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衷心擁護到不共戴天：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為何短短十幾年裡反目？

油畫《沃爾夫將軍之死》（局部），本傑明·韋斯特作於1771年，縱151厘米，橫213厘米，現藏加拿大渥太華國立美術館。該畫表現了七年戰爭中，北美英軍在詹姆斯·沃爾夫（1727-1759）率領下遠征魁北克。在戰役中，沃爾夫三次負傷，直到親眼看見英軍攻克魁北克才死去的壯烈場面

文｜李思達

遠在七年戰爭爆發之前的1747年，瑞典學者彼得·卡爾姆（Peter Kalm）訪問北美，在考察了當地的風土人情之後，他做出一個驚悚的預言：英屬殖民地將在30到50年之內獨立，唯一能夠阻止其獨立的，在於法國等強敵的威脅，只要殖民地居民不能有效解決法國入侵的危險，他們就不會切斷和宗主國的聯繫。

對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恐怕再沒有什麼瘋話能比卡爾姆這個預言要更加愚蠢的了，只要看看七年戰爭之後的北美形勢就會發現，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好得蜜裡調油，完全沒有任何可能將兩者分開：戰爭結束之時，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英國獲得了大片土地，北美殖民地也從中獲得了繁榮。在戰爭中，首相威廉·皮特不僅給北美派去的數以萬計的英軍，還從帝國財政中劃撥了巨額資金投入北美殖民地；另一方面，在戰爭中產生的大批後勤、軍需和服務訂單，也給北美商家帶來了巨大商機，讓其大發戰爭財。到了戰後，雖然經濟有所波動，但是由於歐洲農作物價格上漲，使得北美殖民地的經濟整體形勢依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一切都讓當地居民覺得富足和喜悅，也讓他們更加堅定認為，自己是「英王臣民」或「英國人」。但就是在這種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情況下，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國在短短十幾年裡就反目成仇，從昔日忠實臣民和戰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和反賊。卡爾姆的預言，最終一語成讖，不得不讓人佩服其先見之明。

為什麼北美殖民地會最終如此決絕地舉起反旗？這固然和戰後英國實行的一系列「新殖民地政策」激怒了北美人民，逼得他們走上反抗之路有關。那麼人們自然會設想：如果英國實行了更加穩妥、更加溫和的政策，是不是就能讓北美人民不那麼抗拒，最終像加拿大一樣留在大英帝國之內？其實，對於這個問題，卡爾姆預言存在的本身是回答——這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卡爾姆看出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才敢在30年前就做出美國必將獨立的預言。換言之，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之間分裂的種子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埋下，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某些政策導致的突然事件，而是一種發展的必然。

七年戰爭勝利後的英國，第一次成了世界的霸主。然而正所謂「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動，英國疆域的擴張，更多複雜棘手的問題也擺在了英國人面前。如何保衛和治理遼闊的新領土？如何應對歐洲諸國可能的挑戰？英國人意識到，隨著英國地位從霸權挑戰者變成霸權擁有者，勢必要在整個國策上做大幅度調整，以適應角色的轉換。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政策的調整隻是整個英國政策全面改弦易轍的一部分，況且英國也早就發現，過去那種鬆散缺乏權威的殖民地政策也已經對其全球戰略形成了阻礙，尤其是在七年戰爭之中，英國政府就惱怒地發現：北美殖民地商人一直在向敵對的法屬北美走私，向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資！可見由於缺少宗主國政治權力的規範和約束，北美殖民地的自行其是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因此，當喬治·格倫維爾出任首相，正式出台讓整個英國殖民地政策大轉型的「新殖民地政策」時，首當其衝就是想解決北美日益猖獗的走私問題，其次才是系統調整宗主國和北美之間的財政、土地和駐軍問題。

喬治·格倫維爾像，英國首相，在其任期內出台了「新殖民地政策」

按傳統說法，英國在北美開徵稅收，是為了將「七年戰爭」中產生的巨額債務轉嫁給北美殖民地。誠然，到戰爭結束時，英國國債已經高達1.35億英鎊，還需為北美防務每年支出20萬英鎊，正是這種沉重的經濟壓力下，英政府密集地推出了《糖稅法》（1764年4月）、《印花稅法》（1765年3月）、《湯森稅法》（1767年6月）、《茶葉法》（1770年1月）、《茶葉條例》（1773年5月）等諸多稅法，希望補貼財政。但站在英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對北美徵稅則是天經地義的，既然北美殖民地人從法理上是、也自認為是英國臣民，那麼他們理應共同為大英帝國分擔財政壓力。更何況英政府的債務中，有一部原本就是英軍在北美作戰的軍費開支，這部分費用理應由殖民地居民支付。另一方面，英政府在制定稅額之時也沒有漫天要價，比如1767年6月通過《湯森稅法》，實際攤派下來只有人均4便士，對北美人民並沒有構成實際負擔；而在《糖稅法》中，英政府實際上是將糖漿、糖蜜輸入殖民地關稅從每磅6便士調低到了3便士，只是因為以前的稅法一直沒有認真執行，所以像是增加了額外稅收。其實，在「新殖民地政策」執行期間，北美經濟一直沒有停止發展，轉嫁經濟負擔的說法，並不能成立。此外，英國調整稅法的還有一個重大意圖，那就是杜絕走私，規範殖民地財政收入：由於《湯森稅法》取消了海關法庭中由殖民地當地民眾組成的陪審團，使得走私商人無法靠博取當地民眾的同情而得到赦免，因此，在其頒布一年之內，北美海關年平均稅額就從2000英鎊激增到了30000英鎊。過去英國海關因為走私而遭受了多大損失，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美土地問題相關法案也是如此。在英國政府眼中，這些法令法規都有著充足的理由，但在殖民地居民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暴政。1763年《巴黎和約》簽訂後，英國立即以國王的名義，禁止北美移民在阿巴拉契亞山以西建立新的居民點。對於英國來說，這是為了結束戰爭，避免過度刺激法國和印第安人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也是調整加拿大和北美13個殖民地關係必要措施之一。但卻遭到了許多北美人士的激烈反對，其中就有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當時他並沒有直接站出來說不，而是憑藉自己良好的人緣和上層關係，以貌似忠心耿耿的態度遊說英國政府，提出開放西部可以強化北美對英國依賴，因為如果將殖民地人民限定在東海岸，由於沒有足夠土地從事農業，因此這些人只能轉向製造業，從長遠來看，這將削弱北美對英國本土的依賴，不利於英國長遠利益。但在這些美妙的說辭下面，富蘭克林有著不足為人道的動機：他積极參与了對西部土地的投機活動，一旦禁令實施，他和很多人都會血本無歸。而這個案例也恰恰反映出了當時英國和北美之間一些對立問題的根源：英國難道真的就想止步阿巴拉契亞山，不考慮向西繼續前進，進而蠶食整個美洲大陸嗎？當然不是，只是出於全球戰略和地緣政治的考慮，她需要時間來緩衝和消化七年戰爭中取得的成果而已。而北美殖民地人民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完全不能理解英國的這種需要，乃至於認為英國壓制北美實施暴政，干涉和欺壓殖民地人民。

駐軍問題也相當類似，在英國看來，雖然七年戰爭結束，但法國和西班牙的威脅並未消除，為了確保殖民地安全，非常有必要在北美駐紮常備軍以供防務需要。本土政府向殖民地提供軍隊保護，要求殖民地共同承擔防務責任，在英國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沒想到當《駐軍條例》公布，當地人民發現要北美駐軍提供兵營和其他軍需物質，還要每年負擔20萬英鎊軍費之時立刻群起而攻之：在整個七年戰爭之中，英軍的開銷都是由本土政府支付，現在殖民地人民已經看不到法國的威脅，維持這麼大規模的軍隊到底有何必要？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駐北美英軍其實是來鎮壓當地民眾的陰謀論不脛而走，迅速傳遍了整個北美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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