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三次想把公路修進西藏，為何均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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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45年，「史迪威公路」上的運輸隊和美國汽車兵

文 | 諶旭彬

對中國這種落後的農業國而言，國際交通線之於抗戰的重要性，自毋庸置疑。所以，當1940年英國與日本簽訂「封閉滇緬路線協定」、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滇緬公路時，國民政府即未雨綢繆，開始籌劃另闢一條新的國際交通線。

第一次籌修

敗於英國之阻撓

1940年冬天，交通部總管理處提議組織「中印公路」的實地勘測。這是「中印公路」第一次籌修。但這次籌修，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卻無疾而終。主要原因，是英國政府極力阻撓。

1941年初，交通部向行政院提交了詳細的「康印公路」（西康至印度）計劃書。同時，國民政府開始尋求英國的支持，4月11日，宋子文自華盛頓密電蔣介石，報告稱：「康印公路昨已與英大使詳談，……彼頗以為然。」獲此訊息後，5月份，康印公路勘察隊正式從西康出發，開始路線勘測。

但到了7月份，英國政府的真實立場開始隱約顯現。7月23日，外交部長郭泰祺、交通部長張嘉璈聯名致電蔣介石，報告「康印公路」的進展。報告稱，英國大使館的態度是：

「原則上歡迎中國籌築此路，惟以通過西藏，故須謀取西藏政府之意見，同時以地形困難，主張先辦航空測量，並希望同時測量另一經過緬甸北部坎底之比較線。」

同月，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西藏親英勢力破壞了康藏交界處的橋樑，武力阻止勘測隊入藏。

簡單說來，「康印公路」有南、北兩條路線，北線經過西藏；南線則不經過。英國殖民心態仍在，不願放棄對西藏的覬覦之心，非常不希望「康印公路」途徑西藏，所以一再要求國民政府去勘測南線。國民政府則認為修築「康印公路」，正是一個維護西藏主權的良好契機，故堅持要勘測北線。

孔祥熙在1941年11月10日給蔣介石的電報，曾詳細比較了南北二線的利害。孔主要講了三點：

1、「英方之不願路線經過西藏，已屬顯然。竊思為經營邊疆起見，當以經過西藏之北線為宜。」

2、經過預估，北線「需二年半後方可打通」，南線的完工時間可縮短6個月，但在印度和緬甸境內的線路會大規模加長，英方是否能夠配合仍成問題，難以保證。

3、經費預算方面，北線：9.375億元(普通標準)、14.175億元(輕軌標準)；南線：8.155億元(普通標準)、12.285億元(輕軌標準)。北線稍高，但相差不大。

根據這一報告，蔣介石作出了不顧英方阻撓、堅持測量北線的決策。但英國在西藏的煽動，使測量工作難以開展，1942年1月2日，勘測隊自印度返回昆明，「中印公路」第一次籌修宣告流產。

圖註：中印公路南北線示意圖。國民政府計劃走北線，英國則要求中國走南線，避開西藏

第二次籌修

毀於軍閥劉文輝之破壞

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參加「新德里會議」。會議決定修築自印度利多（Ledo）、經緬甸密支那（Myithyina）、至中國雲南龍陵的「中印公路」（該路線系英方建議）。3月份，中方測量隊開始勘測工作。但因英國政府無意固守緬甸（英方認為，與其固守緬甸，不如戰後用勝利條約不費一兵一卒收回），這一計劃在5月份隨著緬甸的陷落而流產。

緬甸失陷後，英國政府一度非常擔憂日軍進攻印度，且尼赫魯、甘地等印度政界要人均不願支持英國抵抗日軍，所以在1942年4-5月間，英國政府對「中印公路」經過西藏的問題，竟有了一次180度的大轉變。5月12日，英國軍事代表團代表Bruce將軍，對中國交通部部長張嘉璈建議：中印公路「愈北愈佳，最好中英雙方會同勸告西藏」。英方其實是希望在日軍進攻印度時，英印軍隊可以通過這條「中印公路」退入西藏，據險而守，而不致於全軍覆沒。

但隨著日軍無意進攻印度的態度日益明朗，英國政府的立場再次折了回去。1942年冬，在英方的煽動下，國民政府經過西藏的唯一一條依賴牲畜運輸少量藥品、郵件、汽油的「馱運補給線」，也被中斷了。有鑒於此，為維護主權並修築「康印公路」，蔣介石遂決定派部隊在1943年10月之前，「進駐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中印公路的第二次籌修。

然而，蔣的這一計劃，卻因西康軍閥劉文輝的阻撓而失敗。蔣本來密令劉文輝派出其下屬第24軍進駐昌都，以作威懾，配合中央的政治攻勢。但劉文輝不願嫡系部隊離開西康老巢，更不願個人實力因戰事受損，故對蔣的密令，採取了延宕和破壞兩種手段。

所謂延宕，用劉文輝自己的話說，是「將計就計，立即慨然表示接受這個任務，並擬訂了一個對藏軍事計劃，……依據這個計劃開了一個賬單，向蔣要槍械，要裝備，要經費，要物資，要擴大編製，要補充實力，並派當時二十四軍的參謀長伍培英住在重慶坐催，以促其實現。」這一獅子大開口令蔣介石極為頭疼。

所謂破壞，則是派人在重慶大肆活動，將中央的密令公開宣揚出去，且將中央的方針曲解成武力解決西藏（實際上蔣的方針是政治解決為主，武力威懾為輔），引來國際干涉。

至1943年5月，蔣介石不得不取消「進駐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決西藏問題」的計劃，「中印公路」第二次籌修也告流產，唯「馱運補給線」得到部分恢復。

圖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全家合影。劉在1942-1944年間，積極阻撓康印公路的修築

第三次籌修

史迪威與蔣介石各懷盤算

中印公路的第三次籌修，由史迪威主導，而非蔣介石。雖然史迪威有著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務，但其更關心美國政府在東南亞的戰略利益，故對國民政府途徑西藏的中印公路方案毫無興趣。1942年10月，史迪威與英國駐印軍總司令多次會談，雙方達成協議，由美國「負責修築一條公路，從利多下經胡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後與（中國境內的）滇緬公路銜接起來。」其後，美軍方面開始繪製路線圖和進行勘測工作，12月，公路正式破土動工。

史迪威對國民政府的築路計劃不感興趣，國民政府也對史迪威的築路計劃不感興趣（但提供了相當多的人力支持）。蔣介石更願意相信陳納德的判斷：

「史迪威……即便打開中印通路，亦需時甚久，要在一九四五年後，始能運入物資。以目前形勢來看，……不如加強中印航運噸位較為現實。如中印航運每月保持1萬噸運輸量，則可以滿足中國戰區的補給。現美援物資在印度堆積甚多，如加強阿薩姆飛機場(中印邊界的飛機場)，中印航運增至1萬噸，則毫無問題。」

後續的事實也證明陳納德的判斷是正確的。1944年史迪威收復緬北，1945年初，中印公路通車。從該年2月-7月，因路況極差（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史迪威修築此路的第一目的，是反攻緬甸，而非對華運輸，所以公路質量大多僅滿足前者有限的物資、裝備的運輸），該公路的貨物運量分別為1111噸、1509噸、4198噸、8435噸、6985噸、5900噸，總計2.8萬噸，與史迪威所承諾的每月3萬噸的運輸量相去甚遠。而駝峰航線在1944年11月份，向中國輸送了3.5萬噸物資，1945年1月為4.4萬噸，6月增至5.5萬噸，7月達到7.1萬噸。

基於這樣的一種判斷，當史迪威執著於在緬北開山劈石時，蔣介石仍在謀求將「中印公路」修進西藏。1944年9月，宋子文還曾如此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中印公路之修築，實有必要，惟本案之關鍵端在西藏，英國一向認我對藏只有宗主權，如先徵求其同意與協助，不免有承認英人在藏特殊地位之嫌．且證諸英國最近在藏之活動，可知英方對於此路之開築，必難贊同。目前孟拱起有鐵路接密支那，由密支那至滇邊甚近，英人自更可借口反對此路之興築。故目前似不宜先向英交涉。現在大理至麗江路基業已築成，由麗江至門工一段亦可儘先完成，將來展至藏邊時可再設法說服藏方，俟藏境築路無問題時，再向英方正式交涉，較為妥善。」

史迪威公路（蔣在驅逐史迪威之後所命名，以對美顯示中國政府之胸懷）通車後，蔣介石沒有辦法再向盟國提出修築途徑西藏的第二條「中印公路」的要求。中、英之間的公路風波，遂就此結束。

縱觀此事之前因後果，不難窺見當日中國之內憂外患何等嚴重——既要面對敵國之武力侵略，又要應對盟國之主權侵犯，且難以馴服國內割據勢力。

圖註：「史迪威公路」路線示意圖

注釋

《宋子文1941年4月11日呈蔣介石申電》，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1990，P76。《外交部長郭泰祺、交通部長張嘉墩為電復康印公路辦理情形呈蔣委員長電》，1941年7月23曰，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戰時建設》（三），P933—934。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藏 1937-1947》，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P197。同上，P202。唐縱日記，1942年10月21日。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11冊 第33輯》。另可參見：伍培英，《蔣介石假征藏以圖康的經過》，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33輯 第11卷》。杜建時，《抗日戰爭時期蔣美勾結與矛盾》，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57輯》。楊津濤，《「二戰最偉大工程」幾乎無用》，短史記第174期。《外交部長宋子文呈蔣委員長關於修築中印公路擬具向英方交涉步驟電》，1944年9月5日，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戰時建設》（三），P942。

附文

「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考

文| 諶旭彬

在民國政治人物中，四川軍閥劉文輝，至多不過是二流人物。終其軍閥生涯，除將鴉片生意做得格外紅火外，於治業上實在乏善可陳。其政治立場，亦頗多可議之處。

最典型者，莫如上世紀四十年代，劉任西康省主席，為鞏固個人割據，一再阻擾中央政府對康藏公路的勘探與修築。渾不顧中央擬築印藏-康藏公路，一者，乃是為增闢國際交通線以維繫抗戰前途——其時，滇越、滇緬兩條國際交通線已被日軍截斷；二者，乃是為削弱英國在西藏的存在，強化中央對西藏的影響。

劉文輝重教之傳言

近年來，劉文輝本該蓋棺論定的政治形象，卻忽然璀璨起來，成了「民國軍閥重視教育」的典範。這種突變，須歸功於劉在西康省主席任上的一句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被重新「發掘」。一批紀錄片人整理了民國電影人孫明經1939年拍攝的一組關於西康的紀實鏡頭，製成影片《世紀長鏡頭：電影膠片的記憶》，於2004年在央視《見證》欄目連續播出。其中提到：

「也許是有意為之，孫明經拍下了一組有趣的照片：簡陋的縣政府和豪華的學堂。當年縣長赴任時，帶著劉文輝的口令：政府建設不得好於當地的學堂，否則就地免職。」

其後，紙媒的跟進大致雷同，但在細節上變得更為具體。譬如某雜誌如此寫道：

「1939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攝製紀錄片《西康》，他曾驚訝地發現，西康校舍大多堅固寬敞，相比之下，政府機構破爛不堪。在影片中，孫老師使用對比剪輯手法，突化了這個特點。此外，他還拍攝了大量圖片，其中兩幅頗具深意。其一是德格縣小學生合影，背後是高大氣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點也不寒酸。其二是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縣政府不是大樓，而是石頭壘起來的平房，為了防止倒塌，兩條長長的原木支撐著它的前臉。如果不是孫老師做了注釋，今人很難相信，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機構。孫老師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時值「民國范兒」盛行，此類段子且有歷史影像為證，更增可信度，遂流傳開來，一發不可收拾。以至今日，凡談民國教育者，「縣長就地正法」的段子，幾成繞不開的「信史」。

該典故真的「有照片為證」嗎？

但「信史」不信。首先，孫明經所拍攝的照片尚在，但今人對照片的解讀，卻錯得離譜。

先看照片「德格縣小學生合影」。據縣誌，該校由德格縣長范昌元等創設於1937年，背後的建築物，不是什麼「高大氣派的校舍」，而是德格土司官寨，洛桑珍珠（邢肅芝）1938年10月在德格修行，曾遇到舊識、劉文輝部下軍官「章團長」前來公幹。據洛桑回憶：「章團長及其隨員都寄居在德格官寨子內。官寨子範圍很大，除德格縣立小學外，德格縣的保安團團部也設在裡面，大金寺的會議也在此召開。」

圖：德格縣立小學師生合影，1939年11月孫明經拍攝

再看照片「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確實，該縣政府相當寒酸。但須注意的是，孫明經註明該照片拍攝於1939年11月——義敦縣衙門於1918年被藏軍徹底焚毀，1919年該縣被撤銷，直到1935年才名義上復治，1939年6月才實質性復治，該年7月，劉文輝部營長龔耕雲率部到達義敦，開始修築縣政府，期間因地方實力派毛丫土司對「義敦復治採取抵制態度」，屢次發生武力衝突，直到12月，縣政府才基本修造完畢，義敦復縣亦正式完成——換言之，孫明經所拍攝的這張照片，實際上只是義敦縣縣政府尚未修建完成時的臨時辦公點而已。

圖二：西康省義敦縣長彭勛在臨時縣政府前，孫明經拍攝於1939年11月

「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一語，是否是孫明經當日親耳所聞，未能考證確切，因孫的西康之行的相關日記資料已然不存。但比對孫所拍攝的其他照片，可知此言，乃是虛語，則無可疑。下圖即是孫明經1939年拍攝的西康學校與政府機構的對比圖：

左上，修造中的西康省交通廳辦公樓，拍攝於1939年9月；右上，剛建成的省招待所籌邊別墅，孫明經等曾居於此地，拍攝於1939年8月。左下，康定瓦斯溝小學，拍攝於1939年9月；右下，白玉縣省立小學，拍攝於1939年10月。

劉文輝不重視教育，經費挪用嚴重

其次，劉文輝統治西康期間，並未對教育投入應有的關注。

自1927年統治康區，至1939年西康建省，再至1949年率部投誠，劉文輝統治西康長達20餘年。雖然劉一再對外宣傳如何重視「邊疆教育」，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卻始終少得可憐。

學者李亦人1937年、1939年兩度奉命赴康區考察並參與當地建設，於1940年撰成《西康綜覽》一書，概謂：建省之前，「川戰連年，西康教育經費大受影響」，以1938年為例，該年西康當局擬就的「教育計劃簡表」中，普通教育預算僅21萬元，特殊教育預算僅3.8萬元。再往前，情況更為惡劣。據學者楊仲華考察，「民國十六年（1927）二十四軍治康以後，…… 迄今（1929） 除康定、瀘定兩縣教育經費，由地方自籌外，所有西康師範學校，即各縣經費開支，年約八千四百餘元。」

西康建省後，教育狀況也未有大的改觀。1943年，西康省教育廳廳長程其保向中央報告：

「本省教育經費，僅占『省經費』總額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依三十二年預算，為五百萬元）；社教經費更屬微末，舉本年為例，全年僅二十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二元四角，僅占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四強，其中由中央補助者，有五千二百元，由省款補助者，為一千五百六十四元，余皆系縣地方款項支給。明年度預算略有增加，惟為數甚微，一時尚難達到預期目的。」

抗戰時期，一省教育經費，包括三大塊：省經費、縣經費、中央教育部撥經費。其中「省經費」，即每年省預算劃歸教育的部分。程其保該報告，實際上乃是含蓄向中央指出：西康全省實際可用教育經費，僅相當於預算中的「省經費」的25%-30%——1943年預算，「省經費」本該是500萬元（查西康省財政廳官方文件《建省後之西康財政》，1943年西康全省「教育文化預算」為677萬元，約佔當年西康政府總支出的7.7%，與程其保所言吻合），但程能夠拿到的全部教育經費，包括「縣經費」、「中央教育部撥經費」在內，卻不足150萬元。換言之，大部分的教育經費被挪用了。所謂劉文輝重視教育，不過如此。

玩宣傳，劉文輝是一把好手

一個長年挪用教育經費至巨的軍閥，因留存在舊影像中的隻言片語，反成後世最知名的「軍閥重教」典範，「宣傳」二字，功莫大焉。

論宣傳，劉文輝可算民國軍閥之翹楚，尤其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據其自述：

「抗日戰爭期間??我同知識界的進步朋友，聯繫日益廣泛，關係亦日益密切。」為營造輿論優勢，劉並糾合一批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秘密性的政治團體」，名曰「唯民社」，「由劉文輝為社長，李相符管組織，馬哲民管宣傳，邵石痴管財務；社的經費由劉文輝負責籌措。」其宗旨「主要是通過文化工作去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作鬥爭」，「先後辦有《唯民周刊》、《大學月刊》、《青年園地》（半月刊）、《民眾時報》（日報）、《華西晚報》??在成渝兩地出版。??此外，還在重慶辦了『文治出版社』，在成都開了『大學書店』??」（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

具體到西康事務。1938年春，劉曾親至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漢，熱邀學術界、文化界人士赴康考察，遂有該年夏「西康科學考察團」之成立。西康1939年建省後，類似邀請尤多。據曾受邀的文化人張央回憶：

「我們成立的《淺草》文學社和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學會得到了劉文輝200元錢的資助，我們一半寄去成都川大三立學會出刊三期論史說文，評論西康時政的《三立雙月刊》；一半留無錫出刊了三期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懷念康區的《淺草文藝》。」

所謂「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懷念康區」，正是劉之所願。大學文學社猶在其延攬範疇之內，余者可想而知。

「縣長就地正法」之說的源頭孫明經，亦是影像宣傳領域的佼佼者。孫當時就職的金陵大學理學院，抗戰期間，長年承接宣傳影片的代攝事務。據其《代攝影片章程》，除攝影機及攝影人薪金外，委託人「應擔任影片材料及其他一切費用」，且影片中，一般亦不出現「經濟合作機關」的名稱。較知名的業務，如受長沙錦華麗湘繡公司委託，攝有《湘繡與紙傘》，受煙台仁立實業公司委託，攝有《地毯工業》，受國民政府實業部委託，攝有《竹器》等。

1939年7月，孫受邀參加「川康科學考察團」，該團的公開資助者乃「中英庚款管理委員會」。但考察團僅運作了三個月，即因「糧食缺乏、物價奇昂」，原定10萬預算已「不敷甚巨」，而中途撤回。唯孫明經「自己花錢買了五匹馬，雇了一位藏族嚮導，帶上全部器材膠片，獨自踏上了甘孜之後的行程」。此舉耗資之巨，自不必言。「縣長就地正法」一節，正拍攝於這段時間。1942年孫明經在華西壩公映其西康系列影片，「請求重映者如雪片飛來」，其後，劉文輝親往金陵大學電影部參觀，並邀請孫明經再次入康拍攝。1944年，孫明經率團隊二進西康，但並無任何影像資料傳世。其時，西康之境，已遍地罌粟。

注釋

諶旭彬，《中印公路：蔣介石鮮為人知的盤算》，短史記第382期。《軍閥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 縣長就地正法》，《翻閱日曆》2008年第7期。邢肅芝（洛桑珍珠）：《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聯書店2003，P95。 賀覺非：《西康紀事詩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 ， 1988，P125-126。 李亦人 ：《 西康綜覽 》， 正中書局1946 ，P149-150。 楊仲華：《西康紀要（上冊）》，商務印書館1930，P174。 程其保報告西康省社會教育實施概況(1943)。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二)》曹春梅：《試析民國時期國人進入西康考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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