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華：王輝斌先生「打通關」的學術意義——兼及「王輝斌研究模式」的形成

在王輝斌先生近4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之於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主要堅守在兩大系列方面，即一為「唐代文學研究」系列，一為「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系列。前者的研究，以對作家的個案研究為重點，先後出版了《孟浩然研究》、《王維新考論》、《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等10多種專著。後者的研究，則以屬於對具有專題特色的「單元文學」為主，如《商周逸詩輯考》、《先唐詩人考論》、《唐宋詞史論稿》、《宋金元詩通論》、《唐後樂府詩史》，以及即將出版的《明清戲著史論》、《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等，便皆屬於這一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後者的研究，使得王輝斌先生成為了當今學界將古代文學研究「打通關」的第一人。

在近40年的學術生涯中，王輝斌先生兢兢業業，辛勤耕耘，一步一個腳印，向學術界奉獻出20多種約700萬字的專著，其所研究的領域，從上所舉諸書目即可獲知，其分別涉及了文獻輯佚、作品真偽考辨、作家生平考證、文學現象考察、文學史描述、文學理論探析、作家婚姻研究、樂府文學批評等多個方面，涵蓋從上古到明清以至於近代的三千多年的文學發展歷程，展現出他學術視野中宏通的文學史觀念。這裡，主要就筆著閱讀王先生著作的切身感受，對其「打通關」的學術意義略作論述，以就教於在座的各位通家。

一、王輝斌先生「打通關」的實績

據王輝斌先生《咬定青山不放鬆——我與文學史研究打通關》一文[]介紹，他作出對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計劃是在1993年。為了較好地完成這一計劃，他打算在10—15年的時間裡，以十部大書（《諸子集成》、《十三經註疏》、《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詩》、《全宋詞》、《資治通鑒》、《元詩選》、《國朝詩集》、《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為中心，旁搜博覽，形成一個個具體的研究模塊和研究對象，實現了由原來的「唐代文學研」系列向「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轉換。在這一計劃中，他的第一次大突破是對明代「四大奇書」（《金瓶梅》、《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展開研究，並於2000年推出了「打通關」的第一部專著——《四大奇書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次的重大進展，是在他應邀參加了《增訂注釋全宋詞》文獻整理之後，於2006年出版了《唐宋詞史論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時隔一年，王輝斌先生再次推出了近40萬字《先唐詩人考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這三種共約100萬字的著作，使王輝斌先生的「打通關」研究得以初見成效。

而在《先唐詩人考論》出版後，王輝斌先生一邊繼續推出了一批唐代文學研究的力作，如《王維新考論》（黃山書社，2008年版）、《唐代文學探論》（黃山書社，2009年）《杜甫研究新探》（黃山書社，2011年）、《李白研究新探》（黃山書社，2013年）等，一邊則為加強「打通關」的研究成果，並以三大類詩為其研究的重點對象，一是商周逸詩，二是宋金元詩，三是唐以後的樂府詩。在坐了前五年左右的「冷板凳」之後，王輝斌先生則先後推出了「讓人為之一振」（傅璇琮《的學術啟示》）的三種重要著作：《商周逸詩輯考》（黃山書社，2012年版）、《宋金元詩通論》（黃山書社，2011年版）、《唐後樂府詩史》（黃山書社，2010年版）。這三部作著，由於均具有明顯的拓荒性質和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所以一經出版，即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

王輝斌先生為了使他的「打通關」研究漸趨於完美，在自2012年迄今的幾年中，他又完成了兩部重量級的著作，一為40多萬字的《明清戲著史論》，一為約60萬字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這兩部著作，也同樣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特點。至此，王輝斌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不僅得到了全面的完成，而且還開創了許多第一，如以15年的時間對商周逸詩所進行的輯佚，即為其中之一。首次對夏、商、周樂府詩進行全面清理，這也是前人與今人都不曾做過的工作，等等。總的來說，王輝斌先生自1993年以來的打通關研究，既取得了值得驕傲與自豪的成就，也給當今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氣象，同時也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二、王輝斌先生「打通關」的意義

對於王輝斌先生的「打通關」，傅璇琮先生是這樣認為的，「這種研究，既是研究者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見證，又充分體現了其學術上的個性與特點」，因此「是很值得認真總結與討論的」[]。從王輝斌先生的研究初衷來看，他一方面立志要建構自己學術研究的獨特個性，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學術界「通一經」的狹窄視野的一種反叛，因而追求建立視野寬闊、立論宏通的大文學史觀，並通過艱辛探索來達到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境界。從以上的論述不難看出，王輝斌先生的「打通關」研究，除了在「史」的方面打通關外，其「打通關」還體現在各文體之間、各文學品類之間的「打通關」，如他自1993年以來所涉及的文學品類，就有詩歌、散文（《唐代文學探論》收有《唐宋散文述論》等文）、詞、小說、戲曲五大類，而詩歌中又包含著逸詩、近體詩、古體詩、樂府詩、樂府詩批評等，這些文學品類的互為關聯與交融，即構成了其又一種形式的「打通關」。所以，王輝斌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其「通關」的對象是表現在多方面的。

其實，貫通文史哲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從遙遠的詩經時代開始，文學從來就是與經學、史學、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學史上堪稱大家的作家，往往都是學兼數部的通才。台灣學者王叔岷先生，本以校讎諸子名家為主，但他卻旁通經史、文學和文學批評，他的《中國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一文，列舉了豐富的例證來說明文學與歷史、哲學、經學之間的關係，如認為《史記》中的大量傳記，既是史實的記錄，又是「散文而兼詩經體及楚辭體的佳作」；認為杜甫的詩歌善於敘事，又是典型的「詩史」；認為陶淵明、謝靈運的詩歌「往往于田園、山水中寄寓複雜的史實，高深的哲理」等。王叔岷先生主張文史哲打通，他針對元代郝經的「古無經史之分」、清代袁枚的「古有史而無經」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等說法，提出了「六經皆文」的觀點。王叔岷先生還從文獻學角度，指出墨家、道家、法家的「言談」、「方術」、「獄法文書」等也都是文學。王叔岷先生對「文學」有這樣的認識，使得他的研究範圍由經史拓展到純文學及文學理論領域，並對「中國語言文學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說：「至於我們所謂的『中國文學系』，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文學，內容實在包括文、史、哲三部分。如歷代文選、詩詞、小說、戲劇、新文學、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文學史、哲學史、詩經楚辭、論語孟子、史記漢書、道家法家思想、魏晉玄學等。又因為還有語言學、文字學、訓詁學、聲韻學、目錄學、校勘學等，都屬於樸學的範圍，不得已都歸入語言學一類，因此把『中國文學系』又擴充為『中國語言文學系』」。他認為「從打通學科與學科的立場看，可以使學生得到更廣泛的學識，培養大多數的通才」[]。這種文學觀念，通脫豪邁，真正具有大家氣象。若聯繫當今的大學課程設置現狀，則可見這種大文學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現在大學多數是文理分科，界限分明，更有甚者，中文系在古代文學中，又細分出先秦文學、漢魏南北朝文學、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近代文學等，使得大家都在約定俗成的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自娛自樂，很少有顧及相鄰時段的文學研究，這種現象的存在，應該說是導致當代無大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因為當今的古代文學研究是如此現狀，全國各高校的文學史課程是如此的設置，所以，王輝斌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可以說，王輝斌先生對「打通關」的提出，以及他20多年來的躬身踐行，和王叔岷先生50多年前所倡導的「兼通兼融」的研究模式，是有著高度的一致性的。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王輝斌先生「打通關」的文學史研究，或許對當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會產生一些震撼效應。在一個需要大家、渴望通才的時代，我們不應該再局限於自己的學術眼光和研究視域了。王輝斌先生的「打通關」研究，對目前普遍流行的目光短淺的局限於狹隘學術視野的「專、精、深」的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觸動，他以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氣與膽量，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格局與新的研究範式，而且頗具恢宏的氣度與氣象。

三、「王輝斌研究模式」的啟示

王輝斌先生的「打通關」研究模式，其實是學有專精、通融百家的一種典範。就他的整個研究格局而言，是完全可以用三個短語進行概括的，這就是「點面結合，專博並重，考論雙擅」。這12個字，既是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的靈魂，又是他研究模式的具體結晶。其中的「點」與「專」，是指他由李白研究而涉及到對初、盛、中、晚四唐詩人的全方位研究，「面」與「博」則是就其「文學史研究打通關」而言，這兩大系列的研究，前者以考為主，後者則擅長於論。但無論考與論，都是建立在「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的基礎上的。所以，當我們在讀王先生的著作時，會有一種既明顯而又深刻的感受，即無論是其「唐代文學研究」系列抑或「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系列，都顯示出了作者厚實的文獻學功底。這說明，王輝斌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對於文獻學、歷史學、文學史料學等學科是相當重視的。對此，我們從他將「作家研究年譜為先，作品研究編年為先」當成了幾十年治學的一條鐵律的實況，就可窺之一斑。而且，王輝斌先生特別注意引用第一手資料，如能引《唐大詔令集》或《全唐文》、《唐代墓誌彙編》的，他決不用經過撮述的兩《唐書》或《資治通鑒》，像他輯錄商周逸詩時，就幾乎將所能看到的古代典籍全部通讀一過！在一次學術會議期間，王先生曾當我說，他除特殊情況外，每天必須讀三個小時的書，以這種學術態度做出來的學問，肯定是經得起歷史和材料的檢驗的。

王輝斌先生的唐代文學研究，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往往將所研究的對象互為關聯，使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群體對象」。如對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維）四大家的研究，先後用功數十年，可謂專精獨詣，提出了很多振聾發聵的創見，為學界共睹。但由於孟、王、李、杜四人，並非互不相關的個體，即他們之間圍繞各自的交遊會牽扯到一大批詩人，所以，王輝斌先生在研究這四大家的同時，又對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詩人進行了研究，最終則推出了《唐代詩人探蹟》等具有「綜合研究」特點的著作。而更為可貴的是，王輝斌先生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將他那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學術目光向上追溯，撰寫並出版了《商周逸詩輯考》、《先唐詩人考論》兩種極具學術特點的專書，這樣就完成了唐代以前的一批較為完整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向下延伸的過程中，王輝斌先生在推出《唐宋詞史論稿》、《宋金元詩通論》的前後，於閱讀中發現了唐後樂府詩這一極富學術價值的研究對象，因此又轉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最終則推出了當代學術史上的第一部《唐後樂府詩史》。而在此基礎上，他又主持並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由此不難看出，王先生這種以某一點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拓展的研究模式，既是逼迫他的研究不斷發生變化的原因，也是一種不滿足於現狀、不斷進取、拓展學術視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除了《唐宋詞史論稿》和《四大奇書探究》兩部專著是在相對獨立的領域完成外，其他著作大都是在「相關性」的影響下，不斷開闢新境所獲得的成果。這樣的研究模式，背後必須有強大的心理因素提供動力，這就是王輝斌先生對學術研究有無窮無盡的激情，以及願意為學術研究終身的獻生的精神，如果缺乏強烈的興趣，如果不能夠排除功利心，如果不能沉潛下去，那麼，數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游心書海，筆耕不輟，那種境況是很難以想像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王輝斌先生的這種研究模式，具有範式意義，特別是剛剛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又急於出成果的年輕學人，可以從王輝斌先生身上學到如何讀書、如何發現研究課題、如何進行研究並推出成果的治學路徑。從某種意義上講，「王輝斌研究模式」是難以複製的，但卻能給人以深刻啟迪。

[]見《王輝斌學記》第21-34頁，黃山書社，2012年9月版。

[]《王輝斌學記·序》第2頁，黃山書社，2012年9月版。

[]王叔岷著《慕廬論學集（一）》第69—78頁，中華書局，2007年10月版。

（本文選自黃山書社2010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5—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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