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當公關、開網店，紙媒人出紙媒記：他們與現實往死里較量

「當時我們那幫人進入媒體，或多或少都有那麼一種企圖心，希望藉助我們的新聞，能讓這個世界、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但最後呢，紙媒崩塌了，我們安身立命的媒體世界被改變了，聽上去很可笑是不是？」

「有時候，還夢見自己在採訪的現場，或是在趕赴採訪的路上，心急如焚，怎麼也到不了」，5月10日午時，馬金瑜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此前，她先後在北京、廣州等地當了14年記者，並獲得過亞洲SOPA新聞卓越寫作獎。

2015年1月，遞交辭呈後，馬金瑜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那個眾多媒體人和新聞系學子們朝聖的地方——「不能回頭，我知道我一旦回頭，肯定會把那個辭職報告搶過來撕了」。那之後，她遠赴青海，專心做養蜂人的妻子。收花蜜、賣黃菇，開網店。

馬金瑜與她的丈夫扎西。（受訪者供圖）

在朋友圈裡，她不時用文字訴說著自己對過去那份事業的懷念，但也無奈地看著那些曾經的老同事們「出走」，做了紙媒的逃兵——有人創業，有人做公益，有人做公關，有人開客棧，甚至有人跑去養豬。

這是一場盛大的告別。

1

「這是它最偉大的時刻之一，我經歷了」

2017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九周年。有人憑弔，有人再次詰問，更多人早已淡忘。

這一天，張悅的朋友圈只有一條更新，表達了自己對某位導演新片的期待，與地震毫無關係。而九年前，作為《南方周末》記者的張悅，正在經歷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採訪。

「我是第一批進入北川採訪的記者。12號地震，我13號凌晨6點多到了北川縣城。」張悅接受《深度對話》採訪時回憶，彼時，路已被封鎖。每到一個封鎖點，他就說自己是《南方周末》記者，必須到現場，所有人都給他放了行。

最終，在綿陽全市停電、賓館停業的情況下，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有電的機房，連夜把稿子趕了出來。之後再去汶川時，他所乘坐的是成都軍區特種大隊的直升機——那是大地震後第一架降落到汶川縣城的飛機。飛沙走石間，直升機強行降落到汶河旁的臨時停機場，張悅第一個下飛機。彼時的汶川已然入夏，張悅穿著衝鋒衣和牛仔褲，褲腳和鞋上滿是泥漿。

2008年5月16日，張悅（右一）和南方周末記者鞠靖（左一）、曹筠武（左二）乘軍方直升機到達汶川縣城。（受訪者供圖）

「那一期出來後，我真的覺得在這個時候供職於《南方周末》這家報紙，是我的驕傲。這是它最偉大的時刻之一，我經歷了。」在《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面前，張悅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

2008年，也是調查記者黃玉浩職業生涯的巔峰時刻。

時任《新京報》記者的他，去採訪一起「上訪者被強送精神病院」的新聞。為取得一手證據和資料，他冒充被關押者的親屬，到精神病院送了一個星期的飯，最終拿到上訪者寫在紙盒上的一串絕密名單和證據。

「當時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握著我的手說，『黃記者，這是我的身家性命，我把我們的身家性命交給你，你一定要對得起我們對你的信任。』」黃玉浩回憶，稿子面世後，責任人員受到嚴懲，訪民也重獲自由。黃玉浩覺得自己的理想實現了——做中國千千萬萬窮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為他們立命。那些年，正值調查記者們熱血沸騰、快意恩仇的時期。

「我剛進《新京報》的時候，總編輯王躍春給我們做培訓，講過去，講現在，講未來。聽完我就覺得，她給我一把刀，我都能出去砍人」，黃玉浩笑稱，「那會兒雞血打得太足了。」

黃玉浩早年是一名衝鋒陷陣的調查記者。（受訪者供圖）

2

「心裡就直犯嘀咕，覺得發生了些什麼」

雞血再足，也有用完的一天。

「上個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頭十年，是中國市場化媒體的黃金時代。」長期從事媒體觀察工作，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志安對《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介紹稱，傳統媒體尤其是市場化媒體已經不再處於輝煌時期，是造成媒體人紛紛轉型的一大原因。2011年，他與香港城市大學助理教授沈菲一起做了一次全國性普查，發現調查記者生存狀態並不理想。334名受訪者中，有40%的人不打算繼續從事調查性報道。調查記者隊伍從原來的300多人，迅速萎縮至100多人。

2012年前後，黃玉浩突然發現，自己不會寫稿子，甚至連報選題都成了很沮喪的事。「我以前是《新京報》最會報選題的，選題通過率基本上是90%以上」，黃玉浩記得，當時，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已經崛起，「我們的選題好多都是從論壇、貼吧、郵件上來的，但是剛有個東西你去一搜，發現微博一大片，而且人家有持續性，每天在那兒更新。我們當時的流程是連採帶寫基本上七天，到2012年時，你會發現這七天已經非常漫長了。」

做記者的幾年，黃玉浩以「揭黑」見長——他揭發過「白宮書記」，解救過上訪農民。慢慢的，他發現，自己的看家本事使不出來了。即便是那些「有幸」被他採訪報道過的人，其命運也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曾經上訪的農民還在繼續上訪，「騙官書記」倒是被判了，但她的非法財產還控制在背後的奸商手中。

「有時候我就在想，我們過去在傳統媒體待了十幾年，是不是一個漫長的無用功？」2017年4月，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張悅感嘆道，「當時我們那幫人進媒體，或多或少都有那麼一種企圖心，希望藉助我們的新聞，能讓這個世界、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最後呢，紙媒崩塌了，我們安身立命的媒體世界被改變了，聽上去很可笑是不是？」

張悅在等待給公益活動拍攝宣傳照。（受訪者供圖）

「信息到處存在，而且大家都生活在一種淺化信息裡面，沒有深度，也不需要深度了。我們各種調查顯示，最近這幾年社交媒體出現的時候，人們傾向於追求泛娛樂傳播，就是太不需要嚴肅新聞。」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常務副院長陳昌鳳對《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分析認為，「這個好像是一個場域，讓我們的新聞像是在溫水煮青蛙一樣。」

林天宏也是媒體人轉型大潮中的一員。他先後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人物》雜誌任職。在媒體人紛紛「逃亡」的年代，他也加入了其中。2017年3月初，林天宏加盟韓寒團隊，以副總裁的身份負責新媒體品牌「ONE·一個」的整體內容業務。

「我們在《人物》那兩年，其實是在干一個逆勢的事情。2012年之後，媒體的大環境定格已經很明顯了，就是說的很偉大，說我們在堅守紙媒，實際上並沒有。」林天宏對自己做的最後一篇稿子印象很深，那是刊登於《人物》2014年4月刊上的《在北京，2000萬種死法》。「當時我是編輯，我們組了很大一個組來做這個選題，找了不少人來做。」林天宏說，稿子出來以後反響還蠻好，但他覺得自己能力也就到這了，再做也是重複。

也就是那個時候，他開始恐慌，「那會兒和幾個朋友吃飯，他們都是從媒體轉型的，去了各種企業或是做別的。和他們聊天的時候，我發現有些東西我已經聽不懂了，然後心裡就直犯嘀咕，覺得發生了些什麼。」

3

「我會做出改變，因為我餓」

在傳統媒體當過多年記者的覃言（化名）也感受到了這種變化，「以前兄弟們聚在一起都是聊業務，誰又做出了一個牛逼的稿子，誰又把那個官員『搞』下馬了。後來慢慢的，這種話題好像從飯局上消失了，換成了各種八卦和葷段子。再後來，『走』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聚在一起的機會少了。偶爾見面，大多是聊公司投資融到了哪輪，自己手頭上的新項目如何。」

「總的來說就是這個行業不行了，我們這些人把同樣的精力放到別的行業里，可以過得比在紙媒輕鬆得多、收入也要高得多，而且還能學到很多新東西。」林天宏直白地表示，「當時我就想，傻子才留下。」

「我們一直認為傳統媒體是一個夕陽產業，很多媒體人流出去不是流到媒體之外的行業，而是變換了媒介形式，到了新媒體或者自媒體領域，但並不是完全脫離了內容產業」，商業人物創始人遲宇宙對《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分析，「媒體這個行當，如果大家不能意識到產生的價值，那麼優秀的人就會流失。如果這個產業能夠變成一個高附加值產業，這些人肯定會再流回來。」

嗅到危機後，黃玉浩決定轉型。他先是跳槽去央視《經濟半小時》待了一年，一分錢沒拿到。2012年，他重回《新京報》，在意識到「自己寫的稿子都是狗屎，一文不值」後，他開始競聘新媒體，改行賣廣告。

內部海選時，社長戴自更看到名單上有黃玉浩的名字，暴跳如雷。

「他跟我說，黃玉浩，早知道你要是想干這個，你當時回來我就不會要你的，他說我一直把你當成《新京報》新聞理想的標杆，讓新記者向你學習的榜樣。你倒好，你為了賺錢，你做逃兵」，四年後再次回憶起那個場景時，黃玉浩顯得很平靜，「他們講的那些理想主義，真的是陽春白雪的，你看不到一點兒與錢有關，與柴米油鹽有關的」。

幾年前錄製的一個視頻里，黃玉浩說到自己的銀行卡上永遠保持著只有五千塊錢，他也因此在圈內得名「黃五千」。到央視後，由於不發工資，他連五千塊錢都沒有，到了要借錢買西裝，借錢出差，甚至借錢結婚的份兒上。

「我有憂患意識，那是捱過餓的人才有的」，黃玉浩的轉型動力很簡單，「因為我餓」。

15歲以前，黃玉浩從來沒有吃飽過飯。一次，鄰居屠夫家的孩子惡作劇，把一塊肥碩的生肉丟到他面前，他立刻欣喜地撿起，在其他孩子放肆地笑聲中，大嚼起來。這一幕被他的父親看到了，後者劈手打了他一個耳光。

「對飢餓本能的恐慌，骨子裡的，你們不懂，我懂。」黃玉浩說，他選擇了背棄他曾經的新聞理想。

近兩年來，傳統媒體衰落是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話題，從技術到傳播方式，再到商業模式等等，都討論了個遍。（網路圖）

4

「真正的創業是和過去割裂開的」

「新聞理想這個詞，他們很多人即便有過，也恥於提及了。」覃言注意到，那些「出走」的媒體人，離開時難免滿腹怨氣，說著「珍愛生命，遠離新聞」，但湊到一起的飯局上，還是會聊起報社裡的人和事，喝得高了，也難免會說起自己做過的某個稿子。

而眼下，對轉型後的傳統媒體人來說，更多的精力需要花在適應自己的新身份上。

黃玉浩的公司位於北京亦庄開發區一家醫療設備公司內，毗鄰拜耳、可口可樂等企業。

「昨天晚上沒回家，在車上睡的。今天知道你們要來，中午特意回去洗了個澡。」曾經「灰頭土臉」的調查記者黃玉浩，如今西裝革履地坐在會議室內，接受記者採訪。

「創業真是一碗有毒的雞湯。」儘管在資源儲備上已經做得十分充足，黃玉浩還是發現， 「你想做個什麼事情，真的是舉步維艱。」如今，他在做一項醫療、養老項目，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創業了。不做調查記者後，他嘗試過做電視節目、做新媒體，後來還去企業做過公關、拉過廣告，但這些在他看來只能說是轉型，不能說是創業，真正的創業是和過去割裂開的。

「這裡面最難的是心態問題。尤其調查記者，那是百分百的甲方心態。我們當時就覺得老子特別牛，恨不得覺得自己是紀委。我採訪你，我就代表平台，我們平台多麼牛逼，被哪個領導批示過，出過什麼有影響力的報道。」黃玉浩說，「但是當你創業以後，你的心態一下變成乙方心態。面對合伙人毀約，或者別人的質疑和抨擊時，要如何去應對？」

張悅也有這樣的感覺。他和投資人說，想做高品質的視頻產品，挺容易地拿到了錢。但隨著對行業的認識越來越深，他開始焦慮。

「你要我一周拍一個80分的片子，OK沒問題，我覺得很容易，」這天中午，張悅吃完外賣，隨手把盒子丟到一邊，和之前的很多外賣盒疊到一起，「跟投資人說的是做周更，但現在我自己逼著自己要做日更，每一天都得交個70分的東西出來，比前者要難大概500倍。」

和其他不少媒體人一樣，張悅也有拖延的毛病，最嚴重的時候到了影響報紙下廠時間的地步——但從沒影響過出版質量，「張悅的稿子，幾乎不用編」。當時，他的身份是記者，很多時候他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對稿子負責；但現在，他的身份是CEO，他的身後站了一整個團隊。「我跟我團隊講」開頭，成了張悅最常用的開頭，他如今的身份是一家創業公司的老闆，做了個叫「Figure」的視頻公號。

Figure工作室內景。（受訪者供圖）

5

「總還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從辦公室選址，到裡面傢具的布置，張悅都親力親為。

他把公司選在三里屯旁邊一個安靜的小區，200多平米的空間。客廳被改造成一個大的辦公區域，員工們坐的每一把椅子都是他特意買的人體工學椅。「投資人和團隊說白了都是信任我，才和我站到了一起。」張悅說，「他們希望我出去後，能代表現在這個產品。」

張悅是個低調的人，不願意見人，不願意公開講課或是做活動。但創業後，他變得活躍起來，會積極地做公共關係的維護，做各種路演，「這些東西我其實特別不擅長，但為了責任我會去做，我也試圖把它做好。」微信普及後，微信公眾號內部的內容創業成了很多媒體人創業的首選。接受採訪當天，張悅和他年輕的團隊要開一整天的選題會。

身份變了，但張悅堅持認為，有些價值觀上的東西是不會變的。「媒體和內容是門特殊的生意。我不會因為要賺錢，就去做一件違背我價值觀的事，現在很多媒體人去做自媒體就特別容易變成這樣，我必須站著把錢掙了。我不會成為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我不會成為一個我討厭的人。」

黃玉浩對自己也有這樣的要求。他在運營團隊辦公室的門上掛上「總編室」的牌子。牆角的書櫃里，放著各種翻舊了的新聞類書籍。一本2011年四月刊的《GQ》雜誌將他評為「最善於突破調查記者」。旁邊的牆上則貼著他當記者時出去做講座的海報。

「這些東西提醒我，我曾經是個媒體人。即便現在做其他的東西，至少我的價值觀決定了，我不去欺騙別人，不做虛假宣傳，也不會去賣一些假冒偽劣的產品。」黃玉浩肯定地說，「我不會變成我過去調查的那些人。」

「聚是一盆火，散是滿天星。」守在雪域高原上的馬金瑜還是會時常想起這句話。

哪怕是嫁到了藏區，馬金瑜也沒有放棄採訪和寫作，甚至背著孩子四處出差，真正讓她決定轉型的是那些藏民們。到藏區後，馬金瑜嘗試著把高原上那些潔凈、無污染的農產品賣到內地，黃菇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收黃菇時，受風雪影響，她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兩三個小時。

「當時覺得可能牧民已經走了吧，但是我遠遠地就看到幾個黑點，走近了發現人家還在那蹲著。印象很深，那個女的臉凍皸了，頭巾、眼睫毛上全是霜，手杵在袖子里。我當時凍得說不出話來，嘴都張不開。他們就一直等了幾個小時，就為了把那點黃菇賣掉。」馬金瑜下決心，給他們搭建一個平台。

她給她的微店起名叫「草原珍珠」，「珍珠」指的是那些藏區的女人們。

馬金瑜（右）和藏區阿媽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她們很多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走出那個地方，但我想儘可能地帶她們出去看看。」馬金瑜在家雇了幾位女工，到內地做分享活動的時候，也會盡量帶著她們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今，高度近視的馬金瑜堅持每天抱著手機發將近二十條朋友圈。除了宣傳微店，她還在執著地用文字描述著當地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樹。

「總有人問，寫新聞有什麼用？那些你想改變的最後改變了嗎？你想拯救的最後獲救了嗎？但我一直覺得，大海里這麼多條魚，你扔一條進去，它就能活一條呀，救一條是一條。」眼看著傳統媒體人陸續轉型，馬金瑜認為，一旦從事了記者這個行業，一生都會帶著批判的眼光看世界，但也會用最美好的眼神來打量世界，希望給別人帶來充滿希望的東西，「總還是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然後驅使著我們去做一些事情，去改變一些東西。」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觀察員 曹默涵 杜佳琪_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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