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受害者，我不想再聽你們聊性侵了

編者按：大概有人又要說我們標題黨了，但我們一點也不想改。你可以把這篇看作對於我們上周發的關於性侵文章的補充，或者是關於這個話題一場不同角度的對話。總之這個 「不想聊」 的聲音很重要。對這個聲音打開耳朵和腦子，願意放下自己的預設和立場好好去聽，你才有機會理解這句話後面的為什麼。

今天我並不想再說一遍 「艱難的歲月」，搞不好你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也嘆惋過很多次了。我也暫時先不想說女性權益，不想扮演一個用自己的痛苦喚醒世人的志士。我想給你看一個 「奇怪」 的我，一個有些人可能覺得在唱反調的我。

這兩周，我關掉了朋友圈，也不想上豆瓣。因為一打開界面，看到的就是大家對那位台灣作家的討論。有趣的是，讓我覺得難受的並非 ta 們的觀點和內容。讓我覺得難受的，是談論本身。

我的朋友圈裡不乏高知分子和公益人士，ta 們說的東西無可指摘。可是，不管大家說的東西是對的還是錯的，在我看來都是討厭的。也許心理學家要自信地說這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典型反映，但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充滿了傲慢也太過粗暴。

明明公眾討論這件事情是好事，明明大家說的都是站在受害人這邊的話。為什麼我會難受呢？

我的難受，的確有那麼一部分是因為討論本身會觸發回憶。那些關於性侵害的敘述我很熟悉，許多想法甚至是一模一樣的。不管是事情發生時的混亂，還是事後無盡的黑暗，對我來說都不是新鮮的事情，而是相當一段時間裡面的生活日常。如果一年聊一次，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現在，幾乎隔幾天大家就會討論一遍性騷擾、性侵犯。就算我關掉電腦和手機，還是會有同學、同事，像聊其他熱點事件一樣來和我聊這件事情。我沒有辦法躲開這些充斥著日常生活的應激源。而對於並不想站出來重述自己經歷的我，這讓我有種被世界逼到牆角的感覺。

但比起不斷地被喚起記憶，不斷地看到自己經歷過的東西被千萬人討論，更加讓我不開心的是那種 「不一樣」 的感覺。儘管 ta 們的話裡面充滿了善意和理解，充滿了對正義的呼喚和對更美好人間的嚮往，但也充滿著驚訝、震撼、痛心、遺憾。這些討論就像無數面鏡子，從各種角度反射著陽光，變得格外刺眼。城裡的孩子去山區支教，回來以後在演講里不無動容地陳述人家生活的艱辛，說自己在支教的途中腳上磨出了水泡。可對於每天要走許多山路去上學的孩子來說，早就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了。這種感覺就像，一直以來的自留地里，進了觀光客。好不容易歸隱田園的我，卻還要出來 「接客」。很累。

不，我不是在說這件事情不應該被討論。在三四年之前，我還把網路上對於性侵的討論當作微弱的正義之光。但是現在，有些討論卻讓我覺得彷徨和無助。我的痛苦既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自己原因的那部分可能還要花很多的時間來處理，社會原因的這部分倒是我們現在就可以談。

這也是我不喜歡那些圍繞性侵的傳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我有時候覺得 ta 們在偷懶，有時候我覺得 ta 們只顧自己高興。相信大部分在看這篇文章的人，是有能力判斷那種只為蹭熱點而做做樣子的傳播的。但你是否可能自己在無意間也加入過這樣的傳播呢？

在關於性侵的討論中，怎樣的傳播和討論才有用，並且可以避免對當事人的再次傷害？這在目前的社會討論中恰恰是一個盲點。作為一個有當事人經歷，又因為專業關係對性侵關注了多年的人，我願意從這個角度聊一聊。

一、如果一定要談，該怎麼談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困難，我們只需要帶著一個意識進入討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言語帶來的傷害。這個意識就是：現在聽我說話的人裡面就有被性侵犯的人。如果帶有這種意識，行文中就能為更多的討論留下空間。但目前的傳播中，這個意識常常是缺失的。

一些發起討論或者書寫文章的人，很容易以一種自以為是的感覺去武斷代表別人。這使得所謂受害者的群體成為了一個單薄的形象，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有著複雜構成的群體。即便是寫作本文的我，也會告訴你，我被逼到牆角的經驗只能反映出一種經驗，也有站到高台演說上的人，也有衝鋒陷陣的人，ta 們和我又是不一樣的，甚至有可能是有著截然相反體驗的。Alexwood 在上周的文章里也說，她沒法代表別人，也無法想像他人的經歷，而如果你不能想像，你恰恰不應該假裝自己可以。我要補充的是，那麼具體來說，你可以或者應該怎麼做呢？以下是我的心得體會。你可以補充或反駁。

1、 比起大眾的抒發感情和大發議論，當事人更需要有效的支持渠道和信息。當事人是自己生活的專家，既不需要別人的嘆惋，亦不需要誰來教做人。往大了說，可以報道一個專門從事該方面公益事業的靠譜組織；往小了說，可以推薦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有的媒體自以為專業，請來這個專家那個專家來給大家深度解析，殊不知，比起被人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分析一遍，當事人更加需要的是能夠給ta支持和啟發的信息。

日本性侵受害者小林美佳，致力於推動性犯罪受害者自助團體，著有《為什麼會是我》

2、 避免反覆提及個別人物從而給當事人及家人帶來困擾，避免將當事人和 「性侵犯受害者」 的標籤綁定在一起。簡單地說，就是多說這一類事情，少提某個人名字（除非是有個人維權等特別需求）。

3、 對於媒體工作者，我認為，在說話之前，不妨多去了解。有時候我們說話的目的裡面是有想幫助別人的意思，但也不排除自己得意的可能。如果媒體工作者們在下筆時能夠想一想，文章是寫給誰看的，話是對誰說的，別人聽到以後的感受是什麼，也許就能夠解構掉那些自己認定了的東西，也許就能夠做到更加有效的傳播。另外，其實我不太喜歡用 「受害者」 這個說法來形容遇到性侵犯的人們，「當事人」 的說法或許更為妥帖。畢竟，受害者這個說法本身就暗含了一種對於弱勢的想像。

4、 這是對所有積极參与討論的人說的，在轉發此類圍繞熱點事件的文章時，應該有所篩選，或者直接坦誠地表達自己的困惑。我相信，轉發的時候加上一句 「我不知道這篇文章說的是不是全對，但是我看了覺得很有啟發」，會讓你朋友圈裡那些你看不見的受害者感到欣慰。

我並非在要求大家更小心，而是期待大家多留心。Alexwood 在發表文章時說，她寫文章時很忐忑和不確定。其實這種感覺正是想加入這個討論的人所需要的。如果人們太相信一些絕對的、單一的東西，也許反而很危險。

TED 演講《如何在網路上討論性侵行為》，演講者 Lone Well 是牛津大學的學生，作為性侵受害者發起 #Not Guilty 運動旨在呼籲人們停止對受害者的譴責

二、當事人要怎麼說出自己的故事

從 「ta 們」 回到 「我們」。

當下的社會輿論比以往更加多元，如果說過去還是單一譴責受害者的聲音佔據主流，現在則有著更多的聲音去支持受害者。這樣的趨勢可能會讓一些當事人覺得 「是時候站出來說話了」。但是站出來說話，有時候是深思熟慮的選擇，有時候是時局所迫的無奈，有時候是氣血湧上頭的衝動。對於這份當事人的這份選擇，我十分的欽佩。因為這可能不僅僅意味著自我暴露，還意味著個人生活的轉折。

這也就引出了兩個問題：當事人可不可以不發聲？如果當事人想發聲，怎麼做更合適？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認為是可以的。

當事人本身的自我倡導（i.e.，用自身經歷倡導公眾對性侵的關注）存在風險，如果 ta 不能因此過的更好，我們不能逼 ta 去發聲。有一些性騷擾，對於當事人心裡傷害較淺，說出來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麻煩。但是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性侵犯，對於當事人可能其痛苦會伴隨一生，說出來更為艱難。我們已經被性侵毀掉過一次了，應該有權利選擇，要不要再面對這個話題，尤其是當這個話題可能搞砸你的生活。

但如果為了運動策略而營造一個單一話語，期待 ta 們發聲，認為這樣才是 「正確」 的，那正是犧牲了這樣的個體。「我不想說」 這樣的聲音也應該被尊重，而不是被人當作唱反調。如果 「站出來」 成了一個必須，這不一定是在幫助 ta 們，而是給了 ta 們又一重壓力。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說朋友你要小心。

我們現在的這些討論讓一些當事人覺得發聲是安全的，而且 ta 有訴說的願望，但是不管是主流社會，還是全力保護受害者的小圈子，都沒有告知 ta 們在發聲之後面臨的困境，當事人也往往不會預估到接踵而至的麻煩。這往往是被大家所忽略的。Ta 可能會後悔，可能會陷入新的困擾。當事人能否面對之後的輿論聚焦？能否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反覆討論？能否面對身邊人的質疑？當事人的工作學習生活因此引發的問題能不能得到妥善解決？想做到真正能夠保護自己，需要做好很多的準備，這需要一系列 「自我倡導的技術」。

另一方面，我們不排除這樣的發聲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比如《紙牌屋》中克萊爾以受害者的身份，強迫同樣被性侵害的梅根公開站出來發聲，克萊爾並非不能體會梅根的痛苦，只是她心中更多的是政治博弈。

所以，當我們選擇對世人而非某一個朋友說出這些經歷和故事時候，我們最好提前知道自己期待的是什麼，提前去確認怎麼做對自己來說更加安全，怎麼說能夠最清晰地傳達自己意思；如果我們要通過人肉帖的方式爆料自己或者朋友受害經歷，就要把事實和公眾可能的質疑點交代清楚，做好之後引起輿論風波的心理準備；如果我們要接受採訪，就要明白每一個提問都有可能傷口上的一把鹽，就要明白採訪之後的好一陣子可能心裡都不太好受。

而且，我們也有更多的不用直接站出來也能幫助治癒的方法，比如寫一篇見解獨到的文章，比如把寫滿黑暗和憤怒的日記編成一首歌。

來自電影《不能說的夏天》

三，我可不可以不聽

個人來說，我的苦惱不僅僅是我被性侵犯過，而是在被性侵犯的人裡面我也是那個和大家需求不太一樣的人。今天的受害者，能夠在輿論上面得到支持，能夠多多少少獲得有識之士的相助。但是對於一個走了十多年泥濘道路的我來說，這些支持，是遲到的。這不代表我覺得這些支持對於當事人是多餘的 —— 我自己也仍在從事幫助性侵當事人的工作，只是對於我個人而言，我希望能夠獲得 「不聽」 的權利，無論是對受害者的譴責，還是對譴責受害者的人的譴責。至於其中的原因，而實現 「不聽」 的難度，我在文章開頭都已經說過。

另一方面，站隊很容易，改變總是很難。說著現成話的人們，儘管帶著美好的願望，卻總在思考上偷懶。當然，在這件事情上面，多發聲是好事，多為受害者說話是好事，但是，僅僅是發聲，就能幫助到受害者本人嗎？如果你們是真心想讓世界更好，而不是僅僅為了表現自己有良知，那麼你們對自己的討論是否做了謹慎的思考呢？要知道，一些非此即彼、容不得異見的話語，會形成新的話語霸權，從而阻礙那些迸發新思想的討論。而正是這些討論，才會帶我們去更遠的地方。

我沒有想做審判者來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我只是想表達，困擾我的不只是那些譴責受害者的人，也包括（一些用並不會讓我好受的方式）支持我的人。所以推己及人，我想，也許我們也需要展現被性侵者的多樣性，展現 ta 們複雜的想法和真實的矛盾，讓人們知道還有我這種怪物的存在。這件事情上面，可能不僅僅只有一種真理。我們需要多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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