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給畢業生的贈言：出校後須有正確之人生觀

竺可楨

在國家艱苦抗戰全民激昂動員之中，學校經過無數顛沛流離而在此地舉行畢業典禮，因之我們的儀式不擬有所鋪張，但其意義則較之過去更為重大。諸位畢業同學在浙大求學，於茲四年，追隨學校播遷由浙東建德，贛南泰和而達廣西宜山，真是奔波千里。現在諸君十之八九即將離開學校，依古人臨別贈言的先例，謹述感想所及，為諸位將來之參考。

一般人以為大學之目的，在於使學生能學得專門之智識與技能，以為將來個人到社會中，從事謀生立業之基礎，而為國家著眼，則系造就領袖人才，領導群眾以發展事業。但據個人觀察，大學畢業生如欲為國家造福，則單求一點智識與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標：大學畢業生的人生觀必須確定，方能使社會事業有格外的成功。諸君在校四年，所接觸者多為師長與同學，無爾詐我虞的猜忌。但畢業以後一入社會，則情形大不相同。社會人物，則形形色色，有好有壞，或才智過人而神經過敏，或勇於任事而器量狹小，甚至勾心鬥角，混淆黑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果每個人沒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作為行己立業的指南，則將如一葉方舟，徜祥乎大海，如無舵以駕馭之，必致隨波逐流，不可收拾。

諸君一入社會，首先要解決的是衣食住問題，再在需要金錢。若冷眼觀察社會，好像錢是萬能的，各種享受的東西工具，非錢莫辦。錢而且可以攫高位，握大權，甚至左右一國以及全世界的外交和政治。怪不得無論世界那一國，每個人入世以後，他的成功和失敗，是往往以他賺錢能力的大小來權衡來估計的，這在西洋各國尤其如此。在美國最成功的人，如洛基斐爾、毛爾根等，統是擁有巨資的人。目前在美國，盡有許多富翁，一方面販賣鋼鐵、煤油、飛機予日本，以從事轟炸中國後方手無寸鐵的婦孺，賺資數千萬，而一方面則又捐款若千萬予禮拜堂，因而被一般庸俗人目為最忠實的基督教徒，同時也是社會上最體面的商人。如果每個人對於成功的看法都作如是觀，以利為義，則均將變成為富不仁，故以賺錢為目的，則無論什麼無恥的勾當都可以做到。如此種觀點一日不改，則人類之腐敗、殘殺，即將永無底止的一天。

一般愛惜體面的人，以名譽為第二生命，這是比孳孳為利的已高人一等了。《論語》里有一句話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大家就以為君子亦是愛名。王陽明先生解釋得好，以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的「稱」應讀去聲，所謂「大名之下，其實難副，聲聞過人，君子恥之」之意。目前社會人士往往謬採虛聲，在報章雜誌多發表文章就可成大名，而埋頭苦幹的人反默默無聞。因之有多少人，就並不實事求是，只一味標榜，像烘雲托月以渲染自已的名譽，而實際則並無事業可言，所謂稱不稱，即指此種人而言。在中國有很多辦事業、作研究的人，值得讚揚稱頌的，而在社會上反無籍籍名。即在粵漢路在敵人轟炸下之維持交通，湘桂路工程建築的迅速，少數化學工業研究室里的結果，統為歐美人士所稱道的，而在國內反因報紙上缺乏宣傳，就很少人曉得。本來，聞譽而喜、聞毀而悶亦是人之常情，不過專為求名，在人生觀上確是錯誤。人生目的如為社會服務，則事業的成功，即是個人的成功。現在我國在歷史上是為最艱苦的時期，但同時卻是青年有史以來最難得的報國機會。我們此後為國家服務，自然最好能直接與抗戰有關，否則至少亦得間接與抗戰有關。抗戰之終結，或尚有若干年，而在此時期中，吾人為了抗戰多吃一分的苦，就是抗戰以後，在我們的回憶中，可以多得一分快慰。吾人的使命無論如何卑微，力量如何薄弱，只要我們的工作與抗戰有關，我們的心力盡了，我們自已就得到了安慰。從國家的立場說，她費了許多人力與財力來創辦大學，也就得到了收穫。

立定主見在社會上做事，一個人的職業自然賴有專門技能，但尤貴能應用思想。何者為重要，何者為次要，何者為真理，何者為半真理，何者為錯誤，擇其尤善而於自己素性素習最近者以之從事。「足食足兵」是重要的，但是「民無信不立」，信義的重要還要超出足食足兵。換言之，心理建設往往較物質建設尤為重要。若是我們要辦一個工廠或一個公司，我們計劃不能著眼小者而遺其大者。中國社會上常有一種傳說，以為中國政界非常腐敗，凡做官的沒有不貪污，因之父戒其子師戒其門弟子，以不入政界為高尚。我國貪官污吏確是不少，但是也有不少很廉潔而能幹的政界人物，所以說政界是貪污的淵藪是半真理而非真理。目前交通機關認為最頭痛的是汽車夫之管理，以為汽車夫專事走私賭博並嗜酒與鴉片，且時予主管機關要挾。實際上在目前各機關之司機，環境既極惡劣，起居無定，睡眠不足，故欲汽車夫行為之改良，必先改善汽車夫之環境，實際汽車夫之大部亦皆忠誠良好之國民。回溯在「一·二八」滬戰時，曾有汽車夫將日本軍火連人帶車開入黃浦江之壯舉。貪官污吏之養成，亦是環境為之。近有自安南來者，謂法國稅關官吏無一不受苞苜，上海之敵國稅收官員亦然。抗戰以前，上海公共租界電車上之售票人，大多數均公然作弊，而且要求乘車者與之通同作弊。其理由是售票人所佔之便宜，得諸外國人所開之公司，而非得諸乘電車者。實際電車公司以貿利為目的，如售票人舞弊而公司不賺錢時，勢不得不增加票價以為補償，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貪官污吏之心理正與上海電車賣票者相同，以為侵蝕公款並非吸取民脂民膏。近來教育部為救濟淪陷區域青年起見，在各國立大學設有貸金制度，使無家可歸接濟斷絕之學生，仍得繼續求學，立意本甚善。但苟不嚴密執行，易滋流弊。有家本小康，其父母不願子女求貸金，而子女要求貸金者；亦有學生本人本可自給不願求貸金，而其同學為之冒名代求者。凡此皆無非欲占公家之一份便宜，但即此一念，若不防微杜漸，任其推而廣之，即足以養成無數之貪官污吏。

所以吾人一入社會，便當立定主意，假想一個吾人理想中之模範人物，照樣做去。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這幾句話，每個青年應為圭臬。像諸葛武侯這樣六出祁山，有志未竟；孫中山先生去世之日，軍權政權均尚握於北洋軍閥之手。諸葛武侯和中山先生，在事業上言，可稱為失敗，而其精神，可歷千百年而愈益光明。古今中外之科學家、文學家以及政治家，往往為主義奮鬥，終其身貧無立錐之地，甚至囚虜屠戮，毫不反悔，雖一時身敗名裂，而不久其主義卒能大行於世。所以吾人決不能以一時之榮辱，而更變吾人的主張。歷史上在宜山亦出了不少人物，外省人來官斯土者，亦不下數百人，但如今統眠沒無聞，只剩了黃山谷尚有祠堂和衣冠冢，可稱俎豆千秋，這不但是因為他的詩文可以傳諸不朽，而[且]是因為他的氣節，經老死放逐而仍能堅苦卓絕的緣故。總之所貴乎大學畢業生者，在乎其能有獨立的人生觀，能應用自己的思想，以解決對付一切問題，決不會盲從，或是人云亦云。陽明先生說道：「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與《羅整庵少宰書》）又道：「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與《陸靜元書》）浙大之前身為求是書院，希望諸位離校以後，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編註：本文為1939年7月16日，竺可楨在浙江大學第十二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刊於《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復刊第31期(1939年8月4日)「演講」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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