說道：在上海的淮海西路，這位老人踩踏著秋天的落葉卻誰也不知道他是誰，「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也許，有學問的先生們都是如此虛懷若谷。

日常工作時間筆者可以向劉法官請教任何法律問題，包括國際刑法、武裝衝突法、國際海洋法等。劉法官跟我們講到國際法發展的六大里程碑中的主要內容，如主權、均勢、大國協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集體安全體制和大國一致等，現在仍然明確的或間接的體現在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中。

劉法官在犯罪、未完成的犯罪和犯罪形態之間的關係；在繼任指揮官的責任；國際性武裝衝突和國內武裝衝突的區分等諸多法律問題上，都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而且樂於與我們分享和討論。劉法官不但「授之以魚，還授之以漁」，教我們如何學習國際法，如何做研究，如何讀書，如何思考，如何寫文章，如何作演講等，都給筆者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筆者親自參與上訴庭的最後一個案件

今年3月20日至28日，筆者有幸在法庭內近距離聆聽了上訴庭的最後一個案件「波利奇等人案（Prli?）」的庭審，期間聽到了各路高手辯論（如波利奇的辯護律師Michael G. Karnavas）。

筆者發現法庭辯論並不像影視劇中所表現的那樣，律師們口若懸河，慷慨激揚。他們雖然都是英美法系的律師，但是他們吐字清楚，語速較慢，能很好的傳達所要表達的內容。這也使筆者想起劉法官常說的，律師說了什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官們聽到了什麼（It is not only important what you say, but it is more important what the judges hear）。

這使筆者充分意識到法庭不是戰場，而是一個充分說理的地方。律師的責任就是使法官能接受自己的觀點，以使作出有利於本方的裁決。

庭審後的兩周內便開始了法官辯論環節(Deliberations)，在這個閉門討論中，法官可以帶自己的法律助手和實習生參加。作為劉法官的實習生，筆者有幸旁聽了法官們的辯論。在辯論環節開始之前，劉法官就與他的法律助手和筆者一起認真討論每一個涉及的法律問題，筆者很高興之前做的很多研究終於派上了用場。

因為充分準備，劉法官在法官辯論環節提出很多很有見地的觀點，多數法官表示贊同，他對一些重要的問題提出的觀點更是被法庭採納。筆者了解到，在法官辯論中對於任何問題都是由法官投票決定，持有異議的法官可以保留意見，以便將來作出聲明或反對意見。

根據法官在辯論中所表達的意見，將起草判決書的初稿，經過法官的三讀（在正式判決書公布前，法庭將針對判決書草案三次徵求法官們的意見）之後，才作為正式判決書對外宣布。對於筆者而言，親自參加法官辯論拓寬了筆者的視野，聆聽這些國際上第一流的國際法和刑法專家的辯論，真是機會難得，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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